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二孩试验效果分析

从1985年7月到2010年11月1日第六次人口普查,山西省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二孩生育试点已经实施了25年,是全国唯一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试点地区。本文以第三、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翼城县计划生育报表、临汾统计年鉴和山西省统计年鉴等有关数据为依据,通过历史时期数据比较和不同政策实施地区比较的方法,对山西省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二孩生育政策试验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口控制效果方面,翼城县的人口规模、人口增长速度均表现较好,而且出生性别比与全国和山西省相比要更合理些。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政策在实施中出现了高比例的不按政策执行的情况。     

山西省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人口学分析

从１９８５年年中开始，山西省翼城县开始试行在晚婚晚育和延长二孩生育间隔的基础上允许农民生育２个孩子的办法。本文以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其他有关数据资料为依据，采用历史的和地区的对比方法，对山西省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翼城县农村实行农民生２个孩子，总的人口控制效果比普遍提倡只生１个孩子还要好。     

中国1970年以来二孩生育间隔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121县人口监测系统大样本微观历时数据,分析了我国1970年以来二孩生育间隔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二孩生育间隔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前的长期稳定、1990～2005年间的持续上升和2006年至今的缓慢下降,这种历史变动与我国生育间隔规定呈明显动态关联.文章认为,我国生育间隔规定是针对"早、密、多"生育模式的政策调控,在当前群众主动推迟生育、城乡普遍晚婚晚育、低生育水平长时期持续的背景下,生育间隔规定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空间在减小,继续执行以"晚、稀、少"为导向的现行生育间隔规定的前提已不复存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70后人群的大间隔生育将是未来不可忽视的一种生育特点,对生育间隔的关注应从人口调控的政策导向逐渐过渡到健康导向.     

“发展型”或“政策型”生育率下降?——基于翼城“农村二孩”试点的分析

中国生育率在过去30年持续下降至较低水平,围绕下降的主要动因及其政策涵义的争论热烈。文章以"农村二孩"试点之一的翼城为案例,重新梳理和检视了在已有研究中较为忽视的翼城试点出台的背景和政策实施细则,并从多个方面考察了翼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对翼城试点的认识不同,政策文献回顾表明:"农村二孩"生育政策只是在初婚时间、生育子女数和生育间隔方面做出一些技术性"调整"以缓解国情与民情的矛盾,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实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初衷。多维度数据分析交叉印证了在实施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变量不能解释生育率的下降,翼城现有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更多是政策干预的结果,是政策促成的外生性转变,而非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低生育意愿的内生性转变。     

从时期孩次递进比的变化看翼城县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的人口控制效果

翼城县自1985年开始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其人口控制效果如何?本文利用时期孩次递进比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再通过该县试点前后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来从一个侧面说明翼城县试行这个生育办法的人口控制效果.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为预测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数.通过对山东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大样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且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地区差异及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现有1孩性别等对两类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是类似的;生育安排、不愿意生育的主观因素、属相偏好等则存在显著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现有1孩性别、年龄、地区因素、主观因素等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继续提倡晚育,逐步适当放宽二孩政策--访曾毅教授

一、目前取消"生育间隔"政策在宏观上弊大于利 朱犁(<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编辑): 据了解,目前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开始考虑逐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有的省在允许生二孩政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放宽甚至取消"二孩生育间隔"政策,您对这一新情况怎么看?     

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

在实行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的政策背景下,我国生育水平却持续下降。女性生育间隔扩大,是造成我国近年来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探明造成生育间隔扩大的影响机制,是理解我国近年来低生育率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对祖辈提供照料支持能否显著缩短二孩生育间隔,以及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以期寻找阻碍和推迟二孩生育的原因,为制定生育友好型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Cox回归模型验证了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Cox回归结果显示：祖辈提供照料支持能降低女性生育二孩所需承担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缓解工作与家庭冲突,进而显著缩短女性二孩生育间隔。城市身份、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占用时长起正向调节作用,祖辈照料支持对城市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和工作占用时间更长的女性二孩生育间隔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城市女性生育直接经济成本更高,受教育程度高女性间接生育成本更高,工作占用时间越长的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越强,祖辈照料支持对这些女性生育时间决策发挥更大影响。建议充分认识家庭中祖辈提供照料支持对生育的促进作用,针对二孩生育家庭提供经济补贴;优化...     

我国生育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影响的分层模型研究

我国不同生育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的差异,既受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育政策的影响,又受到育龄妇女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分层模型结果表明,地区间生育间隔差异占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总差异的30．54％。我国生育政策对不同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影响程度基本在20％以下,不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等状况是导致地区间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主要原因。     

山西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政策实施效果及思考

控制中国人口数量、尤其是农村人口数量,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从70年代起,不少中外学者就提出了较为“宽松”的两孩生育政策,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项政策在人口数量控制上的可行性。在这样的背景下,80年代中期,山西省翼城县试点实行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两孩政策。实践的效果如何呢?本文在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四普资料数据把翼城县和本省及全国的农村地区做了对比分析。结论是:翼城县的控制效果是显著的。同时,本文还讨论了翼城县经验模式的可推广性。     

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育环境,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生育政策调整策略,从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到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再到实施三孩政策,满足了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三孩政策下人们的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是以往调查和研究未能涉及的。因此本文基于湖北省125个区县12014个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二孩、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三孩政策覆盖下的家庭中,二孩家庭占比已超过四成。一孩、二孩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7和2.07。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增长,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均在快速下降。25岁以下育龄妇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农村和城市分别为25.36%和18.75%。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乡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趋于收敛,三孩生育意愿差距在扩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一种悖论关系。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生育政策调整目标人群总量与预期效果再检验

本文回顾以往采用宏观汇总数据和微观个案数据研究生育政策调整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在缺少两代人生育史的数据条件下研究"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目标人群总量、结构是非常困难的。本文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13年国家卫计委生育意愿调查、2014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不同来源的相同队列"单独"、"双非"育龄妇女比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国家统计局2014年和2015年抽样调查数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在"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前,如果单纯使用2005年和2013年调查数据将高估独生子女比例和"单独"一孩育龄妇女总量。根据2014年、2015年调查数据推断这两年"单独"一孩育龄妇女占全部一孩育龄妇女的比例在10%左右,"单独"二孩政策目标人群在1 500万以内,达到或超过1 500万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2015年"单独"一孩育龄妇女生育二孩总量在50万左右,远远低于国家卫计委200万左右的预期。2015年"双非"一孩育龄妇女占全部一孩育龄妇女的比例为8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新增目标人群在8 500万左右,达到或超过9 000万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没有全面两孩生育政策,2015年非农业"双非"生育二孩也在130万以上,而农业"双非"生育二孩在250万以上。     

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办法的人口控制效果

山西省临汾地区翼城县自1985年开始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即: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法定年龄推后三年结婚生育者,也就是晚婚晚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个孩子。严禁三孩及三孩以上的生育。这样,推迟了结婚年龄,拉开了生育间隔,允许农民家庭生育两个孩子。那么,翼城县试行这种生育办法之后,其人口控制效果如何?本文通过1980—1991年各年翼城县妇女生育水平的对比分析,来从一个侧面说明翼城县试行这种生育办法的人口控制效果。     

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意愿影响研究——基于2015年追踪调查数据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5年生育意愿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出台后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变化情况,单独一孩家庭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为39.5%,普通一孩家庭为32.2%,较以前有所下降.前续调查对于是否生育二孩表示"说不好"的人群中,追踪调查显示大约60%倾向于不打算生育,政策目标人群由"打算生"到"不打算生"是生育意愿转变的主要趋势,经济压力大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政策敏感人群所占比重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政策落地对优生筛查、孕产服务、幼教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做好各项公共政策衔接,确保实施效果.     

对“单独二孩”政策新的认识与思考

随着"单独二孩"政策落地,生育政策再次成为社会热点,各种说法频出,有必要更广泛、深入的讨论。文章在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一年来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从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和生育地区差异的角度,对"单独二孩"政策进行了新的解读,并从多个侧面展开了政策思考。研究表明: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没有从时期生育水平看到的那么低,中国尚谈不上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地区差异大仍然是中国人口生育的基本特征,政策调整需要统筹兼顾。在"单独二孩"政策刚落地一年就做出政策"遇冷"判断不够审慎,过渡性的"单独二孩"政策发挥着向"全面二孩"政策接续的重要"错峰"作用。政策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要远比生育本身更广泛、复杂。     

家庭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家庭的经济支持、 照料支持和精神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当丈夫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较大或者夫妻双方的经济贡献差不多时,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若生育二孩,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料支持、 精神支持的可能性越大,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家庭照料支持可获性的增加能够提高所有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可能性.文章认为,在目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政策的有效落实还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尤其是家庭支持政策的完善.     

中国生育间隔政策的历史变动分析

文章通过对31个省（区市）二孩生育间隔要求的历史梳理,提供了研究我国二孩生育行为变动的制度背景。文章揭示出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萌芽、七八十年代的局部出台、九十年代的普遍化和本世纪以来广泛取消的变迁历程。生育间隔政策的变迁反映出政府对于新时期生育模式理解的深化,以及对生育间隔这一人口调控政策手段认识的不断转变,也反映了国家对公民生育权的日益尊重与逐步加强的权利保障。     

以晚育为杠杆,平稳向二孩政策过渡

目前取消生育间隔政策而允许生二孩条件不变的弊远大于利 ,其中最大的弊端在于它实际上是为生育政策平稳调整设置障碍。目前取消只适用于少数人的间隔政策 ,而作出牺牲最大、流引产与被罚风险最大的大多数一孩夫妇的权益得不到改善 ,而且在为一孩夫妇的权益改善 (即生育政策调整 )设置障碍 ,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不公。晚育是一根有力的“杠杆” ;运用好了 ,可以在国家能够承受的“人口增量”范围内 ,实现平稳向二孩政策过渡的软着陆。     

生育公平、人口质量与中国全面鼓励二孩政策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绝对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政策",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前的全面二孩政策既解决了"一孩政策"约束下的生育不公平,又避免了"多孩政策"带来的人口质量问题,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一大进步。但是,在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即将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背景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国内六个地区的二孩政策生育实践,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不应仅停留在全面放开二孩,也不应全面放开生育,而是要全面鼓励二孩,即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不惩罚,对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进行奖励。这样的生育政策既符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渐进调试,稳中求变"的发展路径,也有利于促进生育公平和人口质量提升。     

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

以"五普"数据为基础,分析全国"地市"的出生性别比、婴儿死亡率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本文的分析表明实行"第1个孩子为女孩,间隔几年允许生第2个孩子"生育政策的人口比例越高的地区,出生性别比和婴儿死亡性别比失常越严重;实行较为宽松生育政策的地区比较接近正常.实行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利于解决目前出生性别比严重失常和女婴死亡严重偏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