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秀大瑶山考察对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影响

金秀大瑶山考察是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开始,他一生中的一些重要学术成果与大瑶山考察有关,他的学术研究方法在大瑶山考察中得到首次应用和体验。大瑶山的考察改变了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方向。     

《花蓝瑶社会组织》与费孝通学术思想

通过重读《花蓝瑶社会组织》,分析了费孝通先生早年的学术研究动向,指出《花蓝瑶社会组织》第一次披露了金秀大瑶山花蓝瑶的人口、家庭和社会生活状况;第一次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深入剖析了金秀大瑶山族团及族团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向;第一次成功地运用了“微型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剖析了花蓝瑶社会。     

重读费孝通——编订七卷本《费孝通文存》的读书心得

2020年11月2日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作为一种纪念,也作为一种学术传承,我们特别编订了一套七卷本的《费孝通文存》,以飨读者。编书也是读书,编过之后,总会留下那么一丝的印记,这便是写在这里有似蜻蜓点水一般的读书心得,以此作为一个将来有更多机会去深入研究费孝通思想的引子。如能因此引起同行的批评,那也是一件幸事。     

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谨以此文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从1984年以来,费孝通12次到甘肃考察,2次到青海考察.在西部大开发的适当时机,他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西部民族社会的发展路径,通过对甘青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详细考察和理性认识与思考,提出了有别于苏南、温州、珠江等内地社会发展模式的多种甘青民族社会发展模式.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的理论基石,探讨其对甘青民族社会的研究理路,从而整理出费孝通研究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     

长沙城里的瑶山人

<正> 早几年就听说,省城长沙有两位从江永瑶山走出的经济能人,马年岁末,我借出席湖南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研讨会之机,一睹了他们的风采。 黄易长夫妇十二年前从大山走出。他们本来在江永县有份不错的工作,吃了皇粮还有奖金,但是,改革的浪潮已把他们身上传统的汗渍冲刷得一干二净。1993年,他们     

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经历简析

<正>如果将1935年瑶族调查作为费孝通先生学术生命的开始,那么,直到先生逝世,其学术生命持续了将近70年。然而,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受"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他失去了23年宝贵的本来可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所以,先生将"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开始的学术研究视为自己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费孝通,2000)。     

金秀大瑶山旅游开发的整体构想

通过展示金秀大瑶山奇巧秀丽的自然风光,多样的生物景观,以及风格独特的瑶族文化资源,阐明金秀大瑶山旅游开发的潜力,从而提出采用现代精品意识来开发金秀大瑶旅游的构想.     

河路口,潇贺古道上的瑶山闺秀

正河路口,名不见经传,顶多是镶嵌在湘南莽莽大山中一颗小小的"明珠"。毗邻广西,相接贺州、桂林,当地人常笑说:"吃晚饭没?到阳朔艳遇去。"可见河路口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距离之近。河路口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境内姑婆山脚下一个小镇,由多个民族特色村落组成。江华有"神州瑶都"之誉称,在河路口这片1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生活着2.3万瑶族同胞。河路口是全县瑶族人口     

浅谈近代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

瑶族作为我国南方一个以刀耕火种而闻名的山地民族,历史上历经磨难、几经迁徙,最终在今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海南等省区定居下来;基于不同地区的政治生态,他们架构了别具瑶族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诸如瑶老制、石牌制、油锅制、密诺制以及村老制等,作为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服务的组织平台.进入近代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瑶族政治统治的强化,相继在瑶族地区设立了若干层级的统治机构.即便如此,瑶族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仍程度不同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费孝通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精读《江村经济》

以《江村经济》为基础,从三个方面探讨费先生在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一,《江村经济》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范本。第二,《江村经济》为中国农村社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漩涡中,"江村"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费先生通过对"江村"的研究,为当时的知识界提供了参与式研究方法。第三,与以往人类学界主要以无文字的社会为调查对象来撰写民族志不同,费先生通过对中国农村为背景的"江村"的田野调查,开创了人类学对有文字记录的社区研究的先河。认为费孝通先生一生当中出版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其中《江村经济》是费先生早期的代表作品,他以"江村"为田野调查点,为人类学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在费孝通老师指导下云南社会学研究室的三年学徒生活影响了我一生

1941年,作者参加了由费孝通教授主持的燕京大学与云南大学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并在费老的指导下在云南作了村乡传统组织的调查,写成《化城村乡的传统组织》一书,由此奠定了作者一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基础。     

“以心换心”：费孝通及中央民族访问团在贵州访问的经历与意义

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及中央民族访问团在贵州的访问经历,在贵州省乃至中国民族工作史及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中,都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对费孝通而言,访问团经历是其学术思想的转折点。对贵州而言,访问团在贵州参与的民族工作及其后果,本身就是一项长达70余年民族平等关系政策的省级实验,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当下更可成为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省级样板。     

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的再认识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和林耀华先生诞辰100周年.两位先辈对中国社会学和中国人类学都做出了各自的巨大贡献,值得我们回顾和隆重纪念.现在,不少纪念活动,如学术座谈会、系列学术讲座、有关著作的发行等已经开始,此后会陆续达到纪念的高潮.     

三本书,三种心态——如何探讨费孝通的人类学思想

天于费孝通的生平和学术思想的讨论,国内目前比较集中概括的,主要见于三本书:大卫·阿古什(David Arkush)的<费孝通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张冠生的<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及潘乃谷、王铭铭主编的<重返"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土地制度与边政忧思：谷苞先生的卓尼经济研究

本文以谷苞先生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卓尼藏区调查为中心,重点分析了谷苞先生对边疆经济问题的研究。谷苞先生的经济人类学思想从云南魁阁时期开始逐步形成,他对呈贡化城乡的公共组织的分析为他后来在卓尼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在卓尼研究当中,谷苞先生采用了和其他魁阁成员完全不同的理论进路,更加集中于经济制度与地方政体及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对谷苞先生藏区研究学术史的回顾,本文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在近代经历了一个内部多元政体的复杂互动过程,土地的政治和经济双重面相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瑶乡走进新时代——南宁市民族乡基础设施完善工程侧记

2011年5月25日,我们民族团结南宁行采访团一行20余人前往上林县镇圩瑶族乡。曾听说瑶族同胞居住环境十分恶劣,或随溪谷群处,或依山险为居,或飘忽无定所,个别地方还过着种山而食、不室而处的生活。那么,古老的瑶乡今何在——瑶乡新路,盘来绕去     

瑶族归侨的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以广西十万山华侨林场为例

本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广西十万山华侨林场瑶族归侨的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本文认为,社会记忆以史实为依据。这些史实包含了一系列曾经为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此外,社会记忆的更新过程同时也是群体试图使传统的价值观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对过去的社会记忆可以使个人或社会群体通过对过去的回忆满足其在现实中的认同和相互之间的需要。     

江永女书：瑶族女性的深闺情谊与心灵慰藉

女书习俗,俗称“女书…江永女书”,是人类迄今发现的唯一性别文字,是瑶族女性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用以表述其思想情感、道德取向、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独特形式,主要在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近邻一带流传。     

生产性破坏：破坏作为社会生活的中心组织形式

一、引言：评论的依据 本文是关于破坏在社会生活组织中的作用的反思。莫斯（Mauss）在其著名论文《礼物》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力量迫使受礼者回礼呢？”基于莫斯的这个问题,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什么特质经常导致破坏成为创造的条件,成为死者变为善者的条件？破坏似乎不仅仅是把某种人类的秩序与某种神圣的秩序联系起来的祭祀仪式中的中心行为,它通常以自身的方式反过来转换生者。     

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并且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经济成分、经济利益、文化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社会矛盾和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比较落后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积极稳妥正确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缩小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差距,对于保障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一、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