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厌公务的菅原道真和杜甫

自称“为儒为吏报国家”的日本平安时期伟大诗人管原道真，在赞州时期诗歌中却对公务频发牢骚。而对工作不满乃至厌烦，在早于道真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歌中就有宣泄。这样的情绪，似乎不应属于这两位诗人，但这恰恰表现了特定环境中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体现出两位诗人的精神相通之处。更应注意的是，在两住诗人表现这种情绪的载体中，特别是《行春词》和《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这两首诗歌中，还存在着语言以及表现形式上的相似之处。     

面对灾难，诗人何为，诗歌何为

从灾难∕诗人、灾难∕诗歌两个角度入手可以发现：现代诗人在灾难面前热情参与或刻意回避的背后,折射出知识分子与历史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同时,灾难诗歌只有在艺术上坚守“真”与“情”,才可能发挥诗歌在灾难中的独特功能。     

"真与美"的寻绎--方敬诗歌世界精神透视

“真与美”是方敬作为一位现代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一生的人生追求目标与价值取向原则 ,更是他诗歌创作一以贯之的“诗之思”的集中体现。他是“凭着爱的名义写诗”的 ,因爱而求“真与美” ,为求“真与美”而担当而奉献。方敬诗歌创作生涯 ,呈现“真与美”寻绎过程。透视方敬诗歌精神之旅 ,不仅易于贴近方敬诗歌意义世界 ,同时也对于把握 2 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 2 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脉络 ,不无裨益。     

简析《秋颂》的美学价值

《秋颂》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所创作的颂诗之最后一首。在这首诗中，济慈突破了其早期诗歌对想象力的强调，从“亦真亦幻”发展到“真即是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最终回归自然的主题。同时，《秋颂》达到了自然动人的美学境界，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真幸运

“假如我是一朵花，我会用纯香陶醉大地，我会用花瓣迎接春天。即使我枯萎了，我也会为这土地孕育新生……”这是2010年4月18日，青海省玉树县第一民族中学初三（9）班学生代青文毛写下的诗句。那天，语文老师在讲完诗人艾青的名篇《我爱这土地》后，给学生们布置了一次特别的作业，要求大家模仿这首诗歌，写出一首带有自己真情实感的现代诗。     

论陶渊明诗文中“真”的境界

本文从美学角度来探讨陶渊明诗文中“真”的境界，指出其“真”的境界来自于陶潜对生活的真诚、来自于人格的力量；同时又分析了“真”的境界的构成因素及其特点；阐述了这种“真”的境界的美学价值。     

真我本色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凄凉,“欲上青天揽明月”的潇洒,“大江东去”的豪放,“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缠绵……都绽放着独特的美丽,显露着古人各自的真我本色。当时尚青年们哼着流行歌曲,唱着爱,唱着恨,唱着心醉与心碎,流溢着疲惫和忧伤时,远不比黄土高坡上哼着“信天游”的牧羊老汉对生活体味得真实,感受得深切。因为农人活出了真我,活出了自然,活出了一份恬淡与真实。回首“文革”十年,中国为何举步为艰,甚至倒退呢?还不是因为当时几万万人都一致一律,一元,一统,连穿衣、说话都如出一辙吗?人类在追求文明的过程中,一直在探索…     

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鲁迅的诗歌趣味及其对殷夫冯至的评价

本文从鲁迅宣称“不喜欢”诗歌的原因入手，分析了他的诗歌趣味。指出他并非不喜欢诗，而是有其评价诗的独特标准。除了强调“真诚”与“深切”外，他的诗歌趣味还与其人生体验和所受的诗学熏陶有关。因此，他对新诗的评价也与众不同，只有殷夫与冯至两位诗人得到过他的高度评价，他喜欢殷夫，是因为他赞赏殷夫的真诚和以身殉道的勇气，赞赏他“摩罗诗人”的气质；而他欣赏冯至，则是因为冯至对“真与美”的体验，契合了他的生存体验与艺术趣味     

"城市"和"乡村":于坚诗歌的生态寓意

“城市”和“乡村”这两大意象,构成了于坚诗歌的两大话语体系,亦构成了诗人创作的空间背景和心理背景,这其中极其重要地包含着一种生态寓意。“城市”和“乡村”不仅从外显的空间关系更从内隐的诗性角度和精神层面构成了两种生态的存在样式,二者的映衬以及诗人心灵的游走实现并升华了诗人的理性期待和审美期待。放在纵向的诗歌生态链中考察,于坚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诗歌内容和诗歌形式具有一种诗歌生态学的意义。     

情感诗歌中的“我”

文中哈萨克诗歌进行了探讨，对诗歌中的“我”进行了科学定义，论述了在诗歌中正确用“我”会对诗歌读者产生吸引力。     

《我自己之歌》中的超验主义思想

《草叶集》的精华篇《我自己之歌》表述了华尔特.惠特曼的诗歌理念和诗人毕生创作的基本主题。在这首长诗中,诗人力求解答“我自己是什么?”这一富含哲思的问题。在对此问题阐述的过程中,诗人表露了自己对“灵魂与肉体”、“上帝与自我”等对立统一关系的超验主义思想。本文从哲性诗学的几个侧面论证惠特曼与爱默生,黑格尔,尤其是与康德等哲学家在思想上的联系,并通过解析《我自己之歌》中对“自我、上帝、灵与肉”等认识客体所做的真诚表述,阐述诗人思想深处超验主义的泛神观念。     

美即真 真即美──亦论济慈的美学思想

《希腊古瓮颂》是济慈脍炙人口的颂诗之一，诗中的“美即真，真即美”观念尤为世人关注和争论不休。本文拟就诗人所主张的美、真以及美与真的关系，结合他的《希腊古瓮颂》、《忧郁颂》及其书信来揭示这个命题的深刻含义，并认为诗人美学思想的核心乃“美即真、真即美”。     

简析《啊，船长!我的船长!》的隐喻结构及其功能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初步探讨了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代表作《啊，船长!我的船长!》中的隐喻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产生的诗歌功能。文章提出意象选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隐喻思维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说，隐喻就是诗本身。     

罗伯特·勃朗宁的戏剧独自诗——《我已故的公爵夫人》评析

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诗人罗伯特·勃朗宁对英国诗歌最具独创性的贡献是成功地发展了“戏剧独白”的诗歌体裁。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戏剧独白诗的代表作——《我已故的公爵夫人》中戏剧独白的特色做出详尽的分析。     

被“凝视”的女诗人——也论狄金森研究中的几个重大争议

本文从女性美学的角度讨论了国内外一百多年狄金森研究史中存在的重大争议，如其诗歌的来源、诗歌的传统、诗歌的系统性以及女性诗人形象的建构等，进而指出这些争议的实质来源于男权美学对女性作家身分的“凝视”，而这种男性尺度在评价女性创作时存在诸多局限。     

试析李商隐诗歌意境的主要特征及成因

本文从美学角度对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歌意境的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具体从“悲凄之美”、“曲折之美”、“迷离之美”三个方面论述了李商隐诗歌朦胧凄迷的美学特征, 并从时代特点、个人际遇和内容、结构、用典、意象、语言等艺术创作方面阐释了李商隐诗歌意境的成因。     

新时期“归来”诗歌的创作母题与抒情人格

在新时期“归来”诗歌中，有两大母题：“我不怨恨”与“我不忘记”，分别以梁南、邵燕祥和流沙河、公刘为代表，其间不仅能反映出他们诗歌鲜明的个性与艺术特色，而且集中体现了“归来”诗人不同的人格和思想风貌。但对祖国、人民、生活和时代的酷爱，却是他们心中共同的并且至为强烈突出的精神意向，同时，由中也透露和揭示出他们的歌唱之所以成为新时期诗坛最强音的根本秘密。本文通过比较，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事实，在对其各自作品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也指出：由于它们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风度的区别，这些作品也非常显明地展示出诗人自己抒情人格的差异，而这，对于同样优秀的诗歌创作所获成就的影响，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约束与自由——弗罗斯特“遁世与回归”主题诗歌的张力因素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歌中，有一部分内容具有相同的“离开——折返”式运动轨迹。本文试图对这一类诗歌做归纳式探索，纳为“遁世与回归”主题下的诗歌。通过对这类诗歌常用隐喻的分析和解读，试图找出遁世背后思想自由运动的拉力和与之相反，向心牵引的世俗约束的引力。并又从诗歌创作角度，对“离开——折返”运动作出另外一重读解。     

漫谈张问陶的诗学观

清代乾嘉时期性灵派著名诗人张问陶主张，诗人只有崇真、缘情、举气、思变、仗灵，才能创作出“性灵”诗。其中“崇真”是诗歌创作的基础，“缘情”是诗歌创作的本质，“举气”是诗人的创作个性，“思变”是诗歌的艺术风格，“仗灵”则是指诗歌创作要依靠灵感。真、情、气、变、灵缺一不可，构成了张问陶独具卓见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