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逻辑框架：制度环境·主体类型·实践方式

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是推动养老服务多元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基于参与式治理理念,可从制度环境、主体类型、实践方式三个方面构建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基本逻辑框架。从制度环境看,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具有宏观制度环境开放鼓励、微观制度环境渐趋宽松、制度执行环境模糊约束的含混性特征,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才能更好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主体类型看,参与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主体类型可以划分为养老服务供给型社会组织和支持型社会组织,分别强调其专业服务优势和多元资源支持。从实践方式看,社会组织主要通过承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机构养老服务、开展志愿养老服务、组织互助养老服务等直接方式,以及政策参与、资源动员、行业自律等间接方式参与养老服务建设。     

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改革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指的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或团体、政府、志愿组织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从而影响资源分配、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参与式治理"是对"多中心治理"的超越,是在治理过程中注入了民主的元素,是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与治理的结合.参与式治理有一个从影响决策到参与决策再到参与治理的演变轨迹.参与式治理要求政府重新定位其职能和角色,转变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使之从单向度的权力运作到双向的互动协作.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层面入手,转变政府决策过程,优化政府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改革.     

激活公共性：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基于H市M区“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案例分析

如何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当前摆在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面前的重要现实议题。从公共性理论视角出发，对南方N省H市M区的参与式预算改革案例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立足于H市M区四年来的参与式预算改革成效和困境的评估基础，认为公共性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基础，更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关键要素。H市M区的改革案例中社区“弱公共性”的主要成因是：居委会的行政化运作，社区社会组织的缺乏。最后提出激活公共性的几个具体策略：发挥党建引领机制、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简化参与程序和引入信息技术。     

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治理中社会参与失效及矫正

社会力量有效参与是公共安全危机治理的一个关键性议题。我国非政府组织、营利性组织、媒体、公众个人在突发性危机治理过程中，存在不同类型的低效、无效和负效参与现象。社会参与失效主要源于政府长期过度占位、主体之间协同有限、媒体网络管理滞后和制度激励约束不明等。矫正社会参与失效，需要从加强联动协作、信息共享、教育培训和激励保障等机制建设方面着力。     

参与式发展与中国城市治理模式创新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渗入到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城市自主发展和活力受到抑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许多城市政府纷纷提出城市经营的新思维,但由于城市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种城市经营实际上与城市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管理模式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深刻的制度创新和变革,即中国城市政府要从参与式发展的新范式出发,赋权于民众,建立起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在城市政府、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     

有序政治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现代化的目标而奋进,是伴随新时代发展的新方向、新要求、新做法,这既是顺势而为又是党和国家英明、开放、果敢的结果。政治参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能够发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功能,政治参与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从法律、文化、现实以及网络政治参与四个方面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参与式治理理论探析

参与式治理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在实践方面,近年来代议制暴露出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呼唤通过参与来对其加以修正。在理论方面,参与式治理来源于参与式民主理论,该理论因其重视对民主本质的回归而日益受到重视。参与式治理理论将参与式民主理论中对参与的重视引入到治理中来,是参与民主理论与治理实践的结合。对参与式治理的内涵及特征进行了梳理和界定。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能力培育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基层民主治理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参与式民主视角,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形成的三条路径:行政化路径、转型化路径、自主化路径,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四大不足”:公益性不足、自主性不足、新元素不足、参与度不足.从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三个方面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建构“多主体”治理模式促进村民自治,以求实现农村社会善治的目标.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以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公民作为治理主体中的一员,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基层社会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公民权利的一种表达和实现。但在参与的过程中存在公民自身参与水平不足以及来自政府行政环境的阻碍因素,为了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特以县级市中的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分析体系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困境,最后提出相应的出路。     

国际议程设置与中国的能源安全实现路径探析

能源安全是左右国家命运的关键。当前,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 提升、国际责任意识的提升、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积极主办重要国际会议等均让中国有了投 入到能源安全国际议程设置的可行性。中国在设置能源安全议程时,应坚持“兼顾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原则,清晰 明确地界定议题,制定操作性强的备选方案,最终推动议题的去安全化。当然,在设置能源安全国际议程的实践中,中 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议程设置本身及议程设置之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能源安全国际议程设置中,中国不仅 应在议题的界定、备选方案的选择以及推动主体间性建构方面精心准备,还应考虑到国际议程设置过程中的竞争,界 定和强化议题的属性,提高议题的显著性和关联性,建立议题联盟,出台操作性强且被普遍接受的备选方案,推动主体 间性的建构,从而有效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一系列改革而展开的。公民个人的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和抗争,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     

共青团参与基层治理的探索与精进

共青团是我国青年团体的群团组织,在基层社会中具有广泛性与支撑性,因而具备参与基层治理的可行性。同时,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对共青团的参与能力提出了挑战。文章基于共青团基层治理参与,结合当前基层治理需求,分析组织参与治理的现实状态,剖析参与状态特征,探究问题显现的原因。从而梳理出共青团参与基层治理的逻辑,力图改善组织的脱嵌及功能错位,从四个路径柔性融入基层治理,优化组织功能,促进共青团自身的发展,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完善治理机制提供助力。      

和谐社会视阈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思考

公民普遍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持续凸显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以及参与制度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公平问题凸显,政府主导下公民自动参与的不足及公民政治素质偏低,传统依附性文化以及新时期公民的政治冷漠等导致了越级上访、请愿、行贿、抗拒和暴力对抗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的持续凸显。在客观分析其表现与原因的基础上以治理的视角,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中,培养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视域下政治稳定风险防控研究

政治稳定风险是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对其进行有效防控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政治稳定风险一定程度上源于快速转型过程中利益的分化以及权力、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失衡。治理实践证明,培育科学的风险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优化相关体制设计,完善政治协商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法治规范机制,凝聚政治共识并实施协同治理,是新常态下应对政治稳定风险进而实现国家平稳转型、有序发展与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     

论民主化背景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现代化的前提下,政治主体运用公共权力及相应方式从国家和社会公共性的层面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处理,以达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控和推进过程的能力。但民主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显示了其自身的特点,因为它面临着新的任务,即一方面必须积极回应公民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和需求,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他们在要求民主平等的呼声中封闭在狭隘的自我世界中而导致公共精神的丧失。故此,在民主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其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制度条件让公民进行自主治理并提升其自主治理的能力,它同时也是民主化社会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欧盟治理视野下欧洲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

欧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成功典范,为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了极好的试验场。欧盟治理体系的结构特征在于其多层级性和网络性,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角色提供了参与机会。在欧洲一体化的扩展与深化过程中,欧盟层面的公民社会组织产生并逐步发展壮大,在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社会政策等领域表现非常活跃,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积极参与欧盟政治过程。对于欧盟治理而言,欧洲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环境治理的困局与生态型政府的构建

在实践上,我国环境治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治理难题;在理论上,“吉登斯悖论”的共时性冷漠造成环境治理的宏观困局,“邻避效应”闲环式的理性逻辑带来环境治理的微观困局.因此,迫切需要树立自上而下的生态政治理念,着力以下几个方面构建生态型政府:从加快推动环境治理的法制化进程;增加环境治理的财政投入,创新环境治理制度;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层面的广泛生态政治参与,建立多元协同的环境治理格局等.     

新媒体时代的参与式文化遗产保护——以丁村为例的媒介人类学研究

随着参与式影像的深入发展和参与式新新媒介的迅速普及,参与式文化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关联的文化政治实践都在发生着日渐深刻的变化。参与式民主在丁村生活的部落时代表现得非常明显,是这里的主要治理方式。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关注弱势群体、赋予民间权利、注重全员收益的思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思路的实现方式之一就是发展参与式管理,使文化遗产的利益相关各方都能够通过参与而实现自我的发展,提高自己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效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