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思玄赋》对《离骚》的模拟及二者精神主旨之异同——兼谈汉代抒情言志赋的意义

张衡的赋作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传承与开拓意义,而其《思玄赋》则是汉代抒情言志赋中对屈原的《离骚》在文句、描写和结构上进行了最完整最有意识的模拟。但因时代背景与创作个体的不同,与屈原《离骚》中“宁溘死以流亡”的精神之旅相比,《思玄赋》中张衡的“道德之旅”是借游历的形式,通过对自己道德前途的叩问来表达他的坚持。因此《思玄赋》可视为屈骚精神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的影响与流变的读本之一,并进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汉代抒情言志赋的价值与意义。     

窦宪幕府文学考

窦宪幕府文学是东汉文学史上的一件盛事。但对这一文学现象,我们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和研究。本文试图通过窦宪幕府文学概况,傅毅、崔骃、班固入窦宪幕府的初衷分析,窦宪幕府的主要文学活动,班固和崔骃在窦宪幕府文学活动中的比较,这四个方面,对窦宪幕府文学作出初步的分析和梳理。     

典如潮涌 明心言志——论辛词之用典

用典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基本表现手法之一。辛词用典是独树一帜的,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看,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辛词用典是为明心言志。所言之志分三种:建功立业之雄心,退隐闲居之操守,壮志难酬之悲慨。辛词以典明志,也反映出辛弃疾多元的价值取向,同时也使词由代言体变为言志体。     

传播与接受视域中的中古赋及中古赋论

在传播与接受视域中,唐至清代的接受者对中古赋作因采用了不同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而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评价.其赋评基调大体经历了一条由贬抑到肯定的演变轨迹.中古赋论对于文学的自觉和审美的要求与重视,迥异于汉代赋论对赋之政治功利之用的追求,它是最早回归赋文学本位并初具自觉的赋体批评意识的赋学理论.中古赋论内涵丰富,对唐至清代赋学产生了深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赋欲丽”等赋学现在后世的回响;二是赋论批评形态为后世所承袭;三是赋学辨体理路在后世得以延续.     

赋韵考论

赋是有韵之文.赋有不同体式: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其用韵方式有同有异,律赋严格限韵,其他不限韵.赋韵源于诗歌,早期赋都用<诗经><楚辞>的韵系和韵式.汉代散体大赋和宋代文赋用韵最宽松自由,韵位疏密和韵部转换皆无定式,行文中有很多无韵的散句,加之古今音韵变化,有些韵脚今人已经不觉得是押韵,因此,除了专门研究古代音韵的学者,普通读者会觉得散体赋韵若有若无.骈赋和律赋用韵整饬,通常偶句押韵,不断换韵,可称为骈排转换韵式.这种韵式对赋的文体结构、内容之铺陈罗列、诵读的感觉都有重要意义.每个时代的赋韵,使用的是当时的音韵系统,在汉赋中,甚至有少数赋韵还带有作家的方言因素.     

康雍年间赋选赋学思想论

选本批评是赋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出于帝王的提倡,赋学表现出重视律体的倾向,同时由于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和对元明赋学的继承,又表现出以情力为主,古律兼综的赋论趋向,这在当时的赋选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     

从赋税之“赋”到登高能“赋”——追寻赋体发生的制度性本原

作为文体的赋字,其意义的生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以贡赋为主要义项,赋字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制度性的内涵;另一方面,王命使赋的赋政活动,又使赋具有了作为言说方式的直陈其事的意义。从瞍赋到赋诗断章,赋一直在直陈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言说方式被频繁使用。最后经过登高能赋阶段的发展,赋在直陈的制度性言说方式之外,又兼有了属文造辞的创作之义,并最终演化为指代其语言成果的文体概念。通过屈原与荀子的创作实践的推动,作为文体之一的赋终于开启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之路。     

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

“习俗催生艺术,艺术改造习俗”,文学艺术与民俗结有不解之缘。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汉魏六朝赋承载着丰富的民俗内涵,包括节日民俗、婚育民俗、信仰民俗和礼仪民俗等。挖掘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对研究一些民俗的起源、本义及其演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鲍照赋与魏晋赋

鲍照赋从情感倾向、风格特点、题材内容到表现技巧,实受魏晋赋的影响:他的赋具有建安风骨的特征,其咏物赋,继承了魏晋咏物赋擅长抒情说理的特点,并有所发展,而其抒情小赋则继承了魏晋抒情小赋的感伤传统。     

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新探

历代赋论赋话对范仲淹赋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探讨本事,比如对《灵乌赋》、《荠赋》的评论,即属此类;二是观察用意,比如对《金在熔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三是赏析佳句,比如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道益谦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范仲淹由于早年于赋体文学用功甚大,因而在其他文体尤其记序文类写作时常常带有赋体笔法,采用了首尾是文,中间是赋的结构方式。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跨文类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隐语在赋体形成中的作用再探——谈荀卿五赋的历史地位

关于赋体的起源历来说法众多,但均非定论;就其影响因素之隐语来说,它由原始先民娱乐遣兴的形式一变为宫廷里劝谏君王的有效方式,再由荀卿借重,写成已具赋体雏形的《礼》《知》等五赋。荀卿五赋在文体转关中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创作时间早于宋玉赋作而具开创性,更在于它对后世赋作体制、形式等方面的深刻影响。由此,作者认为,隐语以其独特的文体特征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对赋体的早期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其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拟赋论。     

论清代赋话中经典赋作的确立

赋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批评形式,成熟于清代。清代赋话批评将一批唐宋律赋塑造成为经典,是由帝王发扬、并由精英文人主导完成的,涉及政治、文化诸多因素。在繁盛一时的赋话论著中,清人借助这一批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辞赋经典的认知态度,其论述的重点,正是对唐以来科举考试律赋的经典性的选择。而确立了经典后的清代赋话使得清代律赋创作在完整的理论之外,还具备了可以模仿的公式和典范,更好地实现了它的教授之功。     

论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观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借用"言志"与"载道"两个中国传统的审美概念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指出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朱自清与钱钟书都认为这种说法存在谬误,钱钟书指出周作人"对传统不够理解,就发生了这个矛盾的错觉"。[1]P2本文通过分析论证,发现此二人的观点与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观是针锋不接。其实周作人赋予了"言志"新的内涵,追求的是一种"言志"与"载道"的兼容并蓄与和谐统一。     

《历代赋汇》赋序指误

光绪双梧书屋俞樾校本《历代赋汇》中所录赋序,除承袭《文选》内序外序不分、以史辞为序之外,还有序、文不分,作者姓名与时代不当,有序而又未予标记等错误。     

汉代赋选与大赋文本特征

作为一种仕进方式,赋选是在武帝时形成的。其形成原因既涉及统治者的文艺爱好、国家文化需求,更与武帝解决藩国"政治—文学"集团问题的政治策略相关。赋选虽是一种地位较低的仕进杂选,但它对无法以正途仕进的下层士吏具有重要意义。赋选既为大赋的繁盛提供了机制性动力,更对大赋文本特征的形成与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赋选借赋观才的目的使大赋注重炫示奇难字词、名物闻见;以辞娱主的追求促成了大赋的全面铺陈;尊崇君王的文事书写原则使大赋以颂为主,并精心设计"讽谏"部分,使之具有"讽""尊"双重意蕴向度;以天子生活、意志为观照基点的作赋意识导致了大赋文本的宫廷化特征。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