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1552-1610)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中国传布天主教文化和自然科学,又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孔学文化和明朝的文物制度,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利玛窦来中国传布天主教的真正目的是"作耶稣的勇兵",但他的实际活动和作用都超出了狭隘的传教动机.因此,对于利玛窦在西学东渐上所起的历史作用,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评述.     

澳门学与基督宗教研究

澳门发展史与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史有着密切关联,澳门因此成为自明朝以来近代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始点和支撑其传教的据点。无论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还是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都以澳门为其入华传教的第一站,并因此而取得了入华传教的成功。因此,基督宗教研究,尤其是对明末清初以来基督宗教传教士的研究,应该成为澳门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将从澳门教会的建立、天主教发展、中国明清天主教学者和基督新教发展等方面来对澳门学所涵括的基督宗教研究加以分析阐述。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 ,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 ,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 ,西方的天主教与科技文化相继传入中国。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西学顺利进入中国和中国士大夫最终接纳西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对利玛窦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及其在此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影响展开探讨。     

试论建国初期的宗教革新运动

建国初期 ,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为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 ,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 ,相继进行了革新运动。本文主要探讨了宗教革新运动的缘起 ,中共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基本方针和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作用。     

礼物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适应策略

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通过礼物构建人际网络,为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空间。礼物传教是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具体体现,也是天主教本土化的尝试。耶稣会传教士通过向士大夫、官员甚至皇帝赠送礼物的方式,适应中国环境来传播宗教,为天主教寻求保护者和构建高端人际网络,是明末清初天主教成功移植中国的有效方式。从"礼物"角度去审视明清天主教,或可为我们思考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有益参考。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传入时的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根源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以崇帧改历为契机传入中国。从现象上看，西方数学的传入是由于利玛窦及其追随者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阳玛诺等人奉行“学术传教”而弓I发的。但是进一步的深究：为什么利公等人奉行“学术传教”之策略？为什么明末中国人可以接受“学术传教”之作法，并有徐光启、李之藻清人推波助澜？数学传播在“学术传教”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对这一系列问题之探讨，则是对传入西方天文数学之根本原因的发掘，而这一发掘则涉及到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一、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宗教…     

利玛窦的中西文化交流之理念和价值

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他在中国传教期间,开展了一系列中西文化及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活动。这些工作对以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学术传教"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明清两朝注入了西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利玛窦与"南昌传教模式"初探

明末,西方传教士在广东传教遭遇种种失败后,利玛窦等人入驻南昌传教。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这意味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不仅是利玛窦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与当时江西深厚的儒学传统文化底蕴和江西文化的一些显著特点密切相关。     

基督教的传播对中国现代文化构型的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基督教的传播对中国文化构型中的市场逻辑在精神层面有着质的影响.在明末清初开始的四百年的基督教文化传播历程中,天主教和新教前后相续,同儒家思想和支配结构一起,最终完成了现代文化之网的三角构型.文章以利玛窦和马礼逊这两位天主教和新教领军人物对宗教偶像崇拜问题的差异为切入点,分析了从天主教到新教的演变对中国文化构型中市场逻辑的影响因素.     

论永安教案

一百年前,广酉永安(今广西蒙山县)人民为反对法国天主教的宗教侵略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杀死了苏安宁等二名传教士和教徒,这就是全国著名的永安教案,被誉为山东巨野教案后的第一教案.教案显示了永安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沉重打击了法国天主教势力,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试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

我国的宗教,主要有: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这五种宗教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拥有众多的信徒,在群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伊斯兰教和佛教中的喇嘛教派和小乘教派,在某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曾经是全民信仰的宗教,同民族问题紧密相联,它们又具有世界性,在许多国家中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我国的宗教,从社会政治方面考虑,涉及群众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情况十分复杂。因此,宗教问题,在我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中一个需要高度注意和经常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需要总结经验,加强调查研究,从中国宗教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力求对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认识,更加符合客观规律。     

略说中国帝制时代宫廷与宫廷政治的形成及内涵

宫廷政治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客观存在,宫廷政治的中心是皇帝与皇帝权力,是围绕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国家中枢政治权力,也是国家中枢政治与中枢政治体制的运作状态,是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存在着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体制,是服从、服务于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权力系统。在宫廷政治结构中,君臣关系是最常态的一对权力关系,它体现出上下等级结构的划分。构成宫廷政治结构的君臣与君臣关系,并不是单纯指代皇帝与朝廷臣僚,以皇太子为代表的东宫权力系统之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独特地位,对宫廷政治格局的面貌造成了显著影响。同时,本文还从都城选址与宫廷建筑等讨论了宫廷政治运作的空间概念,即宫廷政治发生的空间舞台。     

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孝观重构

晚明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在梳理了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以及分析了利玛窦对中国孝道思想的批判后,最后详论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孝观的天主教化改造。文章认为这种改造后的孝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1844—1858年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内地的渗透

在外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史中,一八四四年与一八五八年是两个关键性的年份.前者,因《黄埔条约》的订立与天主教弛禁,使外国传教士得以在"五口"建堂传教,揭开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的新篇章;后者,因《天津条约》的签订,使西方教士如潮水般地涌入内地,直至穷乡僻壤,终于结成了外国宗教势力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关系网,严重影响了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安定.但有关这两个关键年份之间的十余年中,外国传教士的活动     

波兰传教士米海尔·鲍姆对汉学西传的贡献

提起早期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对东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人们常常会列举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种种事迹;但对米海尔·鲍姆这个名字,许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即使在《辞海》和一些反映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书籍中,也仅仅提及他充任南明政权与罗马教廷交往的信使这一简单经历,以及他唯一公开发表的一本著作《中国植物志》,这是非常不全面的。下面我们根据国外最新资料介绍米海尔·鲍姆对于中国文化传入欧洲的历史贡献。     

儒耶互动的诠释

杨廷筠作为第一代天主教的中国皈信者,在对基督教重要观念的理解上,既与其传教士老师如利玛窦有相同.又有不同.不同在于他的独特的儒耶互动方式.具体体现于他对天主观念、理气观念及"天命之谓性"命题的诠释上.     

"西来孔子"——艾儒略中文著述与传教工作考述

艾儒略是第二代耶稣会最为杰出的传教士之一.他侧重在中国民间传教,特别是福建地区的天主教传播工作,赢得了"福建宗徒"的号称;他在中国传教数十年,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亦获得巨大成就,被誉为"西来孔子"的美誉;编有汉文著作24种,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他成为了继利玛窦之后,汉语水平最高的来华传教士.     

德国天主教对山东的侵略

<正> 西方宗教很早就传入了中国。开始他们是为了传教。如“德人之初至中国者,为汤若望、南怀仁。二人皆以传教为目的,不过彼等皆精天文历算等学,故清廷虽恶教士,但仍用技等以提倡科学也”。因此,汤、南二人先后被清廷委任钦天监监正(天文台台长)①。看来,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方面有过积极作用,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一定贡献。但是,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教而不是传播科学,是企图以所谓天主的“福音”来“教化”中国     

明清时期中西价值观的冲突

15世纪以来 ,欧洲航海贸易势力东来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开始向东方扩展 ,一批批搭乘商船的传教士到亚洲各国进行传教活动。沙勿略是来华传教的先驱 ,而利玛窦真正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 15 78年 ,利玛窦从欧洲到果阿 ,15 82年在澳门学习中文 ,后在肇庆建立第一座教堂。 15 89年 ,利玛窦到广东韶州继续攻读儒家经典 ,宣传西方科技知识 ,作为宣教手段。 160 1年 ,利玛窦终于抵达北京 ,向明神宗赠送礼物 ,获准在西城南门附近居住。在北京 ,利玛窦大力著书立说 ,广为宣传教义 ,初步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从南到北的基督文化传播网。利玛窦去世后 …     

多角度地开展近代传教活动研究

传教活动与反传教斗争,是近代史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也是近代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1625年西安掘出的景教石碑证明,早在唐太宗时,天主教就已从波斯传入中国,1900年,从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天主教译经。其后,在中国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虽有起落,但始终未曾绝迹,不过它也始终不曾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广泛的影响。进入近代以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深刻变化。从政治上看,传教活动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特殊权益。传教士客观上充当了列强侵华活动的先头部队和得力工具,他们刺探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情报,直接为列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和谋略,甚至参予其中的具体活动。如小马礼逊、郭士立、伯驾等人既插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