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管制

发展国家资本和实行经济管制 ,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统治经济政策的两大重要内容 ,落实在纺织业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扶植、操纵国家资本企业“中纺”公司 ,以及对棉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除粮食之外 ,棉花纱布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 ,都是物价统制中最主要的物资 ,战后的花纱布管制 ,初时基本沿袭了战时体系 ,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管制机构几经更迭 ,管制措施不断加强 ,其力度远比战时更为严厉 ,直至实行全面统制。战后花纱布管制的演变过程 ,折射出国民政府统治经济政策的强化过程。因此 ,了解与研究战后的花纱布统制问题 ,是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经济问题的重要环节     

抗战时期新疆币制改革中的政治与主权

民国以降,新疆币制长期游离于中央货币体系之外。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让新疆币制与国民政府产生更多交集。1942年盛世才"内向"后,国民政府坚持柔性治疆策略。在维护新币币信前提下,国民政府将作为国家主权货币象征的法币逐步在新疆推行,保障了新疆社会经济的稳定。新疆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后,尽管国民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竭力减少新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但在军事接连失利的情况下,收效甚微。抗战时期,对新疆币制的改革既是国民政府收复新疆主权、巩固在新统治的重要举措,亦是其利用战时推进边疆纳入中央金融体系的具体实践。     

试析1931年江淮大水农赈机制——以江苏省为中心

在1931年江淮大水救助中,国民政府突破了传统荒政以"维持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在防止因灾害而引起政治波动的同时,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赈与农赈,组织了官义合作、多重牵制的管理体制,设计并成功运作了多种形式的农赈项目,为灾后农村的恢复建设,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发轫而成为国民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新思路.     

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确立了国联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决策,并对其保持相当程度的信任。但国民政府并未单纯依靠国联,而是根据事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即在不失国联同情的前提下,同时展开直接交涉与武力抵抗;塘沽协定后,又将国联外交转换为大国外交和推进国联的对华经济技术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中。     

战国出土与传世文献中的“谁”与“孰”

文章以传世战国文献与出土战国文献为语料,考察了疑问代词"谁"与"孰"的频率、询问功能与句法功能、时代性等问题。"谁"主要问人,"孰"人、物并询。战国早期,"谁"作主语较多;战国中晚期,"谁"作主语较少,主要作谓语、宾语、定语等,而"孰"主要作主语,这时"谁"、"孰"在句法成分上形成互补关系。出土文献中"谁"、"孰"的数量远远不及传世文献,但出土文献中"谁"、"孰"的语言面貌与传世文献是一致的。     

从两次高考观察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制度

１９２８ 年１０ 月国民党成立五院制国民政府，以考试院来创立并推行现代意义上的考试制度。虽然考试院做了很多努力，但在实际推行中发现步履艰难。从国民政府举办的首两届高等考试可以看出，考试院一方面认真推行考试制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国民党派系官僚政治低头，使考试制度难以得到真正推行     

儒教道德与治世想象——战前山东进德会的文化旨趣与文学生活(1933—1937)

山东进德会(1933—1937)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韩复榘督鲁期间成立的官方组织,其贡献不过是在商埠区提供无伤大雅的娱乐活动。本文则通过勾稽历史档案并结合稀见史料《进德月刊》,发现其是以满足韩复榘"治世想象"而成立,而手握重兵、独揽大权的军政领袖、政治上随风倒、但求自保的技术官僚以及一般民众但求坐稳奴隶的"乐观"精神等多种原因,使进德会在鲁省战前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进德会重塑了地方精英的交际与利益交换方式,也容忍"能吏"们在平衡国民政府、韩复榘个人势力与山东地方士绅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推动渐进式的现代化方案。其以复古的吏治道德主义在1930年代的鲁省受到出人意料的欢迎,则表明土俗世界大众的某种隐秘心态:所进者为何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忧外患的乱世中获得短暂的"治世",而这既无关新与旧、中与西,也无关民主、科学与道德、传统孰重孰轻之辩。     

国民党"党治"体制下的驻外使领馆建设

本文是从驻外使领馆建设角度,对国民政府训政实施时期,国民党推行"党化"外交的一个考察。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保障"党"的政策和意旨在外交部门的顺利贯彻和推进,如何从外交人员选拔、任用和使领馆工作制度建设入手,强化政治考核、培训和工作监管,实现外交队伍更新的过程。国民党为加快外交"党化"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适应了国民党统治的内在需求,就加强国民党执政党的地位和政策的影响力是必要的,但国民党一党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并不完全相符。因此,在国民党"党治"体制下,外交部门的逐步"党化",给国家的对外事务,乃至海外使领馆建设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     

国营与民营之争: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早期探索

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两路开发中国实业方案 ,开启了贯穿国民党统治始终的国营与民营经济分野标准之争 ,也引发了思想界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思考与探索 ,推动了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其间 ,三种思想趋势尤为引人注目 :其一 ,在经济现代化模式上 ,由对发达国家的单个模仿 ,转变为以中国为基础而博采众长 ;其二 ,在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上 ,由以强国为中心转变为以富民为中心、富民与强国并重 ;其三 ,在经济现代化的方向上 ,由以社会公正为先而强调扩大国营事业范围 ,转变为以经济效率为先而淡化国营与民营经济范围的划分。国民政府没有及时总结这些理论成果 ,并纳入其决策与政策之中 ,导致了其战后经济重建的失败与政治上的迅速垮台。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以抗战时期为例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1932年中苏复交看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采取的依靠国联抑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前途暗淡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与苏复交的根本原因 ;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曲折过程 ,体现着国民政府以是否对“剿共”战争有利作为与苏复交的根本标准和最高原则 ;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不加推进 ,而是利用苏日矛盾上升之机 ,加强了“剿共”战争 ,这是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目的的最好印证。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原因、过程以及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的态度和“剿共”战争的加强等有关史实 ,展示着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实质 :与苏联复交 ,以此牵制日本进一步南犯 ,使“剿共”战争顺利进行。这进一步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本质     

试论我国的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争论由来已久,其所以越来越说不清的原因之一,是把效率和公平的内涵和外延无限扩大,使许多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混杂在一起,模糊了所讨论的主题: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原因之二,是在讨论中没有把公平区分为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两个不同范畴,使得仅与经济公平相关的市场和企业也被牵扯到社会公平中来。原因之三,是政企不分所带来的后果,政府一方面要管民生,当然必须讲究社会公平,另一方面还要管企业,当然就要关注经济效率,所以才出现效率与公平孰重孰轻总也摆不平的问题。     

国民政府“乡镇公共造产”的历史教训

"乡镇公共造产"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时期推行的一项重要的农村经济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在大后方实行新县制和保甲制后,产生的县乡镇村街保甲的行政经费问题,但因为它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违背人民的意愿,结果事与愿违,不但未能解决国民政府县乡镇的财政问题,反而劳民伤财,给农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陈仪与台湾公营事业的初步建立--兼论台湾发展民营事业的政策取向

国民党对日伪资产的接收方针是收归国有.陈仪受命负责收复台湾的具体准备工作,秉持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陈仪在台湾建立起庞大的公营事业,推行经济统制政策,效率不彰,贪污成风,引起广大台胞的强烈不满."二@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为缓和与广大台胞之间的对立,开始在台湾推行以公营事业为基础、民营事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为台湾经济的发展找到了较为可行的途径.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国哲学"为学之方"的经典表述,以后的朱陆之辩在语言学上实际上是出于对"而"字解读的不同.从义理上看,则是自孟子、荀子以来在认识论上"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分野,也和自张载以来知识论上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相关,这种为学工夫论之争也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哲学本体论分歧在方法论上的反映.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不是本末之争而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之争.关键在于二者所理解的知识仍是"道德知识",最终都仍是落在修身成圣这一目标上,这也和中国哲学德性至上的大传统相符.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数量的膨胀及其溃败之考察

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的数量估计为切入点,考察了庞大的国民政府公务员队伍在当时所造成的影响:增加了财政负担;占用了社会资源;影响了公务员的向心与离心.公务员队伍的无度膨胀,使有限的财政不堪重负.而当社会资源一定时,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就容易出现与民争食的现象.到了国民政府统治后期,因为经济的衰退,财政收入萎缩,在前期表现为控制与激励作用的福利制度,在后期则成为了腐败的催化剂,离心的加速器.国民政府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对其崩溃的影响对当代中国公务员建设有启示意义,即政府组织规模要适度.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1935年9月至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平等、效率与民族关系

<正> 一、平等与效率关系是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难题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厂矿企业,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提高经济效率,推行以承包经营为主的多种生产经营责任制。结果把许多技术低的职工裁减下去,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有些少数民族干部和技术人员也从原来的岗位上调整下来。这些做法影响了这些人的经济收入,引起不满,也产生了不平等感。     

论抗战时期的政治参与机构——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是为适应抗战需要而设立的政治参与机构,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机构,在中国政治参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国民参政会在战时国民政府政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权利来源、成员产生方式和法定职权都决定了其难以承担起引领中国政治从"威权"达至"宪政"的重任.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活动轨迹显示着中国政治参与的艰难发展.     

从定县到全国：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的起源、形成与推广

近代中国的基层卫生建设长期缺乏统一明确的规章制度,发展极为迟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规划进行县级卫生建设,但迟迟未能制定出合适的县级卫生建设方案。1932年以后,国民政府效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创造的卫生模式,逐渐制定出县级卫生制度。定县卫生模式的经济高效以及平教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国民政府迅速采取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从制定到最终成型,再到全国推广,过程漫长而曲折,最终国民政府将县级卫生制度融入新县制当中,才使县级卫生制度推广到整个国统区。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的设计与实践之间虽然存在巨大差距,但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层卫生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