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案与传教士之文化观照

教案、反洋教斗争和传教士问题是中国近代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与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近代中国教案与反洋教斗争，乃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制约与影响下发生的，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酿造出教案与反洋教斗争的二重变奏；由士大夫、官吏、秘密会党和农民倡导并为主力的近代反洋教斗争，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爱国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杂揉和交融；而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是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的，担当了文化传播与文化渗透的双重角色。     

清季湖南忔案论略

近代湖南发生的教案和反洋教斗争,从19世纪50年代的衡州教案开始,至20世纪初长沙、宁乡等地的反洋教斗争为止,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大大小小发生了3O余次。在南方地区,是仅次于四川的最激烈和频繁的省份之一。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清季湖南教案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又与全国的斗争呼应,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部分。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李伟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也称教案）的研究中，三四十年代早就流行过的“中西文化冲突”论再次时髦起来，有的人更把它看作教案研究的突破口，从而认为教案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有的更直接地指出，教案是“保守落...     

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及特点探析

中国近代教案的发生发展与官绅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成为反洋教斗争初期的一大特色。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动机各异,促使官绅在一定程度上与群众一道进行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十分复杂。虽然官绅参加了反洋教斗争,但并非由于他们的参加而改变这场斗争的性质,因为反洋教斗争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中国人民为了阻止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渗透而进行民族自卫的一种方式。     

封建官绅与近代教案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尽管从表面上看,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常常是成千上万的平民,但是真正的鼓动者与策划者,多半是封建士绅与官吏。本文试图通过对封建士绅和官吏参加反洋教斗争(即教案)的原因、形式以及所处的地位作一综合剖析,将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近代史学界所争论的焦点问题:近代教案的性质问题。     

清代外国教会在川势力简述

四川近代史上的反洋教斗争在整个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六十年间,全国重大教案二十五起,仅四川一省就占七起之多。显然,探讨“洋教”势力在四川的发展,是我们深入研究四川反洋教斗争所不可缺少的环节。本文拟就这方面的史实作一简略介绍。     

试论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地位与经验教训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反对西方基督教会侵略的斗争(即“反洋教斗争”,亦称“教案”),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总结反洋教斗争的历史经验,这不仅是历史科学研究本身的需要,而且透过历史这面镜子,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面向世界,走向未来,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近代教案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单纯的农民革命还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抵抗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民族战争?近代教案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如何?本文将就这些问题提几点看法。一近代中国,教案迭出,此伏彼起。教案,即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或称反洋教斗争。如果从19世纪50年代的西林教案算起,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全国共发生大小教案四百余起,平均每年有十起之多。这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要对这     

论余栋臣起义在反洋教斗争史上的作用

1890年和1898年的四川大足余栋臣起义,是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史上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反洋教武装起义。它前后持继十年,两度掀起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推动了反洋教运动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成为斗争进程链条中重要的一环。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指出它在整个反洋教斗争史上的作用。     

辽宁地区的反帝国主义宗教斗争初探

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中,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辽宁地区在全国反洋教运动的影响下,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的帝国主义,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斗争,有力地声援了全国的反洋教运动。帝国主义的宗教,不仅是“昏迷殖民地民众之一种催眠术而且是掠夺殖民地之探险队、先锋队。”鸦片战争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取得了在中国各地传教的特权,将其侵略     

论丁日昌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反洋教斗争。办理天津教案是丁日昌对外交涉的实践之一。笔者拟从丁日昌对天津教案起因的认识、处理方针以及经验教训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试论反洋教斗争中的官、绅、民

近代中国的反洋教斗争,是中国人民以反对教士和外国教会为表现形式的反侵略斗争。参加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发生的教案不下数百起。本文仅以具有代表性的教案,探求一下官、绅、民在反洋教斗争中的态度和作用,以期有助于对贯彻这一斗争始终的主要矛盾的认识。(一)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在贵州、湖南、江两等省迅即兴起了焚毁教堂,驱逐洋教士斗争的高涨。对此,外国侵略者叫嚷:“所有和约并不通行各省,即或通行到省,而督抚又不能转行所属,并将天主教益加禁革,比未立约之先,更残且酷,实出情理之外”。①然而,江西巡抚沈葆桢认为:“教堂一案,事虽起于仓卒,而积衅非伊朝夕,自庚申八月之变,普天同愤。士民含酸茹痛,以迄如今”。②说明,反洋教的高涨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民族矛盾开始激化的反映。     

浅谈近代教案中的文化冲突因素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反洋教斗争呈高发态势且日趋激烈，参与的社会阶层和地域越发增多。酿成教案的原因，传统观点多认为传教士参与侵华活动是主要原因。但本文认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之间的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即潜伏于中国人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习俗与基督教会教义、仪式的相互隔阂、对立则是近代中国“反基”教案发生的深层次的、内在的根源。     

张之洞教案政策探析

张之洞在晚清长期出任督抚,处理了大量教案,形成了独特的教案政策。张之洞严格遵守条约,镇压反洋教斗争;同时,依照条约,维护主权、保护人民利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张之洞的教案政策不可避免地带着两面性。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

十九世纪末,首先爆发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其斗争的矛头所以直接指向外国教会和依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的教徒,不是偶然的。在近代,西方基督教是靠着侵略者的炮舰强加于中国的,中国人民对它一直存在着“恶感”,从而不断发生各种教案。义和团运动,正是历史上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按其性质,大体可分为四类:即洋教士掠夺房地产案;基督教与中国礼俗政教的冲突案,教士教民对人民群众的欺凌压迫案;以及人民群众的反教斗     

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中国近代“教案”的文化透视

频繁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教案,亦称民教斗争或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和影响的重大事件。据统计,从1848年的青浦教案开始,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为止,全国各地先后发生400余起教案。这些教案的发生,固然有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但中西文化冲突亦不容忽视。如: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的冲突、平等思想与等级观念的冲突、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的冲突、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的冲突、宗教慈善与传统秩序的冲突、外来宗教与土著宗教的冲突等,这些都是教案的重要起因。中西文化冲突充分显示了反洋教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近代国人反洋教心理分析

反洋教斗争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 19世纪 6 0年代至 19世纪末是反洋教斗争的“剧烈期”。本文试用西方史学理论 ,从国人反洋教的民族心理的角度 ,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同时说明 :洋教入华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简论清朝末期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清朝末期,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教会势力的斗争(亦称“教案”)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近20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897年7月发生的南郑县八角山教案;1900年7月的宁强县燕子砭教案;1900年8月的陕北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教案;1902年的略阳烟洞沟教案;1903年6月的平利县洛河教案;1911年10月的西安南关教案与宝鸡教案。对于清末与民国初年陕西教案中的某些问题,笔者作过一些研究和论述。本文拟再就清末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略述己见。由于教会势力的残酷欺压,迫使群众掀起反洋教斗争,是陕西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1862年的湘潭衡州教案

1862年(同治元年)发生的湘潭衡州教案,是湖南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次教案,也是近代中国较早的教案之一,时间仅略迟于贵州贵阳教案和江西南昌教案。它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征:(一)人民群众(包括青年学生)是斗争的主体,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二)绅士从反侵略和维护“圣道”出发,进行了大量的反教宣传活动,成为斗争的主要动员、组织者;(三)地方官意存观望、纵容,并造成案件交涉处理的曲折性和长期性。这些,在近代中国早期教案史上很具有典型意义,值得深入剖析。然而,过往一些中国教案史著作,由于资     

“成都教案”述评

“成都教案”发生于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从当时全国的形势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反洋教运动已进入高潮。这次教案不仅是一次反对为外国殖民主义政策服务的教会势力的正义斗争,而且是紧接甲午中日战争后,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捍卫民族生存的反帝爱国运动。 “成都教案”发生后,帝国主义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挟条件,清政府一如既往地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导致了成都教案的屈辱结局,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又一次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