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合力"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晚年在论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理论时,提出并深刻地阐发了"合力"思想.其"合力"思想既说明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客观历史规律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支配作用,也承认个人意志在历史发展中的一定影响和作用.恩格斯的"合力"思想要求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意志的作用;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恩格斯的"合力"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     

恩格斯"合力论"再探讨

恩格斯的"合力论"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机制的认识论概括,它是一个具有辩证张力的理论表述:第一,"合力论"直接描述的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现象,因此是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模型.在其中,盲目性构成历史进程的主要特征,历史的必然性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第二,它同时是历史进程的"内在的一般规律",在其中蕴含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趋势的自由(即合目的性的实现).恩格斯表述的张力源自辩证思维,这种思维本身也提出对经典作家理论表述进行历史理解的要求.从这一要求出发,我们必须反思恩格斯借助"合力论"所回答的社会历史问题,其前提是否仍然存在,因此结论是否仍然有效.     

关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

恩格斯在进行文艺批评时几次提到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在《卡尔·格律思〈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文中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观点来责备他……’”；在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又说；“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恩格斯明确说明了自己是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来衡量和判断文艺作品的，并且总是把美学观点放在前面。对思格斯所提倡和肯定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作何理解，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或曰美学观点就是“按照美…     

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探析

<正> 恩格斯晚年针对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庸俗化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论界的思想混乱状态,在其有关的书信和文章中,重新强调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同时对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了重要的补充性阐发,从中显示出恩格斯晚年一整套全面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因此,对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的真实原理,而且对于解决目前哲学理论界正在热切讨论的一些重大课题,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自觉活动的关系、历史必然性与随机偶然性的关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历史多线发展的关系等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唯经济决定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关系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然而,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关系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终的决定作用的理论,有人却恣意地理解为"经济唯物主义",即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唯一决定因素的所谓"唯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唯物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最终的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而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经济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捏造。     

哲学抑或科学?——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科学二重性"

当前学术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定位问题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是在哲学和科学"之中"为历史唯物主义找寻"归宿",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要么属于哲学,要么属于科学;第二类观点是在哲学和科学"之外"为历史唯物主义另寻"归宿",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属于哲学,也不属于 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现,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历史的方法;第三类观点是在哲学和科学"之间"为历史唯物主义找寻"归宿",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介于哲学和科学之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定位问题上之所以存在诸多争论,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既有哲学思辨又有科学实证,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同于思辩哲学又不同于实证科学.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哲学-科学二重性"特征.     

历史唯物主义的古典情怀和现代意蕴：从《费尔巴哈论》看恩格斯的历史观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宣告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终结.本文从历史的动力、主体、规律和目的四个层面来揭示恩格斯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此探讨如何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发展到唯物史观的历史科学,如何从古典历史主义进而转变到历史唯物主义,进而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气质上所具有的古典情怀和所开启的现代意蕴.     

恩格斯关于美的起源和本质的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其中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多方面论述到与美有关的若干问题.他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说道:"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7页,以下简称《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简称《全集》)可见,恩格斯是非常重视美学并     

美学观照 历史考量——对恩格斯“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再认识

进行文艺批评,总是离不开身在其中的文化语境,这种语境促使批评者产生特定的动机、模式,从文本中解读出新的意义,而把文本中原有的意义丢弃。然而,在另一语境下,批评者会对同一文本生发出新的意义而出现不同的解读。而恩格斯在对德国文学巨匠歌德的创作进行评价时提出的用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艺术标准和方法,有着方法论的启迪意义。他指出: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①在评论拉萨尔的剧作《济金根》时,恩格斯再次强调用美学观点和历     

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

恩格斯逝世110年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不断贬低和抹煞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文章试图通过对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阐述,突出恩格斯晚年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坚持和捍卫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明确恩格斯在诸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发展和历史辩证运动的规律和动力等理论问题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