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动因、目标与策略

近年来,韩国积极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其动因来自三个方面:在全球层次上,全球治理变革为韩国提供了扩大国际权力份额的机遇;在地区层次上,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与安全困境并存,为韩国发挥中等强国角色创造了新空间;在国家层次上,政治精英对国家战略定位的持续追求是内在动因。韩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协助大国维持全球治理体系和东亚秩序稳定,收获和平红利。为实现其战略目标,韩国的基本策略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时在大国间实行追随与平衡的两手策略,确保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以中等国家外交探究韩国对“保护的责任”的立场

保护的责任(R2P)从提出到规范化发展,中等国家扮演了重要角色。韩国作为中等国家之一,旨在执行“中等强国外交”,它在历届联合国大会关于R2P非正式互动对话的发言中,反复强调支持保护的责任,但韩国同时也表现出谨慎与克制,尤其是针对R2P支柱3的执行,即国际社会在特定情形下强制性干预一国内部的人道主义灾难。韩国的立场符合中等国家外交导向,一方面,人权领域是中等国家的“利基外交”之一,积极参与到国际人权机制的韩国对保护的责任表示支持;另一方面,中等国家在外交中所扮演的推动者、协调者、斡旋者等角色使得韩国需要综合考虑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对该概念的态度,以找出折中之道来弥合分歧,推进概念的规范化发展。     

文化之于公共外交的作用——以韩国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文化交流与传播为核心的文化外交逐步发展到公共外交新阶段,成为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和提升国家形象最有效的重要手段之一。战后韩国的"文化外交"向"公共外交"演进的历史表明,韩国的公共外交已经从国家事务的相对边缘地带逐步走向政治中心,对韩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的外交灵活性实践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者,中美全面战略竞争日益加剧,韩国被迫“选边站队”所承受的体系压力相应增大。面对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韩国充分发挥外交灵活性,坚持基于韩美同盟关系推进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调发展的外交策略。韩国一方面选择追随与依赖美国,不断升级韩美同盟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化与中国的战略沟通,以多种渠道、从多个领域与中国进行互动合作。未来,在尹锡悦政府时期,韩国的外交灵活性如何发展演变仍然存在着诸多变量。     

加拿大新公共外交评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面对变化的国际环境,加拿大开始了新一轮的公共外交攻势。通过国际广播、文化交流项目、国际教育项目和新媒介等新旧公共外交工具的灵活运用,加拿大公共外交迈入"新公共外交"的新阶段,其在达成国家外交政策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联邦与地方两级政府分权模式的影响、资金投入的相对不足以及国内政党政治的掣肘,加拿大新公共外交的前景不容乐观。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解韩国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韩国外交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痛苦选择中,一方面,为韩民族的统一进程魂牵梦绕,另一方面又纠缠于朝鲜核问题和美韩冷战联盟,难以走出朝鲜半岛的冷战体制阴影。卢武铉总统2005年3月提出韩国要扮演“地区平衡者”的角色,是试图走出“理想—现实”外交困境的重大尝试,可惜遭到韩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舆论的打压,不得已在改弦易辙。因此,“地区平衡者”不是韩国外交的恰当定位,而怕是过于理想化了。本文从目前的韩美关系、韩中关系、韩日关系和南北关系各方面分析韩国外交的理想与现实矛盾,认为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韩国外交其实是韩国社会在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理想与现实两股力量角力的结果。     

韩国朴槿惠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

朴槿惠执政以来,韩国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出现了显著变化,深化韩美战略同盟关系、探寻韩朝关系"新路径"、推进韩国与中俄战略合作、策略性"制冷"对日外交是其战略调整的突出表现。此项调整主要受国际体系、国家和决策者三个层次性动因的综合影响: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的渐变、信任性国际机制的缺失、韩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现状、国家利益的现实需求、国家行为的舆论驱动、朴槿惠决策集团的外交理念及朴槿惠个人的文化情结等因素共同制约着韩国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的最终指向。总体来看,朴槿惠政府正在探寻韩国东北亚外交的"黄金分割点",以使韩国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其对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产生的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全球化视角下的国际安全和中国外交

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和中国外交的审视不能离开全球化的总背景。由近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由于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问题而在冷战后加速发展。全球化使国际安全的内容和表现、国际冲突的起因和解决、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角色的地位和作用等发生显著的变化,国际安全的重心由东西关系向南北关系转移。作为谋求实现现代化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面临全球化、现代化和民主化等多重挑战,“全面外交”是我们的基本选择。     

论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与外交选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社会、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国际政治问题社会化和国际社会问题政治化、权力政治和权利政治共存竞争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要求中国的外交必须从外交取向、目标、原则、策略、心态、身份、重点、难点等诸方面,着力处理好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中关两国之间的崛起和反崛起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改善的良性互动。     

“超实力发挥”——加拿大公共外交的历史、特色及启示

公共外交大大增强了加拿大这样一个中等强国的国际影响力。回顾加拿大公共外交历史发展过程,发现它有三个特点: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密切联系本国民众、行动分散。而这些特点的产生有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文章又分析了这几大特点对加拿大公共外交的推动作用及其局限性,并由此来概括加拿大公共外交对各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启示。最后,本文联系当前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指出,公共外交是当今各国外交政策的必然选择。     

中国环境外交初探

本文认为环境外交的兴起主要有三个原因:冷战的结束;全球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恶化以及南北双方的利益考虑。本着对人类和未来负责的精神,中国政府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卓有成效。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环境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制订长远的环境外交战略;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巩固、扩大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取得的成果;确保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源来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服务。     

浅析二战后中等力量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加拿大外交为个案的考察

加拿大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力量国家。二战后 ,加拿大外交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其中最突出的特征为 :加美关系是加拿大外交的重中之重 ,国际组织是加拿大外交的独特舞台。中等力量国家的对外政策在不少方面有其独特之处。     

略论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点

本文阐述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提出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点是谋求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国际传播视野中的中国环境外交——以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为例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通过扩大多元化传播主体和运用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实现了国际传播的复合功能,不仅推动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也较好地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的环境理念。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塑造一个总体上于我有利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国环境外交需要进一步重视建构官方环境传播网络、发挥环保NGO和公民个人的作用、提升大众媒体的报道质量,在国际传播方面主动作为,以推进中国环境外交事业深入发展。     

外交价值观引领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

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中国外交价值观成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突破某些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制约的重要指导原则.中国外交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思想的有机结合,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有机结合.中国外交价值观的基本脉络是:以"文明多元"为基本出发点,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原则,以"合作共赢"为主要实践途径,以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为追求目标.中国外交价值观提升了中国的道义感召力,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促进更为合理的国际话语体系及国际秩序的构建.     

论我国国家总体外交视域下的非官方外交建设

在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报告中,均强调要加强政党、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政府外交以外的各方面的对外交往.包含政党外交、地方(城市)外交、民间外交等在内的广义非官方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之下,我国的非官方外交形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官方主导型、政策性支持·引导型以及官方倡导·规范型.为了建设更加科学有效的非官方外交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总体外交事业,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统筹建设:官主民辅,发挥人民外交优势;科学评估各类非政府行为体的对外交往,高效分配外交资源;合理解绑管理制度,为非政府外交行为体赋能;加强对民间涉外行为体的引导规范.     

环境外交:国际力量互动与较量的新界面

环境外交是 2 0世纪 70年代兴起的国际间新型外交形式。与传统外交相比 ,它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当代环境外交主体呈现多元化 ,目的和调整对象呈现扩大化 ,运作方式呈现多样化 ,规则呈现趋同化。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环境外交超出了传统的国家交往范围 ,成为 2 1世纪世界各类政治力量较量的一个新界面     

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创立及其外交活动

1910年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韩国爱国人士于1919年初在上海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积极开展以外交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抗日复国斗争。通过参与有关国际会议及发展同大国关系,力图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同情和支持。尽管有关外交努力成果有限,甚至遭到了失败,但其在韩国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