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对“改良”的承续性推进吗？——重谈《文学改良刍议》与《文学革命论》的关系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作为中国现代汉语诗学的元典性文章,人们普遍认为二者是顺向的承续性关系。从胡适和陈独秀追求新文化革命的目的来看,他们是在政治和文艺的层面上运用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在谈论文学革命;从《改良》和《革命》的文本内部来看,二人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偏重决定了《革命》和《改良》的对立而非承传。从陈独秀对社会革命活动的热情以及胡适对自由知识分子学术立场的坚守来看,这是他们当年文学革命观念的现实延伸,也再次证明了《革命》是对《改良》的断裂性转向而非承续性推进。     

“《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学术研讨会在陈独秀故乡召开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第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通过《新青年》，陈独秀宣传“科学”与“民主”，发起“文学革命”，并进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组建中国共产党和推动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毛泽东与延安文学的整合

说起延安文学,人们以为就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各解放区的文学。其实延安文学还包括1942年以前的文学。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学实乃毛泽东在战争时代根据革命政治的需要进行整合的结果。毛泽东对延安文学的整合,是战争时代革命对文学提出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学整合必须是围绕文艺的价值这个中心,以“应当怎样”为原则来进行的。毛泽东从文艺的价值主体、文艺的价值观念、文艺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整合。延安文艺确是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但其缺点和偏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性也有待认真清理。     

"戏台里喝采":胡适的新文学史自述

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到30年代的文学史自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胡适在分析五四新文学发生原因的时候,和陈独秀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胡适在他的文学史自述中,淡化了文学革命中“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意义,淡化了近代的白话运动,从而突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胡适的文学史自述是“戏台里喝采”,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学史写作。     

章士钊与新文学运动

当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派人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掀起新文学运动以后,章士钊从文学的形式到文学的内容都对新文学运动的主张提出了激烈的批评。章士钊与新文化派在文学思想上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双方的社会变革思想不同而引起的。新文化派的社会变革思想属于激进型,主张彻底改造现实和与传统决裂;章士钊的社会变革思想属于渐进型,主张新旧调和,反对除旧布新。由于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所以章士钊在批评新文学运动过程中所提出的文学主张基本上是保守的。     

从《新青年》的特性看文学革命的诞生方式和运作模式

《新青年》同人发动了新文化运动 ,也催生了文学革命的诞生。但《新青年》的特性也直接影响了文学革命的诞生方式和运作模式 ,使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迥异的个性、功利的色彩以及借文学变革行社会变革的思路。     

关于一九一七年文学运动性质问题的质疑

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同年二月,二卷六期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此后,接连又发表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与胡适、陈独秀讨论文学革命问题的通信或文章。这样,以《新青年》为阵地,关于文学革命的倡导和讨论,就逐步展开了。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简说鲁迅1918年的新诗

1918年是中国新旧文学转换的一年。尽管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最初关于“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几篇文字发表于1917年,但在创作上出现真正的新文学作品却是从1918年开始的。这一年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开了中国现代新小说之先河,首次出色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尽管1917年胡适就已发表了白话诗词,但这些正如胡适本人所     

试评《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发表于一九一七年一月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但是直到如今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有的仍认为此文所提倡的不是文学革命,仅仅是形式主义的改良,明显地暴露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面貌”。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的“八事”,就其实质来说,究竟是革命的还是改良主义的,尚须认真研讨。笔者不揣浅陋,想谈点看法,就教于大家。“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判定五四时期文学主张是否具有革命性质,我认为重要的依据,是看它能否体现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革命精神。《文学改良刍议》基本上体现了这一精神。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文学改良“八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前驱——以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为中心

顾毓琇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科学家,他曾在《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中提出,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学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相冲突,但也许更好的理解是把之作为“文艺复兴”的前驱,看到二者前后承继、缺一不可的紧密联系。顾毓琇的这一观点既不同于胡适、蔡元培等人直接把“五四”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观点,也不同于李长之强调“中国文艺复兴”与“五四”之间存在着断裂转向的看法,而为当今学界提供了一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关系的新视角。     

<文学改良刍议>考--关于文学革命

中国现代文学所迈出的艰辛的第一步,既有其充分的历史必然性,也与许多偶然因素的相叠密切关联.胡适与陈独秀的交往与共识,留美体验与文字论争,文学革命口号的变更与"八事”主张的提出,都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产生和其后文学革命的开端提供了有效的铺垫和动力,而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诞生.     

“文学革命八事”系因南社而立言

胡适不止一次说过，他的“文学革命八事”是就当时中国文艺状况而言的。此为胡适的由衷之言。所谓“当时中国文艺状况”即指南社的创作倾向。南社“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胡适的留美同学如梅光迪、胡先、任鸿隽、杨杏佛等都是南社社员和《南社丛刻》的作者（第１１集起）。胡适通过与这些同学的交流，并直接获读《南社丛刻》，熟知南社的创作倾向。已经接受了现代哲学、文学观念训练的胡适，在审视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轨迹，推断未来历史走向时，居当时文坛要津的南社便成了胡适视野里的一个主要对象。“文学革命八事”不仅是针对南社创作倾向提出来的主张，而且论证这些主张的材料十之八九也出自《南社丛刻》。     

论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哲学意蕴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系统阐述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文学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她促进了中国哲学语言形式的变革、思维方式的更新,开启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先河。     

《金锁记》改写的背后

《金锁记》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一篇充满斗争激越、呼应“五四”主题的文章。改写后的《怨女》则成为超越时代局限 ,走向人性深处 ,带有普泛性和恒定性主题的文章。在张爱玲的文学趣味向传统复归的背后 ,是作者对“五四”文学的反思 ,以及对中国文艺的表现方式、表现题材的寻求。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比较认识

多年无声的中国在五四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荡。随着社会的动荡及西方文明的输入。中国古老的封建传统文化在“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审视中受到新的评估与选择。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开始了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的工作。“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这便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股思潮——文学革命的思潮。 然而时至今日,对掀起这股思潮的两篇重要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下     

文艺大众化:作为一股潮流

文艺大众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从观点到倾向,从理论到创作,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汇成一股巨大潮流,文艺大众化这条鲜明的线索,贯串在民主革命年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文艺大众化,这不是海外的舶来品,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早在“五四”前夕.陈独秀、周作人倡导“国民文学”、“平民文学”,把这种新型的文学放在同贵族文学相对立的地位,已经多少表现出“五四”文学革命要把文学从少数垄断     

“荒歉”年代文坛的丰碑——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述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当时险恶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国新文学进入了一个沉默期。也就在这个时候,叶圣陶肩负起了主编《小说月报》的重任。他以《小说月报》为阵地,重新组织创作队伍,倡导“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的生活”,培养和提拔文艺新人,开我国现代作家研究风气之先,从而使《小说月报》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填补了新文坛寂寞的空虚。     

左联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对赵树理的影响

文艺大众化问题,实质是文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第一个高举文学通俗化大旗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首倡文学革命的陈独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响亮地提出了“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一口号。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待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三十年代初,“左联”成立了,在此前后,一批革命作家发起了一场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到1932年冬天,进行了第二次讨论,论及的问题更为深入、广泛。在1934年夏天,又开展了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这几次讨论,涉及到了文学与革命、文学与人民以及作家如何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尽管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些言论不免片面、肤浅甚至错误,同时也存在着说得多做得少,切实的动员发动工作做得不够细致等缺点,因此,革命的大众化的作品并没有产生多少;但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