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合法性是依法治国和公民法治观念中的重要问题。对依法治国的认同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水平高低和人们法律意识强弱的重要指标。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传统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国家,法治要想在广大人民心中获得合法性认同,就应该而且必须与道德紧密结合,建立健全适应法治发展的新道德体系。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塑造柔性权威:提高政府合法性的根本出路

社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稳定和秩序,而稳定和秩序需要具有高度合法性的权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在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控制和法制建设方面的进步和成功,极大地巩固了现有权威的合法性和地位,但此三方面进步对于权威主体的合法性并不具有根本性作用。只有建立和巩固以道德认同和服从为基础的柔性权威,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现有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保证国家在稳定中发展。     

法治意识、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选择——基于2005 CGSS的法社会学分析

法治意识是指人们对法律性的认识及观念,中国社会在推进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和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表现为规范主义法律意识与工具主义法律意识并存的多元化特征。经验研究表明,法治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并不产生明显的作用,但对人们选择纠纷解决机制有一定影响。法律权威意识越强,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概率越低;人们越是把法律当作工具,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就越大。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的结构扁平化特征及两极化趋势与法律至上、法律万能的宣传有一定关系。因此,研究它对化解基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仍具有重要意义。     

权威的演化与嬗变——从一份“请示报告”看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中国的社会转型,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看,就是从“权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权威建立依赖于政府权威,但最终法律权威将取代政府权威,成为最高的权威。本文借助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实例,分析这一过程,指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虽然艰难,但也看到了希望：法律对政府行为开始有了规范作用和约束力。     

权威的演化与嬗变——从一份"请示报告"看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中国的社会转型,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看,就是从"权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权威建立依赖于政府权威,但最终法律权威将取代政府权威,成为最高的权威.本文借助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实例,分析这一过程,指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虽然艰难,但也看到了希望:法律对政府行为开始有了规范作用和约束力.     

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及其法治回应

基于历史惯性下当今中国特殊国情,为了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获得社会平稳转型,以史为鉴,政治权威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革路径应当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依法治国应当立足于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路径依赖考量,方能寻求较为稳妥的法治化路径。不能简单地以某些民主法治标准衡量中国社会转型期已经主动改革的某些现象,而应当以民主法治为方向,准确理解历史惯性下当今中国推动改革的某些游戏规则。本着民主与法治的孪生关系,在体制改革需要借助政治权威变迁过程中,在一定阶段只能寻求技术层面的相对有成效的法治革新。我国应当以此思路看待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回应,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等领域改革,以及相应的法治政府绩效考核等。法治化路径选择应当服从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村民权威认同与农村社会稳定

权威是指人们对享有权力的人的地位的认同和对其命令的服从.人们对自己生活其中的权威认同 ,权威在一定范围内的树立,就成为这一范围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村的内部利益关系出现了新的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博弈,农村社会内部结构呈现新的格局.原有的村庄权威式微,新的权威兴起,带来了农村政治秩序的调整,农村社会稳定面临严峻冲击.因而,探讨农村村民的权威认同现状,培养村民正确的权威认同意识,对于保持中国社会稳定,促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意义深远.     

法社会学:法律服从与法律正义--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本文是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一项实证研究。本文集中研究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到底是工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 ?第二 ,中国人对法律权威的支持是基于程序正义的还是分配正义的 ?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 ,但规范性服从背后蕴含着强烈的工具性动机 ;至于法律正义观 ,则基本上是重结果甚于重程序的分配正义。     

法治的政治基础

因为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支配地位,所以民众凭借对行政权力本能的信任共识去服从统治,放逐了法治,从而使得行政权力因素成为法治在中国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削弱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法治。     

二线城市市民法治意识调查报告

在十八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在司法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大环境下,我们通过对二线城市法治建设环境的总体评估,发现目前二线城市法治建设的最大桎梏之一就是市民法治意识的缺失。为此,文章对二线城市市民的法治意识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梳理了市民的法治意识概况并分析了法治意识缺失的原因。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普及宣传、强化教育等路径提升市民的法治意识,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     

中国明清时期法律宣传对我国公众法律教育的影响和启示

面对中国从1986年12月6日正式开始,已经浩浩荡荡进行了近三十年的"全民普法",令人深思的当然是如今"普法"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如同一个孩子性格的成长一样,我们考察公众法意识的成长也必须回到她的成长环境中去讨论。笔者从回溯古代中国的法律公布到明清时期的法律宣传史,尤其是在解读明清时期的讲读律令、里甲理讼、讼师秘籍中,探寻其中蕴含的当代公众法律教育的应有意蕴。本文既是一种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更重在探寻当前法治中国进程中公众法律教育的方向与未来。     

全球化与国际法的人本主义转向

国际法存在着以国家为主体、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传统。但是,由于20世纪以后出现的经济大规模跨国交往、国际危机与问题以及人权国际体制所带来的全球化趋势,国际法正在从“国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当前的国际法不仅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人本主义规范,而且逐渐在整体上以人类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取向。国际法的人本主义是实现国际法治的重要前提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与现实因应

社会因法治而文明,时代因法治而进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道路选择至关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核心要义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从历史经验、现实需要、未来要求、国际进程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理论与实践：后战国合法性观念研究

如果说西方是自然法,中国就是“王道—王法”。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合法性观念是一种内涵模糊、边缘不定、作用有限的思想意识,它既不是一种有体系的理论,也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所以,合法性观念在中国政活思想史上向来是一种弱势观念,是一种弱性思考;而且在许多时候,它往往被强势的合理性观念所取代和覆盖。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论证研究

在新时代的司法实践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论证,既是对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又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关键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论证的过程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合理性原则、开放性原则、价值引领原则、问题导向原则和人民主体原则。究其根本,"融入"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时代关怀,它旨在培育和形成全社会的共同精神纽带,进而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基础。     

水法的社会化

法律的出台,重要的在于执行。水法涉及的人更多面更广,其执行力度和程度受到其推广程度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水法的社会化,是水法向社会普及并严格执行的重要途径。通过水法社会化,将涉及国计民生的水法普及传播,促进公民的自觉法律意识与行为,为社会发展、国家强盛提供更好的环境和资源保障。     

论法治的评价标准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法治的评价标准众说纷纭,明确其标准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应将良法之治、法律至上、法律平等、司法独立作为其评价标准。具言之,良法之治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至上要求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法律平等要求权利义务一致、平等保护、反对特权,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权只服从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