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白领移民社会信心及影响因素

当前,中国青年白领移民群体的数量和规模逐年递增,其对迁入地社会结构的变更和城市建设的推进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从当前青年白领移民的成长现状来看,表面光鲜的背后是白领们日益繁重的压力、焦虑与愤懑的社会事实,众多白领身不由己地从白领沦为“白奴”似乎已成常态,由此必会引发青年白领移民群体社会心态的浮动。对1046名白领的研究发现．年龄和收入显著正向影响青年白领移民社会信心的变化．社会信心在性别上的差异性与其拥有社会支持的程度紧密相关;生活压力方面：自购房、自身健康压力及社会信任度显著影响青年白领移民社会信心;社会参与、情感性支持和社交陪伴是显著影响青年白领移民社会信心的社会支持因素。     

上海外来白领生存压力与社会信心调查

上海外来白领生存压力与社会信心调查显示,外来白领对上海整体较为满意,对上海的社会信心较高,同时在工作生活中也面临住房、健康、经济收支、身份认同等四大突出压力。上海应积极出台有效政策措施,努力疏解当前上海外来白领工作生活中的突出压力。     

青年白领移民社会适应实证研究

青年白领移民的社会适应状态是该群体能否在所居城市永久居留的重要表征。城市外来移民居留意愿的选择,历来存在客观因素决定论和主观因素决定论两种研究取向。调查发现,青年白领移民生活压力对社会适应具有显著性影响,青年白领移民的平均社会适应水平对青年白领的呈偏低态势,多数的青年白领移民有居留趋向。虽然研究数据一定程度上支持客观因素决定论的研究取向,但决定白领移民是否居留应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所在城市的主观认同和归属是青年白领移民真正植根的根本标志。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研究

问题范式是支撑既有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主导范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常常被当作一个“问题群体”在研究。本文基于对一个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之历程的阅读、理解和阐释,从社会认同角度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方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并非一个问题群体所能简单概括．需要细致、冷静地观察与追踪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应摆脱结构化的问题范式,走向一种过程性的理解范式。本研究认为,群体资格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新的可能的研究路径。     

我国青年社会思潮新动向及政策建议

作为思想最开放与最活跃的群体,青年总是各种社会思潮的积极参与者、追随者、传播者和实践者。通过对来自三城市青年定量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青年社会思潮呈现多元化趋势,邓小平理论仍占主导地位;青年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最熟悉,对新左派思潮最陌生;青年最易认同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非主导社会思潮对青年的隐性渗透力普遍较强,以新左派最为突出;社会思潮对大学生、青年白领和青年农民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为此,以青年社会思潮的最新动向为基础,关注隐性渗透力和群体差异,将提升青年社会思潮的引导效果。     

群体转换与校漂族的社会认同

基于参照群体的理论视角,研究校漂族角色期望中参照群体的转换和在此影响下社会认同的变化和困扰,力图揭示出"校漂"行为选择背后的个体成因和认同危机中的能动策略。选择"校漂"是因为在与隶属群体成员跨阶层比较中,他们习得的公平正义价值观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陷入认同危机,他们以潜在的非隶属群体为参照取向,通过扮演学生角色实现预期社会化。"边际人"的身份在学校出现了认同的模糊化危机,此时他们转向寻求内群体的情感认同,并以理想认同来补偿情感认同的内卷化和疏离化困境。校漂族主体性的社会认同在校漂前后实质上经历了一个由断裂走向重构的过程,其中,参照群体的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机制的作用。     

“十二五”期间影响上海社会稳定的若干重大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社会生活出现大量新矛盾、新问题,上海在如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维稳任务更为复杂和艰巨。当前影响上海社会稳定的因素突出表现在社会利益结构失衡、社会维稳环境变迁、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缺陷和社会治理模式落后等几个方面。为此,对“十二五”期间上海的社会稳定提出如下宏观预警：高度重视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特别要关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的就业问题;高度重视日益紧张的劳资关系,特别要注意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的新动向,特别要注意新生代农民工所带来的挑战;高度重视“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把解决“白领民生”纳入政府议程;高度重视失意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据此,提出上海“十二五”期间维稳工作的若干建议：进一步平衡利益关系,促进社会结构和谐;进一步优化社会政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完善利益表达机制,规范利益诉求行为;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维稳工作的根本转型。     

“教友圈”:青年白领基督徒的交际方式

宗教能否有效地创造社会网络,近几年来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话题。对上海青年白领基督徒的研究发现,基督教对青年白领群体的社会网络,也就是"教友圈"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频繁的小众化聚会是"教友圈"形成的有利条件;各类宗教活动是"教友圈"内互动的主要方式;网络平台是"教友圈"内部沟通的手段。此外,"教友圈"还有拓展其他关系网络的重要作用。     

闲暇聚集点对在校来沪青少年社会融入的影响

目前,上海流动人口子女数量每年都在增长,由于其不能很好地融入本地社区,并且在教育、经济、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排斥,因为共同的背景,所以他们自发地形成了许多群体,这些群体分布于上海的很多街巷,这些街巷又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性的闲暇聚集点,本文就从分析上海市徐汇区在校来沪青少年闲暇聚集点作为分析对象,以社会排斥的视角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高层白领的社会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高层白领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社会压力感。这种压力感既与个人心理因素有关,同时受制于当前社会宏观环境的影响,对影响个人社会压力感知的因素需要构建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框架。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对高层白领社会压力感构成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年龄、健康、婚姻以及收入满意度等。因此,缓解高层白领遭受的社会压力,既需要个人和家庭的调节力量,更需要社会政策营造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     

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下，青年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对这个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引起了全国更广泛的关注。青年农民工是这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健康成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他们与这个社会的融入，关系到国家的繁荣稳定。对于这一群体怎样健康成长，最终实现与这个社会融入的问题，本文将对当前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及其存在问题进行浅析，并试图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力求为青年农民工开创一条最佳道路，缓解当前城乡冲突，以实现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从“蚁族”视角分析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低收入群体,“蚁族”的出现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近10年来的变迁。课题组于2010年通过实地调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南京7个城市的“蚁族”群体生存现状,对“蚁族”的教育背景和就业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蚁族”的学历层次在自然升高,专业选择呈现出迎合市场和社会的功利主义倾向,且存在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受教育层次越高的趋势。这些变化表明,当前的高等教育作为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通道正在变宰,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个加剧社会阶层分化的助推器。     

上海全球城市的社会架构、文化融合与社会和谐

为了形成一个具有弹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城市社会架构,迈向2050年的上海需要在社会治理、社会政策与文化融合等方面作出前瞻性的战略思考.而"活力、仁爱、包容、和谐"将成为迈向2050年的上海的全球城市愿景.上海作为一个全球城市,其社会治理架构的核心要素应是开放、流动、多元、参与,这是文化融合与社会和谐的出发点.     

青年农民工的社会适应

青年农民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主力军,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通过对浙江省杭州、温州和宁波三地青年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试图从生活、职业、认同和交往四个维度去探究青年农民工的社会适应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青年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呈现生活工作的适应性.总体上已基本适应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群体内部具有较强的趋同性--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个体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别.第二,认同存在混沌性.他们认为除了农村户口自己已经是城市人,当中的大部分觉得大多数事情自己可以和城里人做的一样好,城市生活没有紧张感,还愿意或很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来自农村.第三,交往的两重性.他们在初次社会化时习得了社会交往的农村特点,再次社会化时则获得了城市特点,传统与现代兼而有之.     

国内白领研究综述

正如人们所耳闻目睹的，白领阶层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正在日益显现出来并且不断扩大。“白领”作为一个新阶层，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模糊的概念。到底是哪部分人是所谓的白领?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白领阶层对社会有何作用?我国学界从各个方面对白领阶层已经有所研究，本文拟就国内学界以白领阶层的研究做一综述。     

试谈青年非正式群体的社会作用及社会调适

青年非正式群体是青年在社会生活中相互认同而自发结合起来的一种社会群体。它以感情为基础、以人际关系为纽带、以某种共同的利益、爱好或经历为媒介,是当前青年交往的特殊形式。对青年的社会化有广泛的影响。一个健康的非正式群体会有利于青年社会化的顺利进行,而一个不健康的非正式群体则会抑制甚至破坏青年社会化的进行,正确认识健康非正式群体的社会作用及加强对其他非正式群体的引导和调适对我们引导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具有积极意义。下面就青年非正式群体的社会作用谈几点看法:     

城市白领婚姻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贵州省贵阳市部分青年群体调查

现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不管是社会结构变迁还是个人生活方式。当然,进入21世纪,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单身潮"涌现,传统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生活方式悄然发生着变化。婚恋观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未来社会婚姻家庭的发展趋势,影响着未来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这是一个价值观冲突彰显和文化多元并存的全球化时代,个人的异质性逐渐加强,为了适应现代竞争激烈的都市生活,本科及以上的高学历人群逐渐扩大,了解城市白领婚恋观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这一群体,对于正确理解和指导他们的婚恋行为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对不同城市的白领进行调查,比较不同城市白领婚姻观之间的差异及原因,对于研究有重要意义。     

从利益诉求的视角看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不是要追求一个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而是要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立一个有序的关系。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凸显和日显激烈的趋势与普遍存在的"个体化诉求"和利益博弈力量不对称相关,与利益诉求的转型和群体博弈制度的缺失相关。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搭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符的利益博弈平台,探索利益诉求的群体表达机制;需要搭建能累积以网络、信任和规则为要素的社会资本的平台。由此,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地带"才能重新形成,政府才能真正回归到法律的执行者、秩序的维护者角色。     

政府、企业和社会“跨界”合作催民生服务多样化

“去暴走吗？”这句话最近在上海白领中特别流行。“一个鸡蛋的暴走”是一项公益活动。江南4月,参与者去郊区徒步健身,通过活动募集善款,帮助13所小学解决一学期的项目资金,还能让更多贫困儿童每天吃到一个鸡蛋。这样的活动深受年轻白领欢迎。     

社会记忆：话语和权力

社会记忆，已然成为当前中国学界一个颇为盛行的话题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发表了很多著述，运用社会记忆来分析某些现实问题。毫无疑问，社会记忆是一个极好用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例如，历史学家们曾以感情记忆与共同事实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近代史和中日战争问题，激励着人们不断去思索那些被感情和意识形态所遮蔽了的、可能存在着的真正问题与事实；人类学家们以社会记忆和IZI述史为视角，逐个分析了不同地域群体和民族的族群认同、信仰仪式、传说及思想观念，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不同文化群体的了解和认知；社会学家们则以集体记忆为分析维度，对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乡村女性进行了讨论，展示了宏大的社会工程对他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在这里，笔者要指出，与这些独到而精彩的研究相比，关于社会记忆本身的理论分析更为重要，同时也太少了。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有两个思路或许可以引入到社会记忆的理论研究中去，一是话语，一是权力，当然，这二者也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