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蓝田崔氏庄之“崔氏”考

杜甫关于蓝田二诗是写在崔氏山庄与母系亲属聚会之事，崔氏山庄应是驸马崔恭礼后人崔兴宗居处，这与王维、王缙及杜诗所叙环境位置相合，新出《崔汪墓志》亦证明蓝田有崔氏墓地。杜诗中白水舅氏有兄弟三人：白水明府崔顼、少府崔顶与崔预，名人崔造、崔弘礼是其孙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权德舆为崔氏所作墓志均将尉、令误书。新出权璩、李仍叔所撰崔氏墓志亦误，唯曾孙书、孙女婿所撰墓志不误。杜甫母系极可能是崔民幹一支，与崔顼一系共五世祖，杜甫虽少直系舅亲，而与舅系关系密切。在战乱前，杜甫已托邻县舅辈崔顼、崔顶关照安置在邻县的妻子，杜甫到华州后可能又将妻子安置到崔氏舅家，大历初其弟也将妻子安置在蓝田崔氏山庄。     

论《左传》"诗以言志"之"志"

《左传》提出的“诗以言志” ,即赋《诗》言志 ,所言之“志” ,并非仅仅是修身治国 ,仁义政治 ,内容较为宽泛     

张衡《思玄赋》对《离骚》的模拟及二者精神主旨之异同——兼谈汉代抒情言志赋的意义

张衡的赋作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传承与开拓意义,而其《思玄赋》则是汉代抒情言志赋中对屈原的《离骚》在文句、描写和结构上进行了最完整最有意识的模拟。但因时代背景与创作个体的不同,与屈原《离骚》中“宁溘死以流亡”的精神之旅相比,《思玄赋》中张衡的“道德之旅”是借游历的形式,通过对自己道德前途的叩问来表达他的坚持。因此《思玄赋》可视为屈骚精神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的影响与流变的读本之一,并进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汉代抒情言志赋的价值与意义。     

“中州杰士”崔铣之文化精神论略

崔铣是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有“中州杰士”之美誉。他自幼聪明好学,在成长过程中善于吸收、接受其他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形成了转益多师、开放兼容的文化意识,表现出鲜明的中原文人精神特质。崔铣入仕后不畏强权,敢于触犯宦官刘瑾,勇于弹劾因“大礼议”事件而升官的张璁等人。崔铣很有文学才华,但其一生以事功为追求目标,留下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其著述能直面现实人生,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求真务实的价值追求;论诗主张先接触事物,因物有感,因感生情,体现了中原文化精神中兼容并蓄、注重实践与事功的典型特征。     

张衡抒情小赋对陶渊明辞赋的影响

东汉张衡创抒情言志短赋标志着汉赋言志赋演进至一个新转折点。张氏《归田赋》、《定情赋》与晋陶渊明《归去来辞》、《闲情赋》前后之间有着直接的承传关系。     

唐册封“渤海”使臣“崔訢”名字四百年的跨国大讨论——纪念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290年

使臣名字《旧唐书》为“郎将崔訢Xi”。1911年富冈定恭“武断”刻文,把“忻”字上断与“鸿胪卿崔”相连,当作使臣的名字,巧合了《新唐书》上“河南法曹参军崔忻Xin”。学者失察,以讹传讹。又“以碑校书”反指“崔訢”是“误书”“误写”。1995年《文物》指出“忻”字是“动词”,作“开凿”讲;上断全句失去“谓语”,不合“语法”;应下断为“忻井两口”。1996年《大连春秋》指出“崔忻”714年还没有出生熏使“崔忻”说失去最后的依托。“崔忻”说得到纠正。中国史学界已把使臣的名字恢复为《旧唐书》上正确记载的“崔訢”。海外情况阙如。     

崔骃《四巡颂》与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

东汉崔骃《四巡颂》是对汉章帝元和年间四次巡狩的颂美。《四巡颂》的文本序列和出巡时间,反映了章帝顺时出巡对阴阳中和之气的尊奉;对章帝巡狩时敬天保民的书写,构建了天人和合的宇宙秩序,体现了东汉对“中和”的神圣王权空间的建构;巡历之地的历史感怀,始终贯穿着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文化的审视视角。崔骃《四巡颂》以上三个方面的书写,反映了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的深刻影响。     

徐州户部山崔氏家族考略

族谱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结合相关文献,系统梳理了徐州户部山崔氏家族谱系,丰富了以崔焘为中心的崔氏族人的事迹,校正了某些正史、方志的讹误,不仅为正在修缮中的崔家大院的原貌恢复提供参照信息,更为进一步研究明清徐州地域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提供可信的资料。     

论《幽通赋》与《答宾戏》

这两篇赋虽然也被《文选》所载，在班固赋中却多被冷落，评价也不高，远不如《两都赋》那样受重视、被推崇。其实，这两篇赋相当特殊，也很重要。班固在其《汉书·叙传》中特用以叙经历、言志趣，属于自叙传性质的言志之作，是研究班固为人不可缺少的生动材料。不仅如此，这两篇先后写于班固青年与中年阶段的赋，体现了班固创作的特征，是研究班固为文的典型作品     

谈《卜居》《渔父》的创作权问题——与马茂元先生商榷

《卜居》和《渔父》,旧题为屈原所作。但自清代大怀疑家崔述以来,好多研究者却认为这是先秦楚人之作,马茂元先生便持这一观点。 马先生在他所著《楚辞选·卜居》的题解中,首先否定了旧题之说,然后引用崔述《考古续说·观书余论》一段文字[注]作证,说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不过他只同意了崔氏“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的论点,而对其论据的理     

《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

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技法,还是作为一种文体,"赋"都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体的赋,并非由作为创作技法的"诗六义"之赋独立发展而来,赋"文体化"的发生主要是基于"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无论是赋《诗》之"赋",还是"失志之赋",都展现了士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切以及对自身介入政治的渴望。     

《芜城赋》是都邑赋的变体

《芜城赋》是都邑赋的变体王琳的照《芜城赋》，《文选》把它与王粲《登楼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并置于“游览”一门，不妥。此赋描写淮左名城广陵的昔盛今衰，与王、孙之赋的题材有所不同，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列之“都邑”一类中，似较合理。都邑之赋的创作，在汉...     

试论赋的名称来源及其属性

近几年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讨论赋这一文体的名称来源、发展渊源及其属性的文章,读后很受启发,但也有些不同意见。兹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师友。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赋是在“诗”的特指《诗三百》的意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出现的文体名称,当时被用于指称多种新形式的诗歌作品。(2)这一文体名称来源于赋诗言志之义,与《诗》的“六义”无关,与“不歌而诵”也不相干。(3)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抒情的赋作与楚辞一样属于诗歌,所谓“介于诗文之间”的散体大赋也更接近于诗歌,赋应列为中国诗歌史的研究对象。下面试分别加以论述。一、赋这一文体名称产生的背景     

关于宋玉《舞赋》的问题

关于宋玉《舞赋》的问题 ,历来学者大多视其为伪托之作 ,认定其是对傅毅《舞赋》的“简节其词”。本文驳斥了这一观点 ,分别以对汉赋、傅毅赋的模仿创作方式的寻根溯源 ,对宋玉《舞赋》与傅毅《舞赋》的比较研究 ,以及对作为认定宋玉《舞赋》乃“伪托之作”的所谓铁证《艺文类聚》的可信度的质疑 ,来考证宋玉《舞赋》并非“伪托之作” ,而理应是宋玉亲作。     

《诗经》之“赋”探源

《诗经》所采用的“赋”法,向来很少论及,其发生与发展的轨迹亦无论述,而“赋”的文化底蕴并不少于“比”、“兴”。本文探讨“赋”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中的贡赋、陈赋活动,由铺陈赋品的物的形式到语言铺陈形式的演变积淀过程,并进一步揭示“赋”的审美意味。作者认为,在“赋”作为诗歌表现手法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从物质到语言、从内容到形式的积淀历程,又经过春秋时期献诗陈志、赋诗言志的大规模、长时期的演练,习以成俗,“赋”这一形式或手段逐渐稳定下来,汉人在总结《诗经》表现手法时,自然选择了“赋”,而不用“敷”或“铺”。     

唐末兄弟状元崔谔、崔詹生平事迹考

唐末崔谔、崔詹是排行相邻的兄弟状元。崔詹夺魁后 ,历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等职 ,兼赐银章、加金紫。崔詹办事敏速 ,出入慎秘 ,有长厚之誉。崔谔夺魁之后 ,刚入仕途即卒。     

《诗经》与后世文体之赋间的源流关系

上古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赋体源流问题,一向争鸣不已,众说纷纭。近年在争鸣中所论及的《诗经》与后世文体之赋间的源流关系问题,很自然地形成了讨论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是:一,《诗》六义之“赋”及所谓的“不歌而诵”之“赋”,同后世文体之赋各有无源流关系?二、《诗经》之“赋”诗的体制,同后世文体之赋有何源流关系?三、附     

关于“泥马渡康王”

“泥马渡康王”传说中的救助过宋高宗赵构的神人崔府君，受到了南宋的尊崇与封赐。这一故事的传市，与宋高宗“神道设教”、稳定政权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对于故事内容及其流传背景的考释，有助于我们分析理解南宋前期的政治形势。     

论袁瑞良先生的赋体散文

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兼具诗歌和散文之特点，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渊久远的重要文体。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刘勰又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象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都是中国古代文赋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