阅读3:孙志刚案:犯罪现场录像意味着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孙志刚在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黄村街派出所非法收容审查期间非正常死亡,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对此事的详细报道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响,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舆论根据报道的事实     

阅读2:孙志刚案件我们要注意什么?

孙志刚案件的真相据说已经侦察出来,主要是七八个被收容的人打死了孙志刚,与收容所的看管人员无关,他们的责任顶多是对孙志刚的收容不符合条件,责任是很轻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     

何必恨恨而死

古来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我们应该趁他们活着的时候问他:诸公,您知道北京离昆仑山几里,弱水去黄河几丈么?火药除了做鞭炮,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么?棉花是红的还是白的?谷子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草上?您在半夜里可忽然觉得有些羞,清早可居然有点悔么?四斤的担,您能挑么?三里的道,您能     

阅读4:关于孙志刚案及相关问题的五点思考

2003年4月25日,广州《南方都市报》刊发的长篇报道《27岁大学生收容所遭毒打致死》详细报道了一起严重的警察涉嫌犯罪、恶性侵害公民权案件。27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于3月17日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其后三天他历经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最后于2003年3月20日10点25分不幸去世。救治站说孙志刚死于心脏病突发,而孙     

蔡桓公因何而死

《扁鹊见蔡桓公》这篇文章,是在中学的课堂里读到的。故事的主人翁扁鹊,是春秋时的一位名医。一次他拜见蔡桓公,站了一伙儿,扁鹊说:“你有病在表皮,不治恐怕要加深。”蔡桓公说:“我没病。”扁鹊只好退出。蔡桓公对左右的人说,医生喜欢为无病的人治病,当作自己     

邱毅:我愿意为你挡死

从2008年1月的"立委"选战开始,邱毅就成为国民党团队竞选的先锋干将。他将自己定位为"手术刀"的角色,哪个选区国民党的候选人较弱,他就奔赴该区,揭发对手的相关弊案。如此一番争斗之下,他至少帮国民党在"立委"选席中拿到了之前绝无可能拿到的六席,可谓功勋卓绝。     

阅读1:应对挑战

一进入21世纪,一种新的语境开始紧紧地缠绕着我们:全球化。信息化、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比如网络,就在前几天,我们可能还觉得是相当遥远的事,今天却已是烽烟遍地,连乡下股民都知道买网络股。经济也好,科技也好,社会也好,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身为领导,在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中心,首先要做的是善于学习——不仅仅是自己学习,还得带领一个团队共同学习。然后是创新,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创新活动,还得带领一个团队共同创新。这,恐怕是21世纪领导必备的基本素质,不具备这些基本素质,就可能被淘汰出局。说起来是有点残酷,不过,谁让你是领导呢!     

如果我死……

<正>都说人生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而我以为,那是对整个的人类历史而言的。对个体生命来说,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不论你荣华宝贵,还是穷困潦倒,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不过咫尺之间。如此说来,需要那么在意长寿与否么?需要在生命的自然延伸中那么在意世俗的评价么?     

阅读1:为官 为学

在传统中国,官员与学者身份的确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科举制度,几乎都能使成功的学者找到一条通达的仕途路径。政、学分家,“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这还是晚清一些有识之士的见解,至少孙中山先生曾有过十分明确的表述。只是作为政治家以及近代知识者的孙先生,在教诲学生走专业化道路的时候,不曾说清一点:有些“大事”,“非大官”不能做。尤其是安邦定国,或者政权建设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时,不当官的读书人,可以“立德”、“立言”,却很难真正“立功”。这一点常常成为扩大政治权威与知识集团距离的一个重大原因,官员固然看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看不起官员,起码表面上形成了两种读书人之间的对峙。我们希望官员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但我们也知道政治运作同样是一件相当不简单的事情,需要也值得全身心投入。伟大如毛泽东者,兼禀着杰出的政治智慧和理想的文化品格,他的历史贡献使得“毛泽东”这一称谓,曾标志和代表着某种普遍的价值取向、思维形态和行为机制的完整过程。这是伟人的业绩,不可能拿着这样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官员。当今变革的时代,政、学两界载负着太多的社会责任和人间情怀,在人们对官员的素质亟待提高的众多议论中,在现代学人依旧不时隐隐流露出“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的卧龙式自负中,我们不禁思考:官员与学者之间除了各种各样因时代条件变化而不断选择的沟通范式外,怎样寻找一种共通的智慧?     

阅读1:网络:没有重量的空间

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像科技那样让人类着迷和惊叹: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也不仅仅是福祉的增长,还有震惊、迷惑与不安。拉里夫·赖在《和未来相撞》一文中曾说:“任何人,即便是现代科学家中最有人才的人,也不能真正地知道科学会把我们引到哪里去。我们乘着火车奔驰着,速度越来越快,路轨分叉越来越多,方向不明。驾驶室中没有科学家,每一个指针的背后都潜伏着危险。社会的一多半人都在最后一节车厢中向后看。”十几年过去了,科学更加昌明,迷惘却越堕越深。尼葛洛庞帝说,我们已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这是一个与原子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之一是:“上网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比尔·盖茨语)。这句俏皮话让人颇费猜疑:网络时代,狗可能进化为人?人可能退化为狗?抑或是人与狗可能走向同构?看来,对科技作人文的拷问永远是合适的,否则,在科技巨人面前,人类可能沦为株儒。失却了人文精神的滋润,难保不会有一天,人类在网上与狗共舞。     

阅读1:换位思考:企业家与官员

面对普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实和责任,企业家是否拥有自己虔敬的政治期待?应该是有的。在西方,没有一个资本家会告诉你说,他是为利润生活的。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商人的伦理也不是金钱至上的。中国传统中有“义利之辨”。商人精神里包含着“济世”的使命感,更有所谓“儒商”和“商而优则学”,近代中国有许多人奉行“实业救国”的理念。当代中国更有许多人是“弃官从商”,因为谈改革不如干改革,他们干得很成功。中国人从骨子里潜孕着“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一个人有了一些社会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他就可能从传统中很自然地接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义承当。当然,企业家还是企业家,他们造福社会的方法就是把企业做好。一些企业家不说企业家该说的话,而是动不动就唱高调,办企业不是向市场看齐而向政治口号看齐,这一类型的企业家事实上是最缺乏理想和政治期待的。做企业的人清楚,单纯的经济环境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出完善的公司,公司的合法结构和它的目标依赖于商业文化和商业的组织结构,而这些东西又依赖于更广泛的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精英的文化价值观念。因此,企业家有理由希望企业、社会和政治之间在信念上形成相当同质的期待。     

阅读1:职位分类职级对应

今年4月27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是建国50多年来我国第一部有关公务员管理的综合性法律。它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管理纳入科学化、法制化轨道。该法对公务员的职位分类、录用、考核、职务升降、奖励、惩戒、培训、交流与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休等具体事项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公务员的职位分类、职级对应是进行科学的公务员管理的起点和基础,是该法的亮点之一,它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的重大转型。第一,公务员的职位分类。该法在对国家机关的职位进行充分调查…     

陈布雷:不得不死

<正>从政不是他的始愿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陈布雷其人与事,仍不能简单地从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这一特殊经历来加以解读,从他的回忆录以及诸多友人的怀念文字中可以知道,他本人由新闻记者而从政,     

阅读1:新世纪与我们的指导思想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人们在回顾和前瞻。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中的命运表示关切,是很自然的。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是在曲折、反复中前进和发展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就是一部低、高潮迭宕起伏的历史。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其固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且在日趋激化,正面临全球性危机。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便是不可避免的。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基础。马克思在总结工业文明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同时,对其内在矛盾及消极后果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从中指出了一条使人类从物化世界支配下的困境中解放出来的合理道路。今天,这个批判意识仍然保持着时代的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正面临一场新的革命,正在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必须用尽可能多的知识来武装自己,方可不落后于时代。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是新时代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对我们的实践有着巨大指导作用,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一定能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新世纪必将是马克思主义大放异彩更加辉煌的世纪。     

阅读1:教育不公正及其恶果

每年的高考前夕,总有一个话题让人津津乐道。那就是京、津、沪发达城市的高考录取线,总是令人吃惊地低于其他城市。这和人们的直观判断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按讲发达城市的教育条件远远高于其他省份城市,考生的综合素质也该高于其他城市(实际上,这一点正是京、津、沪地区高考录取线低的主要理由),却为什么偏偏可以书念不好,书念不好还可以上重点大学。这种向发达地区倾斜的政策性特权,引发了许多人不惜重金把孩子的户口落户京郊,然后在原地区参加高考,以期分享户口特权的一杯羹。事实上,这种户口特权带来的受教育权不平等只是整个教育不公正的一个非常次要的背影。教育不公主要表现在基础性的义务教育上。首先,对农村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国家投在京、津、沪每个中小学生身上的人头费是偏远落后省份的几倍,义务教育的基础性投入基本上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虽然各地政府也多方努力,“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基层财政实际上不堪教育的重负,最穷的依然是教育,最苦的依然是孩子。其次,城乡壁垒下的流动儿童受教育权严重不平等。据调查,京、津、沪等发达城市外来的流动儿童人数已达数百万人、这一群体的受教育遭遇种种歧视与困难,适龄儿童入学率低、辍学失学严重。再次,在教育总的投入上,国家也更偏重于精英教育,而对基础教育则更多依靠县、镇财政。由于县、镇财政普遍比较困难,造成基础教育不完善,基础不扎实,从而直接影响了我国整体的劳动力水平。现在我们都在大谈教育产业化,其实,这里有个分类指导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教育都可以产业化,也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宜提倡产业化。对于那些基础教育范畴,那些贫困地区,国家应当义不容辞地担负起重担,使教育真正成为公正的发展动力。     

阅读1:冷静看待中国社会形势

社会形势,就当前而言就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状况。对社会形势的不同看法、不同判断,关系到政策的制定、人心的稳定和对工作绩效的肯定或否定,关系到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关系到我们的认识水平和政治鉴别力,关系到我们未来的行动走向。倘若错误地估计了社会形势,如同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就会“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后果不堪设想。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反复向我们昭示了这一点。领导干部作为管理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对社会形势的看法在社会各阶层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鉴于此,“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先后于1997年底和1998年底,对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了社会形势问卷调查,样本分别为220人和121人。古希腊有一座城市,叫德尔菲,是阿波罗神殿的所在地。由于阿波罗神殿的神谕威信极高,该城就被认为是预言家们活动的场所。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预测方法,由于其预测的准确性高,因而被称之为德尔菲法。德尔菲法是一种集体预测性调查法。其具体步骤是:第一步,预测机构将要预测的问题写成含义明确的调查提纲,分别送给经过选择的专家,请他们用书面形式作出回答;第二步,专家们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各自独立作出回答,以无记名的方式反馈给预测机构;第三步,预测机构汇总专家们的意见,进行定量分析,然后将统计结果反馈给专家;第四步,专家们根据反馈资料,重新考虑原先的预测意见,既可改变也可坚持原来的看法,然后再以书面形式反馈给预测机构。这样循环往复,经过三四轮反馈,预测意见就逐渐趋向集中,最后形成结论。下面的几篇文章,主要是根据1998年底的调查结果写成。按照德尔菲法,我们对中国社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进行到了第三步,第四步就交给读者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