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对加拿大外交决策的影响

多元文化主义经历了从文化政策到外交理念的嬗变,并通过战略文化和国家利益两种路径作用于加拿大的外交决策。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衍生出重视平等、重视友善和重视人脉关系的价值观念,使加拿大的外交理念呈现独立性、和平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加拿大近四十年来的外交决策与外交行为表现出以下特征:在国际政治领域,实行平等独立的"中等强国"外交;在国际安全领域,调和冲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文化领域,提倡以包容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     

以中等国家外交探究韩国对“保护的责任”的立场

保护的责任(R2P)从提出到规范化发展,中等国家扮演了重要角色。韩国作为中等国家之一,旨在执行“中等强国外交”,它在历届联合国大会关于R2P非正式互动对话的发言中,反复强调支持保护的责任,但韩国同时也表现出谨慎与克制,尤其是针对R2P支柱3的执行,即国际社会在特定情形下强制性干预一国内部的人道主义灾难。韩国的立场符合中等国家外交导向,一方面,人权领域是中等国家的“利基外交”之一,积极参与到国际人权机制的韩国对保护的责任表示支持；另一方面,中等国家在外交中所扮演的推动者、协调者、斡旋者等角色使得韩国需要综合考虑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对该概念的态度,以找出折中之道来弥合分歧,推进概念的规范化发展。     

韩国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参与——基于利益与身份追求的考察

二战后,联合国在人权领域主导并构建了一系列公约、条约和人权机构,形成当代国际人权机制。韩国对人权机制的参与渐趋积极,表现为批准、加入和落实核心人权公约;在联合国人权机构中表现活跃,尤其是参与人权理事会;倡导和传播新的规范,例如保护的责任。韩国的行为可从利益与身份追求两个维度解析。利益驱动力来自国家、朝鲜半岛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身份追求表现为韩国欲通过"中等强国外交"寻求国际社会"正常国家"的定位。     

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动因、目标与策略

近年来,韩国积极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其动因来自三个方面:在全球层次上,全球治理变革为韩国提供了扩大国际权力份额的机遇;在地区层次上,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与安全困境并存,为韩国发挥中等强国角色创造了新空间;在国家层次上,政治精英对国家战略定位的持续追求是内在动因。韩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协助大国维持全球治理体系和东亚秩序稳定,收获和平红利。为实现其战略目标,韩国的基本策略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时在大国间实行追随与平衡的两手策略,确保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试析冷战后韩国的东亚区域合作政策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日渐加速,东亚也被称为"一个按新地区主义理论分析的最激动人心的地方"而日益为世人所瞩目.冷战后韩国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发展时期,通过考察其运行轨迹,可以管窥其区域合作政策之特点:浓郁的中等强国外交色彩;政策重心在东北亚.而制约韩国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因素有: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局面;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东亚区域内的历史问题以及韩国自身因素.     

环境外交:发展的动力学分析——兼论中日韩三国环境合作与问题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之相伴的是严重的跨国环境问题。在联合国主导下,世界各国就有关环境问题,举行了多次谈判和国际会议,并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一种新的外交形式即"环境外交"因此产生了。但是,有关全球环境外交的谈判从未一帆风顺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有关减排责任问题上进行了持久的对抗和博弈。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环境问题对世界尤其是东亚周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世界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和区域环境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本文从联合国主导下的环境外交的发展与国家责任争辩的演变出发,结合东北亚地缘环境问题,探讨中日韩三国环境外交的发展动力及其相关问题,认为东北亚三国的环境外交合作过程,正好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环境外交的博弈模式,与其长期争论不休,不如切实开展中日韩之间双边或多边环境合作,更显重要。     

加拿大女权主义国际政策：成因、行为与特点

2017年6月,《强大、安全、参与:加拿大的国防政策》和《加拿大的女权主义国际援助政策》的提出标志着加拿大女权主义国际政策正式确立。这源于加拿大国内女权运动较高的发展水平,得益于加拿大外交在性别平等领域的历史成就,也是特鲁多政府谋求重振加拿大国际影响力的最佳外交定位。特鲁多政府将女权主义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定位和统领主线,在援助、外交、外贸等三大国际政策领域予以广泛实施。加拿大女权主义国际政策是来自政府部门、公民社会、国际社会等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合力完成的,且在各实施领域多有创新。加拿大的女权主义国际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当今右翼保守主义大行其道的政治气候下,提振了全球女权运动的士气,同时也带动了加拿大国内女权运动的发展。然而这一政策也面临种种质疑,其宏大的目标被指难以如期实现,向压迫女性的国家大量出口武器与女权主义主张背道而驰,特鲁多政府对待其内阁女性高官的态度也一度受到抨击。     

韩国朴槿惠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

朴槿惠执政以来,韩国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出现了显著变化,深化韩美战略同盟关系、探寻韩朝关系"新路径"、推进韩国与中俄战略合作、策略性"制冷"对日外交是其战略调整的突出表现。此项调整主要受国际体系、国家和决策者三个层次性动因的综合影响: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的渐变、信任性国际机制的缺失、韩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现状、国家利益的现实需求、国家行为的舆论驱动、朴槿惠决策集团的外交理念及朴槿惠个人的文化情结等因素共同制约着韩国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的最终指向。总体来看,朴槿惠政府正在探寻韩国东北亚外交的"黄金分割点",以使韩国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其对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产生的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中国与世界:开启“共赢主义”时代

合作共赢是当今时代的必然选择,世界进入共赢时代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共赢主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思想。中国倡导共赢主义具备理论和实践两层面理由:理论层面,共赢主义相比以往的殖民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和霸权主义时代,具有公正性、平等性、包容性、和谐性、可持续性。实践层面,中国的和平崛起打破了以往各个时代"国强必霸"的规律并且极有可能开创中国引领的共赢主义时代,迎来全球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美好局面。中国倡导共赢主义有其自身优势:首先,共赢主义集新中国历届领导人外交思想与开放发展思想之大成。其次,共赢主义集中华传统思想精髓之大成。再次,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共赢主义,其核心目标和宗旨是团结全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打造"大同世界";其内涵是推动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建设,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治理;中国带头建立开放型经济,让世界分享中国机遇;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应对全球非传统安全挑战;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推动各种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人类文明共同进步,这同时也是共赢主义的文化内核。     

中国在联合国中的责任与担当

联合国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积极发挥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主要场所。联合国作为全球核心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中国对自身地位的关注以及中国规范与原则和联合国某些规范与原则之间的互补性可以解释中国行为的这一变化。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安理会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中国实施对某些行为的限制和许可能力,以及对特定行为赋予合法性或削弱合法性的能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能够有效运用联合国大会体系表达其广泛的政治和道义诉求;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积极参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非战斗力量走出去及其能力建设也很有助益。中国积极介入当地的斡旋外交,在收益上存在不确定性。总的来说,中国更多参与联合国的部分核心活动所承担的国内与国际成本相对较低而潜在收益巨大,同时,联合国也是中国可以有效依托的表达其世界观与全球秩序观的平台。     

前梵二时代罗马教廷的外交传统

梵蒂冈作为当今世界领土面积最小的国家,政治与经济实力相对有限,为何在全球事务中依旧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这首先是由它作为一个国家和天主教中心的复合体地位决定的。1962至1965年间召开的"梵二"会议结束之后,罗马教廷实现了"跟上时代"的历史性转型,也借此维持了国际影响力。历史地看,罗马教廷在"梵二"之前悠久的外交传统,亦是理解梵蒂冈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从8世纪中叶教皇国形成以至1870年,教皇们和罗马教廷在面对其他政治强权时,依赖外交纵横捭阖以求生存和发展。经数世纪之久,形成了丰富的外交传统。在庇护十二(1846—1878年在位)于1870年成为"梵蒂冈之囚"后,教廷虽然失去庞大领地,世俗权力受到极大约束的教皇们仍旧活跃于外交领域。后世教皇们建立的外交网络和国际影响,成为1929年教廷与意大利政府谈判解决"罗马问题"时的重要筹码之一。1929年拉特兰条约签订后以至"梵二"会议召开前,罗马教廷虽然外交力量有限,但仍持续参与国际事务,且采用了现代化的外交方式,在国际外交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治理机制的一部分,主要通过结构主体、议题领域、作用渠道、原则规范、操控方式来构成和运作。中国作为环境大国、地区和世界大国,采取多种参与方式,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积极姿态出现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场合。但中国对该机制的参与在对自身及国际社会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负面影响,因此会导致双重效应。     

比较分析“软实力”在美国和中国外交中的应用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世界变的越来越小。不同国家在科技、经济、技术、艺术、文学、音乐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通过"软实力"外交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以及提升国际形象。美国就是一个成功使用"软实力"外交手段扩散和传播其文化和价值观的国家。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西方国家视中国的崛起为一种威胁,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比较负面。中国可以通过学习发达国家形成自己的"文化符号",同时运用"软实力"来提升和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     

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研究

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形式,其构建呈现出公共性、层次性和作用领域多元性等不同以往的特点.中国正通过参与和构建不同的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未来中国在参与和构建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过程中,要注重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保障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路径选择上,应积极加强与各类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与周边国家加强执法协作,进一步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中国海警局应在中国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土耳其在中亚地区软实力的发展及局限

土耳其是中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外部行为体之一,中亚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苏联解体后,土耳其积极介入该地区,通过制度外交、文化外交和科技外交等多种路径促进自身软实力的发展,效果显著,有效提升了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改善了其国家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耳其的国际话语权。但是,另一方面,土耳其在中亚地区软实力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挑战。究其原因,土耳其自身的中等强国实力无法支撑起其“称霸一方”的雄心壮志;对坚持多元务实外交政策的中亚国家而言,与土耳其合作只是“备选项”;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土耳其在该地区的活动势必会受到俄罗斯、美国、伊朗等力量的制衡。     

能源企业的环境安全与国际合作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能源全球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在能源环境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采取"孤立态度"。为全面保障能源供应安全、能源经济安全以及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代表的能源环境安全,能源领域国际合作更加活跃。能源环境安全的现状与困境深化了参与国际合作的必要性,而在能源合作的过程中,能源企业作为其中的重要主体在国际合作中应该对自身的环保义务引起足够的重视,充分利用国际组织的平台,进而不断地提高和完善能源企业自身标准。     

文化之于公共外交的作用——以韩国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文化交流与传播为核心的文化外交逐步发展到公共外交新阶段,成为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和提升国家形象最有效的重要手段之一。战后韩国的"文化外交"向"公共外交"演进的历史表明,韩国的公共外交已经从国家事务的相对边缘地带逐步走向政治中心,对韩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间"群内成员关系"的修辞建构 ——以习近平外交演讲语篇为例

当今时代,话语博弈已成为国家间看不见的新战场.元首外交作为国际交往的最高形态,有着其他交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和战略价值.因此,在元首外交演讲中,如何通过话语的战略性选用即修辞手段,有效而得体地构筑国家间的"群内成员关系",从而确保双方在众多领域和国际场合保持合作与一致立场,已成为关乎国家的生存、荣辱和地位,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内容.在考察分析习近平大量外交演讲语篇的基础上,总结得出了其外交演讲语篇中国家间"群内成员关系"修辞建构的词汇修辞手段、语篇修辞手段以及积极修辞手段.     

会议外交与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思考

在全球卫生领域以大型会议为代表的国际会议外交已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和载体。文章梳理了全球卫生治理中会议外交的两方面体现,一是以国际会议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二是以国家行为体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并进一步归纳了会议外交促成的全球卫生治理进程,包括多次会议促成了全球卫生安全的国际规则《国际卫生条例》,以及历经多年会议磋商促成了全球人口覆盖范围广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共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外交工作和健康中国战略有了明确表述,由此需要卫生与外交工作者审时度势、认清角色,通过会议外交表明态度,并以全球卫生会议外交为起点,促进国内立法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