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境内跨界破产管辖权分配制度的嬗变

作为区域性跨界破产立法最为成功的主体,欧盟目前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且成熟的跨界破产管辖权分配制度:基于对"国际礼让说"的移植,以礼让的理念开展区域性跨界破产合作,并以此作为分配跨界破产管辖权的最终目标;基于修正普及主义的理论指导,以"主-次破产程序"模式对区域性跨界破产的管辖权进行分配;以传统的"债务人营业所"概念确定若干次要破产程序的管辖权,效力仅及于其本国境内的债务人资产;以全新的"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概念确定主要破产程序的管辖权,效力及于欧盟境内的所有债务人资产.这一整套成熟的制度有利于确保跨界破产程序的启动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及合理,从而切实维护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     

跨境数字经济下“场所型常设机构”税收规则的解释性重塑

跨境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营业所得的国际税收分配规则造成严峻挑战,其中,以物理存在为基本构成要求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税收规则已经失去其原有的功能和作用。为应对这一挑战,OECD提出了范本注释方案,2015年G20峰会核准通过的BEPS行动计划提出了有关常设机构的较为系统的解释性重塑方案。梳理分析这些解释性重塑方案以及有关国家的立法和政策的调整变化,可以发现,有必要构建整合形态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理论并进行具体规则设计。为顺应"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平分享跨境数字经济下的税收利益,中国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商构建关于整合形态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的税收协定条款。     

我国构建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现时难题和优化路径

传统税收法律制度在对数字经济企业实施税收征管时存在征管依据缺失、征管技术落后等不足,进而诱发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导致无法对数字经济进行充分有效的征管。各国对数字经济的利益诉求不同,使得在国际层面具备广泛共识的数字税方案难以达成。从国内层面来看,我国对于数字经济的税收征管仍旧依靠传统税收模式进行,并未将数字税作为独立税种在法律上予以确认。这种税收模式在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当下已经无法满足数字经济税收征管的现实需要。对于当前中国构建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路径,可以通过升级数字税收监管技术、发挥数字经济平台的监管作用和加强国际税收合作等手段进行优化,并积极参与和推进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数字税收法律规则的制订。     

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与共同富裕

作为社会财富的新形态，数字财富正在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和数据要素是创造数字财富的重要源泉。数字商品财富的创造，既体现在数字商品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中，也反映在数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数字非商品财富的创造则需要依靠政府、企业、社会和平台等多元供给体系协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数字财富分配，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充分体现数据要素的价值贡献，也要重视和解决好数字财富分配可能引致的极化效应。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数字财富创造与积累，科学规范数字财富分配，以此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时代欧盟数字服务税改革动向及我国应对

欧盟委员会于2018年3月首次提出长期和临时性两个数字服务税改革提案,计划开征数字服务税。新的数字服务税对欧盟财税体系、数字公司和数字消费者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欧盟率先对数字企业征税,制定具体的征税规则,对最终国际税收规则的形成和各国数字经济税收调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需要正确认识数字服务税的利弊,审慎借鉴欧盟数字服务税改革经验,维护中国经济利益。     

试论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关系之要素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传统税收法律关系诸要素的特质,传统的用以确定征税主体税收管辖权和纳税人身份以及课税客体的一系列规则在适用于电子商务时产生了困难,急需在理论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尽快确立一套适用于电子商务的税收规则,以解决迅猛发展的电子商务给现行税收制度带来的难题.     

房地产税的制度配置与利益平衡——基于税收公平的视角

量能课税是房地产税法贯彻税收公平原则的基本理念,其正义价值具体体现为垂直和水平两个层面,既相互关联又相辅相成。在制度配置上,房地产税法需要在税制要素、评估技术和配套安排上加以完善,并着力解决独特国情下的若干具体问题。在利益平衡上,房地产税制涉及到财政事权、政策位序和立法改革,都需要在循序渐进的思路下加以妥适推进。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需要在确保经济稳定和实现分配正义中寻找到协调之道,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基础之上,实现税收公平目标的有效达成。     

跨境数据流动中的管辖权冲突及其协调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了实现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国家利益,各国借助数据立法单方扩张本国的域外管辖范围,因此司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的行使面临与他国管辖权冲突的危险。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与领土连接的弱化,冲击了传统管辖权理论在数据领域的直接适用。据此,可以依据国家管辖权的具体权能,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角度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进行讨论。首先,数据立法模式上,数据全球化与数据本地化的分歧暗含着管辖权全面积极冲突的危险;其次,数据域外法权制约共识的松动与国家数据管辖能力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国际礼让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数据管辖权冲突协调上的局限性;最后,在数据跨境执法问题上,数据流动导致的域内与域外界分困难造成了公约机制的适用困境,各国执法管辖权开始突破传统的域外行使规则,数据执法管辖权出现“长臂化”倾向。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学说以及国际实践,但这部分内容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问题,并未进行全然回应或提出具体协调路径。因此,还需要充分顾及跨境数据流动本身的特性以进行调整,限制数据域外立法范围,并据此在坚持属地最高原则的基础上重塑数据属地管辖规则,同时推动各国积极构建跨境数据调取机...     

电子商务环境下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战略选择

电子商务的发展一方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机遇和活力,另一方面也给国内税收征收与监管,以及国际税收利益与管辖权分配带来新的挑战。在促进电子商务发展与增加本国税收利益这对矛盾面前,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税收政策都面临着两难选择,针对电子商务的税收法律制度的战略选择因此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文章主要对电子商务引起的税收问题以及各国的立场进行简要分析,并就我国税收法制的战略选择进行探讨。     

邓子基的国际税收理论研究——为邓子基教授从事教育科研工作65周年暨90华诞而作

邓子基资深教授是我国国际税收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在研究国际税收理论时,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借鉴西方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为我国国际税收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从国际税收的基本理论、税收管辖权、国际重复征税、国际避税和偷逃税、国际税收协定、国际"避税港"、国际关联企业的征税、国际上的涉外税收优惠、国际税收发展动向等九个方面论述邓子基教授的国际税收理论及其重要意义。     

论国际合同管辖权的确定——“适当—和谐论”的视角

国际合同管辖权是一个需要加强研究的问题。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合同管辖权确定的首要原则,特殊地域管辖规则是确定合同管辖权的一般规则,基于某些合同的特殊性,也可以确立诸如“有利于保护权益”原则等特殊管辖规则。“适当—和谐论”要求在解决合同管辖权问题上,以尊重当事人双方的意愿、有利于保护和实现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促进合同关系经济及社会功能的发挥、促进国家间经济交往与司法合作为基本取向。     

经济转型与增长的持续性:来自中国的经验

通过发挥要素组合优势和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高增长.但与此同时,也累积了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而且使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力,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反复.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逼近和国际规则的新变化,经济格局将出现整体性调整,这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可能进入均衡陷阱.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这需要包括企业、市场和政府在内的全面经济转型.     

税制变迁与税收法治现代化

税制变迁是国家法治发展的缩影,它不仅与政治、经济、社会等要素密切关联,更与法律要素须臾不可分割;应从法律视角审视税制变迁所涉及的各类核心问题,并不断完善税制的价值、结构和功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特定"时空",使历次税改呈现连续性与差异性、周期性和建构性等多重特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对税改最基本的法治期待。2014年开启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应继承既往经验,正视现实问题,坚守基本价值,以推进税收法治和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制度变迁与经济利益关系演变

制度的本质是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的规则,制度的功能是提供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的机制,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经济利益关系格局演变的过程。不论所有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如何,一国经济发展战略或政策的变动都会引起该国居民利益分配状况及经济利益关系格局的变化。这意味着,调整和改变发展战略或政策是影响利益分配变动的重要手段之一,经济利益关系演变是体制转换和增长方式变换的先导性动因,意识形态等非正式规则则通过对不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制度变迁。     

互联网零工经济的税法治理:挑战、逻辑与应对

互联网零工经济的发展在重构就业形态的同时也重构了劳动者与组织的关系，按照传统“二分法”来认定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已不合时宜，并带来了税收机遇与挑战。当前我国互联网零工经济的税法治理仍面临税法要素难以认定的适应性困境、专门性税收优惠考虑不周的公平性困境、税收征管技术难以匹配的效益性困境以及税收收益分享不均的均衡性困境，这些问题亟需放置于数字要素的税法治理、劳动关系变革的纳税义务调整和信息不对称的税法管理机制创新等理论框架中予以解决。为此，有必要在遵循税法原则基础上，通过实体税法对零工经济进行制度回应和规则创新，区分零工从业者收入水平的高低给予优惠待遇，完善零工经济主体的税务登记、涉税信息报送和真实性保障规则，并根据税收贡献和受益原则加强对税基的重新划分，解决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全面回应零工经济的税法治理难题。     

数字税国际争议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及中国对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新的国际税收争议,主要表现为数字税三种属性下主权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关于数字税相关问题的博弈。数字税国际争议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都有所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合作秩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用好WTO、G20等多边平台,主动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沟通数字税相关问题,在区域和全球多边等层面参与和推动数字税收规则谈判,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数字税相关政策试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创意义

马克思关于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等基本观点及其原创意义 ,在我国现阶段仍然是适用的。同时 ,生产劳动的内涵与意义需要拓展 ,必要劳动的内涵应该扩大 ,剩余价值的构成是多元的。应肯定我国当前经济活动中存在剩余价值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进一步规范剩余价值的形成与分配 ;应从“单一资本论”向“双重资本论”转变 ,承认劳动力产权与实行利润分享制 ;应将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相结合 ,形成更合理的分配格局 ,从而真正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分配格局问题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分配格局问题胡逢吉，卢现祥（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格局变化的过程。一般而言，我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应该由传统体制下统一集中的利益分配格局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多元的利益分配格局...     

元宇宙时代的混合价值理论

元宇宙是由多维数据、技术和创意等“合弄”共同编织的价值时空,在蕴含混合价值创造的全新机会的同时,也挑战了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已有的价值理论和治理规则。元宇宙时代价值追求转向包含经济和非经济价值、现实和虚拟价值、现在和未来价值等在内的混合价值。元宇宙时代也重构了混合价值创造、交易和分配方式,呈现出多模态人机共创、去中心化交易、共享化分配等特征。在积累实物资产的同时,也促成了规模化数字资产的形成。鉴于元宇宙时代混合价值实现过程的身份伦理、价值转化、权属认定和价值评估等难题,迫切需要建构与其相适应的治理规则。     

论网络侵犯人格权案件的国际管辖权——以欧盟法院的新近判例为例

互联网由于其即时性、无边界性、读者群体的无限制性等特点,突破了传统的传播手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这些特点使得传统适用于一般媒体侵犯人格权的规则,难以有效地适用于互联网侵犯人格权的情形.由此,欧洲联盟法院2011年的判决就网络侵犯人格权的国际管辖权问题,突破了传统的规则,允许根据利益中心地标准行使管辖权.联系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有效评估受害人的损害,尽可能给予受害人以充分保护,建议我国应借鉴前述欧盟法院的立场,除传统的“侵权行为地”之外,也采纳受害人利益中心地作为确立网络侵犯人格权的国际管辖权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