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联与中国古代祠堂文化

在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宗族社会中,祠堂可谓有其特殊的文化功能。它象征着祖先,象征着宗族组织,所谓“祠堂乃祖先凭依之所,又为至公执法之处”;它既是宗族凝聚的精神纽带,又是宗族首领代表祖先执行族权、体现宗族尊卑长幼之     

信仰与血缘的纠葛——明清之际闽东民教冲突中的宗族社会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闽东地区传播,遭遇了传统地方宗族社会这一难题,在二者碰撞与冲突的过程中,双方势力随着时代的变迁互有消长,问题的焦点则是围绕着宗族成员在信仰与血缘上的复杂纠葛关系。最终天主教植根闽东宗族社会,演变为地方社会的重要组织力量之构成要素。     

论明清松江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及其经济性质

明清时期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常被作为不同于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新的经济因素产生的证据.笔者认为它们仍属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中的织的范畴,是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没有发生性质的根本变化.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总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共生的实际形态研究——以岩镇为中心

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徽州村落的主要居住者均为同姓宗族,少有他族,但在徽州市镇中表现出诸多宗族共生的生活状态.以岩镇为例,有多达十数个宗族在一地同居生活,这些宗族和谐共生,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族共生状态的形成与稳定不仅受到了当时徽州宗族社会整体的影响,也有岩镇地区独特商业氛围的作用.从这种状态本身探寻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可以从另一角度阐述宗族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生态.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抑制宗族组织对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负面影响的对策探讨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是我国当代农村并行的两种社区组织形式,而且,残存的宗族组织对这一制度造成千差万别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对青龙村当代残存宗族组织现状调查,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和村民口述的各宗族社会历史资料对比分析,认为它仍表现出一系列在现代社会才可能具有的特点,即可持续性、隐含性和变形性.然后立足于当代残存宗族组织的特点和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强弱利弊分析,提出解决抑制宗族势力的对策思路.     

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

明代以降,随着士庶宗法观念的改变,形成了近世宗族制度的新规范,在这样的规范下形成的地方宗族,成为建立正统化社会秩序的基本方式.以往的研究已揭示,在明清宗族规范建立和衍变的过程中,宗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及管理运作机制的改变常常是通过祖先祭祀制度的变化、里甲户籍登记和赋税征收方式的改变来实现的.不过,我们对于这个变化过程的具体细节和内在的机制,尚缺乏足够深入细致的了解.该文利用广东大埔县<茶阳饶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讨论地方宗族形成过程中宗法原则的变化与里甲户籍登记制度变化的关系.大埔饶氏宗族在明清之际,通过在宗子设置和里甲户籍登记上数易其制,建立起一种新的宗族社会的秩序.     

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

汉代地方豪族宗族组织是在战国以来宗法制度民间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其中,"九族"是宗族亲属关系的最大范围,而核心家族则在宗族中处于支配地位.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在宗族内部,经济赈恤和武装自保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形式.它不仅起到了维系宗族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宗族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能力.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档案看清朝中晚期江西宗族社会的嬗变——以吉安府龙泉县为例

清朝嘉庆之后,随着社会的变迁,江西宗族社会状况趋于复杂。一方面,地方百姓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宗族,宗族给族人的生存与生活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主观上维护着宗族宗法并以法律的形式使其确定下来,地方宗族对国家而言还在赋税收缴和消弭革命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传统礼法对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利益让位。一方面,对资源的争夺已经不局限于宗族与宗族之间,宗族内部各核心家庭也在相互争夺;另一方面,教育水平衰落导致教化能力下降,使得礼在利面前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这虽然不会立即改变社会秩序,但却为之埋下了动荡的隐患。     

浅论儒家士人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们称之为传统社会的秦朝到清朝这段历史中,中国和中世纪的西欧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上有着明显不同:中国在朝的士人阶层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他们在封建王朝广阔的国土上流动着,维持着中国大一统的帝王宗法专制;而在野的士绅们则在乡村治理中,与宗族力量、政府力量一道维持着封建的乡村秩序,弥补国家权力在基层的缺失和不足。儒家士人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特殊作用。     

明清“抑商”二分说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既是王权政策，也是社会现实，但同时也一直存在着重商恤商的思想与呼声。到了明清两代，重商恤商既成为一种经济思想主流，也成为王权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而“抑商”则偏重于伦理方面的社会影响。本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抑商”内涵的变化和重商的实践特征，指出：明清两代的商政理论与实践都是有悖于传统“抑商”思想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进步。     

“彼都人士”：以城市空间视角审视西周时期的宗族居所与宗族交际

西周时期王畿地区诸个城邑经常成为宗族聚居的中心地点。不论是出土铭文材料还是考古遗址均显示,在西周中晚期,围绕西周几座重要的都城形成了一批带有鲜明城市特征的宗族聚居区,如“奠（郑）”“丰”和名为“周”的岐邑都是西周时期容纳多个宗族聚居的重要城址。这种城市中的宗族聚居现象通常与西周时期迁徙宗族分支前往服务王室的政治、行政需要有关,这批生活在城市中的宗族分支与大宗本家仍保持宗法层面的关系,却世代承担着王室分派的行政职守,甚至这些同居城市的分支宗族之间亦通过婚姻形成了一个贵族社会网络。引入城市空间的视角审视城市内的宗族交际,反映出西周时期的城市固然承担着重要的礼仪及行政功能,城市也因为提供了宗族分支的居所而成为了宗族社会重要的生活及社交空间。     

“彼都人士”：以城市空间视角审视西周时期的宗族居所与宗族交际

西周时期王畿地区诸个城邑经常成为宗族聚居的中心地点。不论是出土铭文材料还是考古遗址均显示，在西周中晚期，围绕西周几座重要的都城形成了一批带有鲜明城市特征的宗族聚居区，如“奠（郑）”“丰”和名为“周”的岐邑都是西周时期容纳多个宗族聚居的重要城址。这种城市中的宗族聚居现象通常与西周时期迁徙宗族分支前往服务王室的政治、行政需要有关，这批生活在城市中的宗族分支与大宗本家仍保持宗法层面的关系，却世代承担着王室分派的行政职守，甚至这些同居城市的分支宗族之间亦通过婚姻形成了一个贵族社会网络。引入城市空间的视角审视城市内的宗族交际，反映出西周时期的城市固然承担着重要的礼仪及行政功能，城市也因为提供了宗族分支的居所而成为了宗族社会重要的生活及社交空间。     

论“后宗族形态”

＂前宗族形态＂指有聚合无世系,其历史趋势是以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整合族类关系;＂后宗族形态＂指有世系无聚居,其历史趋势是父系世系与传统的族居形式逐渐脱离,并衍化为一种文化性范畴。中国明清以来直至近现代社会中广泛发生的联宗活动以及所由形成的联宗组织,就具有进入＂后宗族形态＂的基本特征。而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后宗族形态＂有可能成为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从军事权贵到世家大族———以明代河南归德府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河南商丘的田野考察和民间历史文献分析,可知明代河南归德府的地域支配体制,经历了从军事权贵到世家大族的演变过程。明代前期,拥有特权的军事权贵势力强大,在归德地区占据地域支配地位。明代中叶,赋役改革与清理军屯的措施,限制了军事权贵的政治特权,同时,大批军事权贵的后代经由科举入仕,逐渐形成了以士绅为中心的世家大族,确立了明清之际士绅阶层的地域支配地位。这种以军事权贵和世家大族为中心的地域支配体制,显然不同于华南地区的民间宗族组织,呈现出明代河南地域社会的特殊发展形态。     

试论商代王权的专制主义性质

商代初步建立了专制主义王权。商王权对中央政府和王畿内的贵族官僚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贵族官僚对王权却没有制约的权力。商王权在诸侯国里虽然受到了限制，但王权对诸侯国的土地甚至对诸侯的人身（ 在入朝做官时） 都有任意处置之权。专制王权是在征服战争中产生的，但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从“日常生活”看晚明风俗变迁——以山西洪洞县为例

晚明山西洪洞县的风俗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观察,在衣食住行的消费生活、日常生活的休闲娱乐、人际关系的交往、生命礼仪上均有体现。生活变化的特点,一是经济消费的奢靡,二是社会身份的模糊混淆。地方官借助乡约移风易俗,地方绅士与宗族积极配合,宗族乡约化,制定规范约束族人,族人的生活被礼仪化。明代社会发生着转型,洪洞日常生活经历着重大的变化。晚明的洪洞,形成了经商的传统,属于农商社会。洪洞的日常生活,还受到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控制功能

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时代,其对族人的控制与管理的功能日渐强化.在这一过程中,徽州族谱的功能也较前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相对较为单纯的族史文献发展为过于突出"谱法劝惩"功能的教化文本.明清时期,仕宦、乡绅、商人等徽州宗族精英分子之所以积极参与族谱编纂活动,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利用族谱加强族内控制.以社会控制为视角来讨论明清徽州族谱的功能,似更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徽州族谱的本质.     

论明清海洋经济中权力与金钱的交易

明清时期（主要是１６世纪至１９世纪中叶）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中,专制王权和腐败的官僚制度对这一经济过程的破坏作用,主要表现是在中央朝廷的“禁”和“通”的政策实施中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官僚吏员对中外商人的盘剥与勒索行为。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利用各种政策所赋予的特权与金钱交易。这种行为的结果是,由于可以通过金钱买到经济活动中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使中国的海洋经济有了一条可以发展的生路;但是权钱交易的祸害更大,专制王权和腐败的官僚制度对海洋经济的垄断管制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海洋经济的顺利发展。这是中国在３００多年中由强大转而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