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的实证研究

虽然企业成长压力是所有高管都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但对我国具有"准官员"性质的国企高管而言,却有着更为"与众不同"的意义:由于国企承担着较多的政策性负担,使得"企业成长速度"指标取代了包含很多噪音的"企业绩效"指标(即国企普遍采用的"规模导向型"发展方式),成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中的一个重要评判筹码。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于具有不同政治晋升机会的高管而言,他们面临的成长压力会有所差异:与那些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高的高管面临的成长压力相对较大。并购作为企业实现快速成长的重要方式之一,自然成为那些追求政治晋升高管的最佳选择。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考察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文章基于2004~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研究发现:与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国企高管相比,当国企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机会较高时,企业选择并购成长方式的可能性较高,在并购交易中支付的溢价水平相对较高,并购后取得的短期并购绩效虽无显著差异,但长期并购绩效却显著较差。当企业自身内生成长速度特别是相对自身历史的内生成长速度较慢(即高管面临的内生成长压力较大)时,高管政治晋升对上述并购行为(并购成长方式选择、并购交易价格支付、并购绩效)的影响就会越强。     

政企合谋下的土地出让

市县政府官员是中国国有土地的法定批租人,地方官员的个人特征是否会影响土地出让?本文采用2003~2008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发现,平均而言,本地晋升的市长多出让约10%的土地。这一现象不能为地方官员的土地财政、土地引资动机以及地方官员的本地知识和天然的感情联系等因素所解释。本文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本地晋升的官员具有更大的合谋可能性,初步的直接证据是,本地晋升的市长通过挂牌多出让土地、土地的单位收益不受影响。     

我国地方官员晋升的因果机制研究及展望 ——基于CSSCI文献分析

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000—2020年以官员晋升为主题内容的CSSCI论文,可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在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影响官员晋升的因素和晋升激励产生的影响。未来研究中,官员晋升考核应关注多元指标体系,关注官员晋升后对地方发展的影响,研究对象应逐渐从省市级官员到县乡级官员转变,运用行为公共管理学实验法分析基层官员晋升的潜在动机。     

我国正部级领导干部学历、专业与晋升关系研究

<正>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专业背景、个人履历等方面研究省部级领导干部学历对日后从政的影响,深入分析其成长路径和施政风格;二是省部级领导干部升迁的影响因素分析,将我国正部级领导干部的升迁因素总结为党派因素、学历因素、经历因素和籍贯因素;三是省部级领导干部平均任职年限及晋升时间的研究,通过领导干部任职总单位数、总岗位数、年龄界限和平级调动岗位数四个方面分析领导干部如何较快晋升到正部级;四是     

政策不连续性与财政效率损失——来自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中国特色联邦主义"、"晋升锦标赛"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的角度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然而无论在哪种机制下,地方官员的更替都会造成地方经济政策的不连续,进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与财政效率损失。本文首先建立了一套财政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随机前沿法对1999~2012年31个省份的地方财政效率进行测算,然后搜集了同时期各个地级市党政领导的简历资料,采用地级市官员变更比例作为政策不连续性的代理变量,考察了政策不连续性对财政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由地方官员变动导致的政策不连续性显著降低了地方的财政效率,这种影响以地级市市长变更最为显著。每有一位市长更替,将导致该省份财政效率下降约0.15个百分点。(2)市长任期对财政效率有U型影响,新市长上任1年内,官员任期对财政效率产生负影响,因为换届过渡时政策不连续最明显,1年后地方财政效率逐步回升。(3)新任市长为快速做出政绩,短期内会实施大量新政,致使政府消费扩大、财政赤字扩张,引致财政效率损失。     

政府竞争、资本配置与上市公司“壳资源”转让

地方政府间的晋升锦标赛迫使政府官员寻求一切可能的方式完成政绩、争夺和保护地区的优势资源,人为地干预资本资源配置.以2000年至2006年地方上市国有企业被民营企业并购、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公司作为样本,以是否为辖区内并购作为因变量,以行业调整的绩效指标和企业规模作为自变量,建立Logit回归模型,探讨稀缺的"壳资源"在辖区内外转让是否因其质量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在控制公司特征、治理因素和年份固定效应等因素后,发现在卖方主导的国有上市公司"壳资源"转让过程中,地方政府倾向于将绩效好、影响力大的国有企业转让给本地民营企业,而将绩效差、影响力小的国有企业转让给外地民营企业.根据地区竞争力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组,发现竞争力排名靠后的地区比排名靠前的地区"壳资源"的质量在辖区内外转让的差异更为明显,表明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辖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方式维持地方经济.     

官员晋级:你今年多大?

近年来国家对官员任职的年龄要求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官员若错过这一轮竞争,未能得到提拔,就可能永远失去晋升机会,这势必影响到地方官员的晋升策略。观察者得出结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年轻的官员易升迁。《2009—201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对年龄作出进一步要求,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换届时,要保持以55岁左右官员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其中48岁以     

央企“准官员”晋升模式

这一两年间,"走向政坛"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央企高管的晋升通道。一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的文章《"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揭秘,对央企高管而言,政治晋升比经济利益更加重要。通过研究2008-2011年189位央企高管的职位变动数据,发现了央企"准官员"晋升之     

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2000年~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     

新生代员工社会支持感、职业韧性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

基于社会支持理论和职业生涯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等方法,深入剖析新生代员工的社会支持感、职业韧性与工作绩效的关系路径。研究结果发现:新生代群体的社会支持感、职业韧性与工作绩效在不同统计学变量下存在差异;新生代群体中"80后"与"90后"职业韧性存在差异,且"90后"职业韧性高于"80后";职业韧性在社会支持感与工作绩效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绿色团队”为环境而战

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气候峰会作出影响深远的中国减排承诺。他借鉴反腐经验,组建"绿色团队",即由环境专家组成督察组,对全国各地进行随机检查,以确保地方官员落实政策。为了鼓励官员落实政策,中国还改变了地方官员晋升的标准,把贯彻环境改革作为政府内升迁的一项关键考虑因素。此     

三类官员形象危机严重

什么样的官员容易发生形象危机?由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牵头完成的《形象危机应对报告(2012)》给出了答案。唐钧和课题组成员对2012年前四个月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形象危机进行了排名,研究发现,"窗口型"官员、"贴近群众型"官员和"准官员"三类群体受关注度高,形象问题较为严重。"‘窗口型’官员主要是履行执法职能的官员群体,包括城     

职业成长与离职倾向:职业承诺与感知机会的调节作用

本文构建了职业成长对离职倾向的关系模型,实证分析了职业成长对离职倾向的作用机理。识别了职业成长与离职倾向关系中的两个重要调节变量,即职业承诺和感知机会。通过对九个城市961名企业员工的调查,采用回归分析处理数据,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成长对离职倾向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职业成长四个因素对离职倾向均存在显著的影响;职业目标进展与职业能力发展交互作用于离职倾向;职业承诺越高的员工,他们对自身的职业能力发展、晋升速度越加关注,更可能会因为职业能力发展受限和晋升速度缓慢而产生高的离职倾向;随着员工感知机会的增加,职业成长对离职倾向的预测作用逐渐增强。     

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

以 2000 年 ～ 201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 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 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     

副省级城市发展逻辑:官员配置与增长驱动

正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副省级城市政治与经济运行具有"扁平化"特质,即经济体量大、辖区面积小、城市化水平高、党政官员配置级别高。自设立之初,副省级城市就扮演着"试验田"和"领衔者"的重要角色。与一般省会城市或地级城市不同,副省级城市书记和市长的行政级别是副省(部)级。在党政官员高配的特殊行政治理模式下,政府主导型增长内涵丰富,即一方面通过全     

晋升激励、地域偏爱与企业环境表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是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并分别从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两个角度切入分析这种影响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若继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得到改善；而若继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发生恶化。这一研究结论在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改变度量指标、考虑滞后反应、进行安慰剂测试、调整样本及控制其他可能的遗漏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异地调任的继任官员出于晋升激励的动机而倾向于降低地方环境治理水平；而本地调任官员出于对曾经任职地区的地域偏爱而更重视当地环境治理。本文创新性地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视角探讨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为理解地方官员的决策模式和企业环境责任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A股2005~2011年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突破目前流行的"显性—隐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本文探讨在"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双重隐性激励范式情境下,国企高管如何对两种激励做出权衡和抉择。本研究发现,这两种激励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替代效应,即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的CEO,其在职消费行为存在收敛现象。进一步探究影响机制,我们发现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路径有两个: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一方面直接抑制在职消费,另一方面它激励更高的"公司绩效",相应地会提升在职消费。综合来看,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大于提升效应。     

企业员工职业成长研究:量表编制和效度检验

本文构建并检验了职业成长四维结构模型,开发了员工职业成长测量量表。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职业成长与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差异。采用访谈、半结构化问卷获取原始数据,结合国外相关研究量表,经归类、汇总和预试修订等多个步骤确定职业成长初始量表。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等方法筛选确定正式量表,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了职业成长的四维结构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员工职业成长是个四因素构想,包括职业目标进展、职业能力发展、晋升速度和报酬增长。论文还对继续深入开展员工职业成长研究提出了几点展望。     

政治激励、资本监管与地方银行信贷投放

金融监管制度的有效执行依赖于针对监管者行为的激励设计。在中国,与地方官员类似,监管官员的职位升迁也往往由上级选拔决定,即面临政治激励,本文将代表中央金融监管的省级银监局局长与代表地方银行的城商行特征数据进行匹配,考察监管官员的政治激励是否通过影响其监管行为对城商行的信贷投放产生作用。实证分析发现:首先,在资本、资产质量、流动性等监管指标中,资本监管绩效显著影响银监局局长的升迁;其次,银监局局长在政治激励下的监管行为,促使城商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进而抑制了其信贷投放;最后,地方政府信贷干预、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融资程度等外部环境的不同,也使得银监局局长的监管产生差异化效应。     

政企关系、官员视察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为了解政策实施的情况,官员经常需要到企业中进行视察.而官员视察企业的活动也越来越得到企业的重视,正成为建立政企关系的重要活动.那么,官员的视察活动是否会对企业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呢?本文以2004-2007年上市公司中的制造行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官员视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官员视察活动对企业的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与国有企业相比,官员视察对民营企业绩效影响更大,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官员视察对企业绩效影响更大.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官员活动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