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370家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选取2015—2020年数字创意产业的上市企业数据,就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激励效应”;数字金融通过缓解金融错配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即“数字金融-金融错配缓解-企业技术创新”的传导渠道有效;完善的制度环境会加剧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缓解传统金融供给带来的“属性锚定”问题。     

浅析区域创新体系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影响

通过对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各种因素进行整合,认为企业对技术创新收益的预期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最根本的动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需求和所拥有的实现创新的能力资源是影响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内部因素,而市场环境、科技水平和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则通过作用于内部影响因素来实现其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影响.区域创新体系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环境、技术扩散、政策环境等方面.     

所有制差异、FDI与技术创新——来自中国省级水平的经验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基于system GMM估计方法,从所有制差异角度分析了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在某些领域,FDI对国有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进一步分析表明,FDI对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通过其与R&D交叉项得到了增强,这意味着非国有企业有很强的吸收能力,能够成功吸收FDI带来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了技术创新,部分国有企业的吸收能力较弱,没能通过R&D途径有效吸收内含在FDI中的先进技术而促进其技术创新;第三,只有当内资企业对先进技术拥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时,FDI才可能对其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文章还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吸收能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政策激励与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实现创新质量赶超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8年期间37个制造业数据,考察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下政策激励和金融支持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政策激励和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所有权性质异质性,在国有行业中,国有属性抑制的存在使政策激励和金融支持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失效;在非国有行业中,政策激励对技术创新质量产生负向的被动实施效果,但是政府主动筛选机制能够中和政策对技术创新质量的负向激励;金融对技术创新质量的提高始终存在正向支持作用。要实现创新质量弯道超车,离不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效合作。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减税降费政策背景,研究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存在差异影响,表现为显著促进了探索式创新,但对开发式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同时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和“员工激励效应”对探索式创新产生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     

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通过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以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且企业所处地域数字金融水平越高,其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控制水平的效果越显著,相应地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也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对实质性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基于此,企业应努力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上市企业信息透明度的监管,政府需加强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以助推我国上市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能获得价值回报吗？ ——基于技术创新和融资约束双视角

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了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促进效果在不同产权性质和行业竞争中呈现显著差异,国有企业组慈善捐赠行为的价值提升效果不如非国有企业组显著,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慈善捐赠更能促使企业价值的提升;技术创新在慈善捐赠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融资约束负向调节慈善捐赠的价值创造效果。据此,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融资方式与规模,使捐赠决策取得预期效果;政府应以产权性质与行业竞争为抓手,解决企业创新发展难题,并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交流,引导其向“专精特新”发展。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视角下的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来自江西省工业园区企业的调查数据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别以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成立年限为调节变量,探究智力资本构成要素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路径的差异情况。研究表明:(1)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效应;(2)当以企业产权性质为调节变量时,在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路径中,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且国有企业尚未发挥人力资本的创新驱动作用。结构资本路径中,非国有企业的创新驱动作用小于国有企业;(3)当以企业成立年限为调节变量时,人力资本只在企业发展较成熟阶段才对创新绩效发挥显著驱动作用。结构资本仅在企业初创期对创新绩效有显著作用,而关系资本开始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是在企业初创期之后。     

组织变革背景下员工创新行为研究

员工的创新行为是组织创新及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当前,组织变革越来越趋于常态化和复杂化,在组织变革的背景下员工对变革结果的预估对其创新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以9个城市40多家组织的员工作为研究对象,并对问卷所获得数据进行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员工对变革结果的预估中,变革预期收益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变革预期付出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变革情感承诺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变革预期收益与变革预期付出的交互会显著影响变革情感承诺。     

产权性质、控股股东与企业自主创新

为研究产权性质、控股股东与企业自主创新三者的关系,以资源基础、动态能力理论为依据,运用泊松、负二项、Zip和Zinb等四个模型,对2006-2015年深圳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进行回归分析,发现:(1)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投入之间呈U型动态关系,具有激励与侵占双重效应,而在创新活动产出方面,上市企业控股股东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出影响主要表现为侵占效应,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这种掠夺效应会更显著,进而导致创新效率下降;(2)不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控股股东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出均表现出侵占效应,然而与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持股相比,非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持股对技术创新活动更具抑制效应.显然,非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产出有促进作用.     

论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政策工具的机制检验、政府行为差异下的异质性特征

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探究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正向推动作用是通过政府补贴、信贷倾斜、税收优惠(以上称为“资源补贴”工具)及行业准入制度等四种政策工具实现的。第二,“资源补贴”是通过提升R&D投入这一中介机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而行业准入制度是通过推动行业内部形成竞争市场结构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三,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面临政治考核压力而追求短期利益时,产业政策的“资源补贴”工具失效,但行业进入制度依然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此外,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大。建议把握好政府介入市场的方式,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和加快地区市场化改革,使其与构建功能型产业政策相匹配,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     

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现状和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分析,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3种形式创新出发,考察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估算了不同形式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均得出,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升级,而且还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间接效应驱动了制造业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均能驱动制造业升级,而投资增长对制造业升级并无显著作用。     

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

美国和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政府的制度安排是企业技术创新得以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鉴于企业技术创新所固有的特征、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国政府应通过建立健全产权制度、专利制度、金融制度这三种关键性的制度机制,有效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些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在于：产权制度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动力机制;专利制度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保护机制;金融制度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机制。     

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影响——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政府补贴一直是政府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新能源企业是我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治理的关键主体。为了驱动新能源企业的创新发展,政府通过一定的创新补贴予以刺激,而政府创新补贴发挥效用如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企业所处创新环境,以我国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方法,从创新投入和双元创新两方面探究了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创新补贴对我国新能源企业的创新驱动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相对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激励效果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双元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2）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够强化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激励作用,非技术型新能源企业对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更为敏感,创新环境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投入和国有企业双元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3）相较探索式创新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利用式创新的激励更为显著,创新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敏感。     

终极控制人、高管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

基于古典代理理论和行为代理理论,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具有不同产权性质特征的公司其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更加不同.本文选取了2006-2010年我国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16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的当前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呈显著的负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呈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运用股权套现对削弱股权激励当前价值、预期价值或对公司技术创新有影响作用.而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当前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作用更强,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弱;地方性国有上市公司较中央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当前价值对技术创新的负向作用更强,预期机制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弱.     

不同体制下企业创新行为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比较

企业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持久动力。企业的创新行为主要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企业的制度创新。文章在对企业创新行为动机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同环境下企业创新行为差异的理论根源,并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为代表,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创新行为差异进行了实证比较。     

经营杠杆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为检验经营杠杆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检验经营杠杆与企业创新投入、产出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经营杠杆对企业创新投入、产出有显著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经营杠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更敏感;经营杠杆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显著;无论是小型还是大型企业,经营杠杆与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经营杠杆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仅在大型企业中显著。研究结论对企业决策层正确认识、合理利用经营杠杆的创新驱动作用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也为不同规模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激励提供了新的启示。     

绍兴制度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推进企业产权制度创新、政府公共服务制度创新和行政化制度创新,是形成区域发展“绍兴模式”的活力源泉。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新阶段,政府制度创新的重点应在弥补市场失灵、改革城市二元制度结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加强制度实施机制建设上,并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努力实现制度创新的帕累托改进。     

光伏企业融资渠道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经理人创新管理能力的调节效应

双碳目标下，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高质量技术创新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的重要条件。但高质量意味着高风险，企业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还需要良好的对技术创新的管理能力。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五国光伏上市企业为例，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的角度，揭示经理人技术创新管理能力在股权、债权融资对光伏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影响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由于投资者渴望规避高风险，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对技术创新质量均有负向影响，且债权融资比股权融资的负向影响更大；但如果经理人对技术创新活动有较好的管理能力，就能在企业创新的不同阶段有效缓解上述不利影响，甚至可以引导股权融资对创新质量发挥促进作用。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从企业经营和政府部门制定政策两方面给出提高光伏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