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反腐的内涵分析

法治反腐是新常态下公信力最高、透明度最大、公正性最强的反腐方式,法治反腐坚持法治的内在价值和主导理念治理腐败,因此法治反腐的基本内涵应该包括良法和善治两个方面。良法是善治的先决条件,善治是良法的内在目的,良法与善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法治反腐的基本内涵。     

“性善论”对当代中国法治的消极影响

“性善论”是传统儒学的重要哲学基础。它不但对人性之学,乃至对中国古代法制尤其是自汉代以降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经过两千多年的洗礼依然给现今的国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性善论”如同幽灵一样沉在中国民众的心灵深处,一直在斥拒着法治理念、规则意识,如同当代中国法治的毒瘤,给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法治:良法与善治

法治是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应当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反映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同时,应当反映国情、社情、民情,具备科学、合理的体系。善治是法治的目标,善治包括民主治理、依法治理、贤能治理、社会共治以及礼法合治等内容。建设法治体系,必须以良法推进善治。善治本身是规则之治,需要贯彻实施良法,同时需要以良法促善治、保善治。     

孟子"性善论"思想探究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孟子所谓的人性的善主要指人性的＂四心＂,即四个＂善端＂。孟子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性善论＂作了规定和论证,并指出了后天道德修养对保持人之善性的必要性;＂性善论＂思想中对人的社会属性、道德自觉性的重视等思想,为后世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法理观照：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新时代美好生活作为一个复合型的法政治学概念,是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所向往的更高层次幸福生活的回应。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和制度建构,新时代美好生活样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等多维度的美好生活样态之实现,必须以法律为有效保障手段。因此,在对新时代美好生活制度建构的过程中,透过习近平法治思想,可引申出新时代美好生活应当蕴含着“以人为本”“良法善治”与“公平正义”的法理意蕴。这三者在新时代美好生活样态的建构中存在着承前启后的内在逻辑关系,故厘清这三者在新时代美好生活范式建构中的逻辑地位,对人民群众所向往的新时代美好生活之实现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论国家善治与法治

国家善治是当今时代治国理政的目标和主题,其民主政治的前提基础、国家善政的核心内容、社会和谐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国家善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通过发挥其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国家善治的实现创造条件;以法治方式实现国家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它要求以法治思维引领治国理政、以良法之治化解社会矛盾、以综合治理助力法治在实现国家善治中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6年完成的伟著《政治学》中完整的阐释了实现法治的具体路径,他强调依法治国的法律必须是良法,提倡法律的神圣权威以及法治优于人治的社会观念对西方法治思想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亚氏法治思想体系的解读,认为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培育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而良法的确立也必须是在本土资源自然演进的基础上实现的.     

“良法”与“善治”何以同样重要———国际法治标准的审思

有学者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法治应当追求一种形式上的价值,而不适于考虑实体要求。虽然在一些国家范围内法治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但宏观来看,法治并不应仅限于形式领域,更应当有正义的追求,“法律乃公正与善良之艺术”|而就国际法自身而言,国际法体系尚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法律状态,不适于仅仅考虑形式,而必须同时强调良法和善治。因国际法不成体系,故追求形式法治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国际法的程序不足,故树立形式法治也近于无本之木|国际法的二元体系使缺乏实体法价值的形式法治容易误入歧途。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国际法治的倡导应当将良法和善治结合在一起讨论。     

“良法善治”维度下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双化协同”

“数字法治政府”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最新概念,彰显出政府治理信息化与法治化有机融合的价值导向。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元素的融合深度不足,政府建设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双化失衡”与“弱势叠加”的障碍亟待破除。“良法善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终极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方法,是一种由“良法”和“善治”有机结合的治理模式。我国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应当在“良法善治”的框架下展开,确保政府建设的法治化与数字化得到协同发展,从而实现以法治思维运用数字技术、以数字技术推动依法行政的建设目标。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述评

亚里士多德揭示了“法治”的含义 ,认为法治包含两个基本要素 ,即良法和法律至上原则。他进一步指出法治的理由在于法治符合正义 ,法治优越于人治。在法治的具体实行方面 ,他认为要通过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本文最后评价了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历史功绩 ,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首创了法治的完整体系 ,他的一些观点对我国法制建设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道、原道、载道--"道"范畴美学释义

道的根本内涵是周行不已,因此才体现为"道路"或"道理".论文原道,在于把文艺之"文"与造化之"文"一体贯通,使个体人心与天地之心统一、艺术创作的法则与万物生化之道统一.文以载道,在于突出儒家道统所建立的伦理规范,但其中仍然保留了道周行不已的含义和藉言通要眇、从物见几微、在优游涵养中获得道的生机流行活力的思想.     

浅论先秦儒家的人性观

许多思想家都对人性提出过精辟论述,以此建构对人生和社会的一系列理论.而先秦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法思想的渊源之一,其对于人性的阐释对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无疑有一定借鉴和指导意义.本文旨在对先秦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人性的观点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鉴古思今,希望能对我国现在所经历的变革有所启示.     

先秦“以乐育情”思想的人文教化意蕴

先秦思想家对乐教与情感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形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乐教育情的人文教化思想:乐是人道与天道的合一,体现了自然、社会的和谐规律;乐通人情伦理、通政教;乐教在使人"成人"、确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方面有独到的作用。因而,它是提升个体德性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以自然情感为基础,以德性情感为导向,以愉悦的潜移默化为主要影响方式,与礼教相互为用是乐教的基本特点。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之嬗变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光辉起点,后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诗学理论无不滥觞于此。孔子是先秦儒家诗论的开创者,上博竹简和郭店楚简的发现揭示了孔子诗学理论注重政教和抒情的二元性特点,同时竹简表明七十子诗学上承孔子诗学,下开孟、荀诗学理论,填补了孔、孟、荀诗学理论关系之间的空白;孟子诗学主要为其论辩服务,以诗论政,而荀子将诗学理论政治化,融诗入政。竹简的发现给先秦儒家诗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面貌。     

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先秦儒家人性论演变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经历了从孔子的“性近”说,至孟子的“性善”说,再至荀子的“性恶”说的演变过程。其演变的原因,既是儒家仁学和礼学的发展的理论需要,也是缘于先秦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变化和发展。这样的演变,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扩充和发展。     

先秦儒家动物保护伦理思想刍议

先秦儒家动物保护思想观念已经初步形成。它以“天人合一”思想为精神支柱、以“时禁”政策为行为规范、以及“不为己甚”的中和态度提出了独特的动物保护理念,为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提供了积极的借鉴。      

先秦儒家诗论接受美学思想萌芽初探

先秦时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诗论,如<尚书>的"诗言志"、<左传>的赋诗言志、孔子对诗乐的评论、孟子的欣赏批评理论等.他们具有现代接受美学思想的萌芽,对六朝以后的批评鉴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产生了<文心雕龙·知音>的较完整系统的接受诗学.     

先秦儒家的消费伦理精神解析

先秦儒家的消费伦理是围绕义利关系展开的,他们主张"见利思义"、"义以为质",推崇宁俭勿奢、安贫乐道的消费原则与节用以礼、贵贱有等的消费标准。为防止僭越礼制,维护社会公益,保证人们各安其位,他们提出了节用爱人、博施济众的理想。先秦儒家消费伦理的本质在于要求人们的消费行为合于"义"、至乎"礼"、归于"仁",以达到物我并存、各得其宜、天下一家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