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三教关系与唐代儒学的兴起

隋唐时代,儒佛道三教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融合。它给儒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与观念。儒家道统与心性传统的重新树立,成为当时儒家兴起的重要成就与标志,同时,儒家还开始了从传统儒家资源寻找自身发展动力的成功尝试。这些说明,儒学在唐代的兴起,对佛教与道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近年来关于唐宋文士与儒学研究的综述

近年来,关于唐宋文士与儒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士与文化,个人与儒学,文士活动与心态,文士、作品与创作,传统儒学。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开始注重将文学与儒学结合,使彼此都得到深化;第二,选取角度与方式多元化,令人耳目一新;第三,对某些“定论”式问题能予以再思考。问题在于,“述而不作”的情况时常有之,即启用了新材料,变换了新方法,最终却未作理论提升或价值判断,仍旧迂回至旧有的观点。学界有“论据比论点更重要”的说法,但仅凭转换语境与表述方式来充实研究还是不够的,仍需在“深度”方面下功夫。     

唐代前期之儒学

儒学是传统国术,它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学所倡导的价值观被统治者高度提倡和重视,成为我国传统农业时代的指导思想。魏晋以来经学南北分立,玄学清谈之风的兴盛等对经学发展产生了不利因素,大唐帝国很快认识到统一学术文化的重要性。统治者重视儒学的研究工作,形成了开放、自由的学术研究空气,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儒学研究成果。     

西学东渐与儒学转型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主要方向。西学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给传统儒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也为先进知识分子吸纳外来思想的优秀成分,改造儒家思想体系,促进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提供了契机。回顾西学东渐与儒学形态的转换,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近代以来儒学的发展状况,而且对当今文化多元化状态下探寻儒学的发展路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再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

柳宗元对唐宋思想转型和宋明儒学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主张“宣涤凝滞,统合儒释”的开放创新道路,倡导“文以明道”的古文运动,发扬由我而得圣人之道的义理学;另外,在柳宗元看来,儒释相通、儒道相融、儒子相蓄,主张以宽广的胸怀凝聚诸子学派之精华。同时,他在气化本体论、天人关系、人性论和理想人格等方面对两汉以来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提出了元气自动说和“天人不相预”,主张人性“自然”论,倡导理智和意志相结合的理想人格论,积极应对佛教的挑战,对理学的发展和儒学的复兴起了链接作用。     

高丽中期儒学的心性论倾向研究

高丽中期儒学中重视心性学的倾向首先是在私学教育中表现出来的。其次,在宋与高丽使臣、儒生的交流中也有不少证据表明,高丽中期的儒生和官僚阶层对北宋新儒学重视心性学的学术思想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再者,这种重视心性学的倾向在宫廷举行的经典著作讲论中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高丽中期出现的重视心性、义理的思想倾向体现了高丽儒学的新发展,在韩国儒学史上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心性儒学”中心性与治道的互动——虚与实的辩证

当代儒学中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表面上看,是儒学中的孟子道路与荀子道路之争。但由于荀子及其公羊后学的现代继承者所阐述的"政治儒学"存在着内在矛盾与根本缺陷,并残留着自标的"贤能"、其实不过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精英"对普通公民无根据的优越感,以及对普通公民养成独立、自主健全人格的忽视,这一论争远未达到"孟荀之争"的高度。就目前来看,心性儒学所内涵的"虚"与"实"的辩证与互动,即"虚以控实"和"实以显虚"的两往还,是儒学在当代的生命力所在,代表着当代儒学发展的新趋向。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东晋儒学新变与陶渊明思想

汉末至东晋,荆、江地区的儒学传统是“兼容博宗”、“慕通义理”,传统观念中“仕”与“隐”的对立一度趋于淡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陶渊明的思想也由先秦“原儒”的“复古”发轫,沿着“黄唐”之情一路衍生开来,在对“真淳”之世的追忆中寻找着“任真”与“守志”的平衡。     

两宋道学各学派的形成及其对儒学的贡献

北宋时期,经过周敦颐、邵雍和张载的铺垫,程颐、程颢在与王安石新学的互动中初步勾勒出早期道学的轮廓,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人进一步将道学推向了高潮.两宋道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圣之学,并将内圣作为外王之本,进一步致力于实现外王的理想,从而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略论初唐的儒学

从儒学发展的角度,运用综合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初唐儒学的特点,认为唐初统治者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儒学的推行具有全方位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与后来宋代儒学的比较来看,唐代儒学还具有不够精微、对思想控制尚不够严密的特点。因此,研究唐代儒学,既要看到唐代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又要看到儒学发展的时代性特点。     

安史之乱前后的儒学复兴思潮与文体革新

唐代儒学日趋衰落 ,但安史之乱前后 ,又出现儒学复兴思潮 ,这种思潮是推进文体革新的直接动力。儒学复兴的倡导者萧颖士、李华等人都明确地提出了文体复古的观念 ,即为文效法魏晋以前 ,创立一种骈散相间 ,句式灵活 ,适合于阐扬儒道的新文体。     

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儒释道三教与唐初政治

唐初统治者立足于社会政治经济所采取的兼容并蓄、一切皆可为我所用的灵活务实的宗教政策,一方面为唐代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儒释道三教为排次第,积极向政治靠拢,又相互借鉴,各教的世俗化日渐明显,儒学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并进一步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基本完成,道教也空前发达。     

唐初八史与唐传奇的兴起

唐传奇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唐初八史对它的影响很少为学术界所关注.唐初八史浓郁的小说色彩对唐传奇的产生有一定影响;唐初八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直接为传奇作者取法;而唐初八史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二者兼容的叙事模式,为唐代小说叙事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唐传奇叙事强调虚实结合就是这种作用的直接结果.     

元初新旧儒学之争及其特点

元初儒学新旧并存,相互斗争。理学家们对旧金学风提出了尖锐批评,而力倡行道;旧儒学人士出于学术惯性和现实利益,对理学也大加反对。由于异族统治、科举未复等等因素的影响,这种新旧儒学之争具有与宋金时期不同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