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

有效的政治传播是有效治理的基础,无效的政治传播则是无效治理产生的根源,其中,相对无效的政治传播引致相对无效的治理,绝对无效的政治传播则导致绝对无效的治理。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实践中,政治传播的失效引发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任赤字,并成为引起部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失序的重要原因。信息通道的缺失是导致政治传播在部分边疆地区相对失效的原因,也是通过改进政治传播来改善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的关键。     

内涵及法益重塑视角下再论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

我国《刑法》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主要体现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专门罪名的适用,这些罪名中“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下与网络谣言同义,但网络谣言的内涵有未经证实性说和虚假性说之分,前者有内在缺陷并将引发诸多法治和社会问题而应被摒弃,应采用后者解释“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并以此重塑网络谣言的内涵,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采取配套措施予以保障。作为替代措施,公安机关可在谨慎、保守的前提下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未经证实的信息认定为网络谣言而对行为人进行治安处罚。可根据虚假性说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特定公共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恐怖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和精神安宁权。以此方式可进一步在网络谣言领域实现刑法治理的法治化和合理化。     

社交媒体与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构建

社交媒体在我国发展迅猛,政务微博顺时而生,成为我国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先行者。我国的政务微博在政府信息公开和网络谣言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其运营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不断更新,政府要构建WB2.0时代政务传播开放体系就要适应社交媒体"话题"模式,合理布局定位各类社交媒体在政务传播中的作用。同时,政府要塑造体制内网络红"V",破除网络谣言,引导网络舆论。     

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治理

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成为谣言生成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与载体。网络谣言传播具有匿名性、时效性、多因性、蛊惑性、双重性和重叠性的特点。网络谣言的传播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危及社会稳定、不利经济发展、有损他人利益、削弱核心价值观、降低政府公信力、弱化公民信任感。认清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和负面影响,有利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治理网络谣言应及时公开信息、依法治理造谣传谣行为、加强网民的宣传教育、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     

网络谣言型涉众事件：传播机理、罪罚及调整

在网络公共秩序现实化治理的新常态下,网络谣言型涉众事件的弊端愈加凸显于公众视野。首先应当明确网络谣言不同于虚假信息,公共秩序不同于社会秩序,涉众性事件不同于群体性事件。从传播行为和刑法立法的精细化角度分析,目前传播学界、刑法理论学界及其立法学界常常将两者予以混淆,导致归责层面存在着网络谣言认定范围的过窄、保护法益类型化的扩大、罪名适用的交叉模糊、主观罪过的同一框定等困境。为此,有必要在传播行为的多维度解读下,革新网络谣言型涉众事件的刑法评价模式。     

微博传播条件下的拟态环境研究

在微博传播时代,新闻信息的发布已经变得非常简便和自由,微博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关注,起到了良好的传播信息和舆论监督作用。但是,大量微博谣言的传播,也形成了虚假的"拟态环境",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分析微博谣言形成的原因和传播特点,创新微博管理机制,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使"拟态环境"更接近于真实世界,是当前网络新闻传播的当务之急。     

网络流言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流言正在对政治传播系统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网络流言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政府应该从正反两方面认识网络流言.政府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区别对待网络流言和谣言,善于利用网络流言的舆论监督功能了解民情,及时监测舆情,把握先机,避免流言向谣言转化.在实际工作中要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落到实处,有效应用政务微博等新媒体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     

制度建设何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从价值功用到建构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社会稳定直接关乎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优良治理的最佳策略。制度体系因其结构特征和构成逻辑所显现的耦合效应、嵌套关系、吸纳能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使其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之中。制度建设之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价值功用主要体现于: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形塑社会秩序基本样貌。也因此,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制度建构应该着眼于: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政治信任、以制度资源推进认同整合、以制度吸纳促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与协同治理。这既是化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策略,也是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逻辑。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中的民族因素论析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除了具有网络舆情共有的开放性、交互性、聚焦性、即时性等特点外,还具有反应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民族性、敏感性、政治性和跨境复杂性特征。其中,民族特性是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的突出特征之一。分析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指涉的民族特性,辨析边疆民族地区舆情传播的民族因素及其社会影响,是认识和引导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的一个新视域。要以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空间、传播主体、传播客体和舆情消减话语的民族特性作为重要参照,正视"民族特性"对于网络舆情的影响,采取切合民族社会实际的引导策略。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之比较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明清统治者吸收了以往历代统治经验,十分重视教育在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过程中的作用,将教育视为治边重要方略。适应于边疆与内地联系愈加紧密的历史趋势,清朝在云南边疆举办教育的力度超过明代,各类学校的设置范围更广,尤其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大量开办义学,成为清朝云南边疆民族教育的显著特点。明清云南教育的发展,在传播中原儒家文化,推动边疆民族社会发展,促进边疆社会内地化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谣言的现状及问题反思——基于“打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研究

文章通过对网络谣言与政治沟通内涵的分析,指出公众参与和信息沟通分别是政治沟通的理念与机制,阐释了二者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意义,由此揭示出政治沟通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以政治沟通理论中的信息沟通与公众参与为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分析,对地方政府“打击网络谣言”的现状作出检讨,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地方政府网络谣言治理的根本出路.     

基于政治安全视角的网络谣言治理

虚拟社会的繁荣兴盛带来了网络政治的迅猛发展,其独特的吸引力以及虚拟社会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导致谣言开始借助网络渠道进行传播,对国家的政治安全形成了严重冲击,消解了政府的公信力,弱化了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扰乱了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因此,需要从政治层面探究网络谣言的成因,通过加强对新型虚拟社会组织的管理,对政府主体行为进行规制,提升社会公众的网络政治素养,构建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良性互动,健全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等途径,在多种主体的共同参与下运用多种策略实施综合性治理,才能达到对网络谣言有效治理的最终目的。     

中国政务微博发展对策研究--基于2014年的数据分析

2014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发展的节点。总体而论,其规模、格局、政府参与度和信息传播效果等,皆超越往年,基本实现“软着陆”,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石。但是,治理理念相对滞后,区域、部门及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官民“互粉率”偏低等问题依旧存在。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政务微博的发展对策：一要提升认知水平,基于“国家公民”双本位的互联网政治新格局,明确主客体关系,重建治理结构;二要“去科层化”,超越传统治理模式,彰显网络技术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的功能意义;三要整合政治资源,增进专家治理的力度;四要妥善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优化治理生态,大力培育社会治理新元素;五要加紧升级农村硬件系统,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差距,力求均等化治理;六要根治现代公民的政治冷漠病,积极建构“政府公民”的互动互信关系。     

网络政治谣言的治理困境、成因与路径选择

网络的日益普及,为政治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宽广、便利的平台,对政府的舆情引导、信息管理,媒体责任道德及民众的信息甄别等多个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政治谣言的泛滥,对社会政治文化、民众政治心理、社会政治稳定甚至国家政治安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应通过自身主导作用的发挥,与公民和媒体联手,提升自身公信力、疏通官民沟通渠道、完善监管与法律体系、重塑媒体责任、引领公民政治参与素质提高,使网络更好更多地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服务。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公共性、地方性与多元社会协同——边疆多民族地方的社会管理探析

地方性是边疆民族地方社会管理公共性之所依。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中,政府的主导地位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容质疑,但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提高公民的参与性,进一步加强社区组织的建设与管理,有助于增强社会治理管理模式中"社会"的作用。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促进社会管理主体间的良好互动,促进社会协同,可以真正实现社会管理的有效性。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见与不见：再论韩复榘与山东新生活运动

借新生活运动加强专制统治的山东韩复榘政府，在社会问题的整治上颇为用力，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然而长期以来史家和坊间在评论韩复榘的时候，不是着墨于其政治生命后半程“印影”，就是湎于渲染韩的各版本“闹剧”的生产。尽管韩复榘的新生活运动呈虎头蛇尾之相，但即便摒弃后现代史学中的断裂地方史、小叙事的范式，史者也应有义务继续加力破除笼罩在韩复榘式的历史人物身上的流言，更客观地“见”他们曾有的“虎头”。     

浅析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下的政府治理理念创新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更多的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生活,这对于我国各级政府治理理念提出了新要求。通过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解析和参与动因分析,提出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下政府治理理念创新的路径选择：政府合理地扩大其管理半径,提高其管理效率;有更强的回应力,回应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需求;政府自身角色的转变,处理好网络话语的主导权;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挑战与政策选择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现代化。其价值在于促进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水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挑战;二是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民主政治诉求的挑战;三是工业化、全球化及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为应对挑战,政府应当做到：更新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合作共治;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促进公共服务提供;完善公务员制度,引导公务员转变观念和行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和社会风险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