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农民流动与乡村治理

文章在回顾改革开放前乃至建国前我国农民流动情况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民大量流动的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的变迁。文章认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农民大规模流动,打破了传统农村的封闭格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乡村治理结构,由此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从封闭向开放、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     

社会流动视角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

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农民问题有其自身的特点。由于市场化改革,原有体制的变动,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近年来,一个具有创业意识的群体在农民工阶层中悄然兴起,这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流动研究中的热点话题。本文探讨返乡创业的现状、社会流动与返乡创业的关系,提出促进返乡创业成为向上流动的具体对策。     

多维理论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

本文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适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正式制度和乡土制度的博弈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一个乡村制度框架保障;通过改造和升华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大力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现代社会基础;通过多中心治理体制促使同时满足乡村公共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善治体系的形成.     

现阶段农民流动的不彻底性浅议

现阶段农民流动的不彻底性浅议卢福营１农民流动是指农民的社会位置变动。在社会层面上，它表现为农民在不同的行业、地域和单位间的流动，其实质是社会结构的变动。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流动，主要地是指农民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职业流动和由农村向城市的区域流动，以及相伴发...     

论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

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现代化,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农民分化是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农民的乡城流动是实现农民自身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必由之路,农民的观念和体制创新以及物质成就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更为直接的贡献。     

再社会化与我国农民的现代化

农民的现代化是中国人的现代化的主导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为农民的流动和分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农民群体在流动和分化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再社会化高潮。农民阶层在再社会化过程中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自身亦在经历着一个现代性成长的过程,在个人的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关注农民群体的再社会化,为流动农民提供一个有利于培养现代人格的社会环境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应该的责任。     

中等城市周边农村社会治理：多维困境与复合治理——以川南L市S区为例*

现代化的农村社会治理在主体、客体、方式、空间、价值维度上面既具有社会治理的一般性内涵,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表现。中等城市周边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正在面临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与解构,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多维困境。中等城市周边农村社会治理在整个农村社会治理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与现实性。以川南L市S区为例,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维度的农民分散性流动与组织力量薄弱;治理客体维度的矛盾分布多领域与内容的复杂化;治理方式维度的制度功能弱化与行政色彩浓厚;治理空间维度的村庄边界模糊与社区形态变化。该区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企业这一社会资本优势,探索出了“双主体培育、合作共治、合作共建、网络治理”的“村企共建”的复合治理路径。这一路径虽然在该区取得了一定治理效能,但在实践中还应逐步完善,才能更好地把当地农村社会治理引向一条善治之路。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困境——以川东B村为例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对于将束缚在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出现了乡村发展资源匮乏、传统乡村结构的延续和乡村秩序失衡的困境,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问题。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从人口流动到人口迁移的跳跃,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治理体制。     

流动空间与国家认同：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时空政治

流动空间的形成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和边疆治理的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中,与交通运输发展密切相关的流动空间促使时空格局持续发生变化,为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一种流动空间的生产与再造,少数民族地区高铁的发展既是“流动的治理”,也是“治理的流动”,兰新高铁、南广高铁等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列车的开行通过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重构建,不仅从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等层面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为各民族成员构建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视化框架,而且具有特别的符号象征意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助于提升边疆社会治理效能,也为边疆民族地区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借鉴。     

公平正义语境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体制改革层面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凸显了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在此公平正义的语境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动态地分析公平正义的社会治理理念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治理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对现今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引导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日臻完善,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积极作用。     

农民福利主体的结构转型与福利治理可能

在我国农民福利领域,工业化、城市化所引致的社会转型不仅使农民的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更使既有的福利主体经历了结构转型,进而加剧了滞后的农民福利体制的改革难度。从福利主体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在农民福利的供给上表现出显著的职能回归,但因受制于既定的功能限度,国家不可能一肩挑起农民福利的治理责任,而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福利功能亦呈现式微趋势。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全面而理性地把握农民福利的本质问题,并致力于探寻传统福利主体之外的力量组合就成为农民福利治理的重要议程。     

农田水利的三种模式比较及启示——以湖北省荆门市新贺泵站为例

新贺泵站的变迁史的启示是,能否有效整合分散农户、克服搭便车难题,是乡村水利体制顺利运转的关键.尽管组织模式能够将水利体制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克服搭便车难题,但在人民公社走向终结、原有治理体制解体的情况下,组织模式已经无法继续维系下去.在农户个体数量众多且呈高度分散状态、农民分化程度日益加剧的状况下,水利供给的市场化和合作化都因为缺少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和技术手段而无法对分散农户进行整合以克服搭便车难题.要走出当前农田水利困境,既需要强化国家及其基层代理人在水利供给中的组织者角色,使水利体制嵌入进乡村治理之中,又要求优化和重构农田水利的社会基础,加强农村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培育具有权利义务平衡观念的、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国家建构需求的新型农民.     

乡民自治：农村治理模式的一种选择

农村治理中的种种问题在本质上是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表现,进一步厘清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给农民更广阔的自由生存、自主发展的空间,是改善农村治理的关键。因此,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民自治”,改变目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从体制上消除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最集中的载体,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底线逻辑——基于农村计划生育实践的分析

在农村计划生育中,基层政府承担着出生控制和社会秩序双重矛盾的职责底线,而农民的生育底线牢不可破。基层政府的底线逻辑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所建立的单向责任模式。农民的生育底线植根于农村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这些相互冲突的底线之间存在强大的张力。农民通过抗拒结扎来坚守生育底线,并通过性别选择的妥协策略软化来自国家的规制压力;基层政府及其村庄代表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也遵循农民的生育底线,化解了出生控制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在三个底线之间的张力中,经过基层政府、村干部和农民互动形成了社会治理的底线逻辑。各个主体遵循底线逻辑,使农村计划生育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效果:国家的生育政策目标获得实现,社会秩序未受计划生育挑战,农民生育底线得到较好保持。通过农村计划生育案例,可以发现社会治理各主体必须坚守底线逻辑,才能形成和谐的关系秩序。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基于关中Y区的调研

农村人口流动给乡村社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村庄治理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新问题。以关中平原的村庄为例,探讨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困境;以村庄治理的主体、村庄治理的客体以及治理的过程为载体,分析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具体困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思考。     

农民流动与地权变动:救灾中的国家治理——两个经典命题的阐释

在荒政研究中,"灾荒是农民离村的重要推力"及"灾荒是土地兼并的杠杆"等经典命题与相关争论反映出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农民离村和地权变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传统治理主要指向流民安置与地权调整,但其措施多是应景性的临时控制,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前,自然灾害频发与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相互纠葛,促使国家重新审视灾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态,有序引导农民流动,强化土地政策供给,构建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     

责任意识、资源禀赋与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

基于内生动力与可行能力的双元解释框架,采用鄂、湘、黔、川四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责任意识与资源禀赋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偏低,呈现出“政治建设参与>文化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的结构特征。其中,较之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回流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更低。责任意识和资源禀赋均对提升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且在青年农民和回流农民群体中更加显著。此外,控制变量中的利益相关度、自我效能感也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为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强化农民责任意识、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资源禀赋与自我效能感。     

跨临界CO2热泵高压侧最优压力的实验研究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分化（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结果呈现“边缘—过渡—融合”3种不同的形态,不同因素对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结果的影响存在差异：与人力资本相关的个体特征和政策制度因素对流动农民的身份认同影响显著;本地社会关系、居住方式、社会保障和外群体态度因素对流动农民的地域认同影响显著;居住时间与家庭因素则对两个维度的社会认同都产生了影响。在社会认同范畴的结果分析上,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整体上呈现出从边缘到融合的分化状态,不同社会认同范畴之间依然存在内群偏好与外群排斥。因此,提出应持续关注中国流动农民产生分化的社会现实,并需进一步推进城市管理政策的完善及对流动农民关系认知的改善。     

社会流动视角下的农民继续教育研究

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由于农民一次教育的缺失,使他们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对农民实施继续教育是改变这种状况的途径之一。本文首先探讨了继续教育的内涵,然后分析了继续教育与农民流动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建立农民继续教育体系的具体对策。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趋势研究

时代发展要求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有其内生性优势,同时也有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敷所需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领导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国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表现在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法上的创新。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解决社会问题要理顺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摈弃人治、依靠法治,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作用;治理的方法上能引导公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政府主导并服务于这种公民自治。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的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