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动因新议

清初的国内政治、国防形式以及西南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雍正朝加强对西南的治理，认为雍正朝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防御西南地方势力转化倒戈，策应漠西蒙古南下，以巩固清朝内陆边防之需要。     

清代鄂西与川边改土归流之比较研究——以容美土司与德格土司为例

土司制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民族政策,它是一种过渡性的管理策略,因而改土归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清代的改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实施存在着地域、民族间的差别。从鄂西、川边地区的改土归流运动来看,二者同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但改流的背景、目的及影响却大不相同。以史为鉴,鄂川两地改流的比较研究或可为我们当前民族地区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论改土归流的复杂因素——以鲁魁山之乱与清雍正改土归流为例

改土归流应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之下,作为社会治理措施之一来认识。基于对鲁魁山自然人文的考察,结合档案文献,梳理鲁魁山之乱与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之间的关系。鲁魁山区域作为明末清初期间长期动乱的区域,康熙中期的招抚未解决鲁魁山之乱。雍正初年在高其倬的主导下决定根绝鲁魁山之乱。鲁魁山之乱的残余势力进入滇西南土司区域,使高其倬决定对威远州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作为鲁魁山之乱善后措施提出的,随后被推广到其他区域。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拓进中的回望：美学本体论的发展历程与终极形态——兼论“本体论美学”向“存在论美学”的转型

美学本体论问题的发展态势在美学史上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即经由以“客观论”和“主观论”为主流的两个阶段之后，最终走向符合美学特殊性的“主客二元合一论”阶段。美学本体论之所以走向这样的终极形态，根本原因在于美学的原始根基乃是“感性学”。明辨美学本体论问题的特殊性状与发展走向，对于深入全面地探讨美学史和美学理论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探讨当前美学理论形态逐渐从“本体论美学”向“存在论美学”转型的问题，都很有必要很有裨益。     

论明代“理苗”之失——以铜仁府“苗患”不绝为例

明代的铜仁府自置府之日起，一直“苗患不绝”，两百余年间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为此疲于奔命，糜费资财无数。究其原因，全在于明廷在理苗上存在着两大失策。从战略上看，明廷一直被动设防、被迫迎战。从战术上看，明廷未能主动收集和积累“苗疆生界”内的苗情资料，沉溺于与“苗疆生界”内苗民拼人力、拼物力的呆板战法。这两大失策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有明一代，铜仁及周边的湖广、四川接壤地带战祸连连，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最后不得不采取围绕苗疆修筑“边墙”被动退守的下下之策。     

“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探析——兼论行政管理模式设计的人性论基础

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大都是以“性恶论”作为理论支持的，文章在对过往各种“人性论”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为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提出了全新的人性论基础。     

风俗变异的心理阐释——“改土归流”时期湘西地区土家族风俗突变现象研究

改土归流时期，湘西地区土家族风俗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突变，这在人类风俗史上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范例。本文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发生的心理根源进行探讨，认真地分析了导致这一风俗突变现象发生的主导方面的政治心理动因和接受群体方面的心理动因，并认为，当人类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力量影响下，情感、观念、意识等方面发生转变后，其风俗就有可能发生范围及程度不同的突变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