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元氏家族文学与学术考论

作为北魏及东魏西魏的皇室成员及北朝最大的家族之一,元氏家族的文学活动是北朝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统计分析元氏家族的文士数量、传承情况及具体的文学与学术活动等。元氏文士现可知有九十余人,大部分出于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元氏文士多名士化,在文学、学术上较多具有南朝文化特点,由此可深入全面理解孝文帝汉化改革,亦证汉化改革在文化上较多受到魏晋河南新学及其流风南朝文化的影响。对元氏家族文学学术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北魏的汉化改革及其兴盛与衰败的历程、鲜卑文士的汉化进程等,亦为北朝文学学术的全面研究提供研究视角和材料。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考述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关系密切,不同时期文士籍贯总是以密集点的呈现表明其分布状态;中晚唐文化虽呈南移趋势,陕西和河南籍的文士密度仍居前列;《丹阳集》编撰的意义在于确认以籍贯为单位关注文学现象的意识,而初唐“吴中四士”的出现隐含着北方文人势力强盛南方文人势力弱小这一事实。     

融通文士文学文化 拓展宋代文学研究域境——《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读后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文士的评价,是以其文学创作为参照的。这种做法虽无不妥,但视野稍嫌狭窄,因为文学从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精神文化是文化成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其精髓就是文化精神。文学创作一方面遵循着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则对文化精神发挥着充实与完善的作用。文士,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也是文化创造与传播的核心力量。这一特征,在宋代文士的身上,体现得尤其鲜明。可见,从文化角度观照宋代(包括其他时期)文士的作为,不失为学术研究的新路向。     

试议谏诤精神对唐代文学写实倾向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发展的成熟时期,尤其是唐太宗贞观阶段成为文士谏诤干政的黄金时代.基于时代的感召,唐代文士具有强烈的谏诤意识,为了纠正君王的错误,他们大胆言谏,不惧刑威,有时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唐代文士的谏诤精神不但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对文学写实倾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宋代女性的文学教育述论

宋代女性的家庭文学教育有自学自修、家庭成员互教互学等几种途径,艺妓的文学教育主要来自与文士的交往.诗歌是女性文学教育的重要手段.宋代女性的文学教育与重文教风气、图书普及、女性交际需要等密切相关,是"才女"辈出的催化剂.     

唐宋贬谪文人与江西文学

唐宋时期是江西贬谪文学的繁荣时期,这不仅表现为贬谪文士数量的众多,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亦出现了新的艺术高峰。江西贬谪文学在主题上抒写政治失落的幽愤和迁谪情怀的痛楚,在艺术上借助山川风物来表达不平则鸣的心绪。贬谪文人促进了江西文学和文化的繁荣,贬谪文学是江西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欧阳修的文学教育与宋代文学的发展

本文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探讨了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取得成功的原因.欧阳修不仅提出了适合时代要求和体现新的审美追求的文学思想,以成功的创作实践为后学提供了范例,还从作家与创作两方面着力进行文学教育.他从塑造士人品格和精神境界入手,培养了关注现实、关心百事的新型文士,同时使以意为主、平易流畅的诗文新质获得广泛认同和接受;在欧阳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苏轼、曾巩等新一代文人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观念,最终确立了宋代文学的独特风貌.     

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

此处所说的文士,特指文章之士。他们既不同于经生,也不同于文吏,而是一批致力于文章的创作,以辞章名世或立世的人。两汉时期,文士的兴起和经生的文士化倾向,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自觉。 一 两汉时期,在皇帝和诸侯王周围,有了文学侍从之臣。这是一批以文章名世,且以文章立足于朝廷的人。 汉初,高祖及文、景二帝皆不喜文人,然而在诸侯王中却颇兴养士之风,吴王、梁孝王和淮南王周围,都聚集了一批文章之士。《汉书·贾邹枚路传》载:“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     

湖湘文士袁子让对晚明主流性灵文学的响应

晚明万历以来引领全国文学创作之主流的是湖广公安派和竞陵派的性灵文学。在湖湘文士中，有一批中下层人士如袁子让者以抒写山水的自然之趣、张扬个体的性情之真、激昂主体的个性自然之美、提高自我的独立之尊响应着这场主流性灵文学活动，共同推动了晚明文学和地方文学的发展，是值得我们足够重视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论左翼作家之政治趋向

在残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化、世俗化、大众化作为仁人志士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的救国使命,决定了左翼文学突出的政治倾向。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体趋向群体、社会价值疏淡文学价值、"社会化"倾向加重。本文着眼于政治文化,通过文学与政治之关系探讨来解析左翼文学政治化倾向的因由和影响,力求真实再现其历史本貌和本质。左翼文学作家的政治化倾向客观上限制了对艺术本质探索和审美追求,以及艺术个体自我的个性发挥,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对于贫穷落后的平民文学,左翼作家却做出了历史性的功绩,对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武则天执政与洛阳文学发展分析

武则天执政前后实施了多项政治措施,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家队伍和文学创作;而因政治革命导致的文人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巨大改变也如实地反映在不少文学作品中。这在洛阳表现尤为突出。     

Reading Hu Feng's Three Hundred Thousand Words Memorial

For many years,although he was a non-Party personage,Hu Feng always was strict with himself to reach a Communist standard in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diligently and assiduously.However,in the specific literature and art insights,he maintained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thinking,     

"清洁"的文本与"衰竭"的主体——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

由于依托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对于文学的审美评判转向了对于文本和创作主体的政治批判,并衍生出了具有高度规范化和裁决力的规训与惩罚功能.对那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文奉,主流批评家进行了干预和批判.作家依照批评意见修改文本,努力使其变得"清洁"和纯粹,并做出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他们并未因此而重新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接纳.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使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日益衰竭,也造成了"十七年"文学作品某种程度的相似和一致.     

当代小说文体的变化与发展

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现代、当代小说文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80年代以来小说文体的变化,已成为当代作家寻求艺术创新和探索的突破口。近20年的小说文体探索使当代中国作家的生活积累、现实感悟、生命情感体验在变化、发展而丰富的文体形式中获得了更趋完美的表现。中国作家意识到了小说文体创造的本质力量,也标示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一种方式的特性,从而使小说写作达到了更为理想的审美高度。     

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文学史叙述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     

大众读者批评与"80后"的文学史价值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     

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同性之爱的叙事与性别

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诞生了一批表现女性同性之爱的作品,但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和遗忘。对这一批作品进行集中的阅读和比较分析,其主旨就是重建当年的文化脉络,探讨中国现代女性同性之爱文学的独特形态和政治文化价值,勘察男女两性作家在同一题材上所呈现的结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形成的历史与现实文化成因。     

论中国早期文学侍从的文学史意义——以二曹六子主从关系为中心

二曹六子主从关系构成了建安时期侍从文学的主体,与先秦两汉时代屈原、司马相如、鸿都门学文人等侍从文学不同,建安六子具有政治性削弱,娱乐性加强以及集体性的出现的特点,并直接影响了五言诗的出现,在中国早期侍从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建安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分不开的。     

从曹操看建安文学与政治的亲和关系

汉魏之际 ,文学与政治的亲和 ,自然而然地成了建安作家的共同选择 ,成了一个时代的倾向。”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 ,为走向自觉和独立时期的文学争得了荣誉 ,也为文学得到社会及当权者的认可赢得了更多的支持。”雅好慷慨”成为建安大多数作家所追求的时代精神 ,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表现出来的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作为其具体表现 ,就是建安作家群体对功名事业的追求。曹操的政治引领和文学实践正是这一群体追求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