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书诸侯谥号体例考析

《春秋》书诸侯葬后举谥似乎无一定体例,“三传”对此各有阐释.为此,以《左传》文献为依据,结合“三传”的观点,通过对其归类整理、梳理、考析,剔除其不合理之处,认为《春秋》书与不书诸侯葬谥有其独特的书法体例,即以内鲁和同盟为前提,国君之是否礼葬为书同盟诸侯的标准,而吴楚僭越、夷狄和灭国则不论同盟与否均不书.     

《宋元儒学案》辨原

清初学者黄宗羲晚年撰著的《宋元儒学案》属未定稿。他从理学之儒观念表述宋元理学的宗传历史, 计完成三十一个学案, 并有数十则关于理学家为学宗旨和理学问题探讨的案语。此稿经其季子黄百家的补充纂辑, 是为“黄氏原本”。全祖望对此著进行重新编订和修补, 即是今传之百卷本《宋元学案》。全氏修补本完全违背黄宗羲原意, 未贯彻理学之儒的观念, 致使此著芜杂散乱, 淹没了原本之学术水平。因此, 按黄宗羲的观念与体例恢复《宋元儒学案》之“黄氏原本”应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晚清守旧派对儒家纲常思想的维护——以《明夷待访录纠缪》为中心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晚清得到士人们的高度关注,或借之阐扬民权等新思想,或批判其离经叛道。黄宗羲从祀文庙的圣谕颁布之后,李滋然经过"五夜思维",指出《明夷待访录》存在"废弃君臣大伦"、"反圣王"、"背六经"、"诬毁恩深之故主"等违反儒家纲常思想的谬误,并逐条批驳,撰成《明夷待访录纠谬》一书。此书既体现了李滋然维护儒家纲常思想的特质,又折射出了晚清新思想对儒家纲常思想的突破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夷待访录纠谬》既是守旧派反对新思想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其为维护儒家纲常思想而谱写的一首挽歌。     

《柳如是别传》之"红楼因缘"考释

《柳如是剐传》是陈寅恪先生晚年著述中的鸿篇巨制。其撰写“因缘”,虽可自多层面考释,然其与《红楼梦》一书之联系,却极为关键。不仅开端、结尾处有特剐提示,形式笔法之相似、主题内容之一致、大义精神之相通,均为两书关联之证。此一“因缘”的形成,固然有华夏文化传统为背景,而与《别传》撰写之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亦有非同一般的特殊原因。     

苏轼《论语说》钩沉

苏轼有三部学术专著,即《易传》、《书传》和《论语说》,《易传》、《书传》流传至今,《论语说》却亡佚了。 《论语说》作于谪居黄州之时。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云:“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於《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东坡集》卷二十九)书作于元丰五年     

从《流言》到《爱憎表》——晚年张爱玲人生观念的转变解析

2016年张爱玲最新"遗作"《爱憎表》手稿整理结束,并在台湾和内地相继刊出,这一自传性散文的发表为考察晚年张爱玲人生观念的转变提供了重要资料。张爱玲在早年散文集《流言》和晚年散文《爱憎表》中对相同事件有着不同的表述,通过对此现象的研究可以探析晚年张爱玲人生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她对死亡的重新思考和对回归家庭之爱的渴望。     

黄宗羲诗学观初探

黄宗羲是我国十七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也是明、清之际一位著名的诗人。他一生诗作甚多,青年时代就有诗稿积集,中年时曾由弟子万斯将其散佚、零落之诗作整理成《南雷诗历》问世。(详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在漫长而坎坷的一生中,黄宗羲作诗不辍,深得诗歌创作之三昧,在诗学理论上有很高的造诣。黄宗羲的诗学观深湛而又博洽,本文试就他的审美选择、价值判断、主体修养诸方面作些粗浅的探索,以求正于方家。1 “诗以道性情”(《景州诗集序》,以下未署名者,均为黄宗羲所著)是黄宗羲诗学观中最基本的审美选择。这一诗学观点,也是我国传统诗学理论中的重     

先秦道家的审美哲学

谈及道家,人们不约而同的看视老子(约春秋中晚期)、庄子(约公元前369～286)为其始祖,不过我认为如此观之未免失当。庄子吸取了《老子》书中的一些成份,却并不能得出这样一个学术谱系:老子传关尹子与庚桑子,庚桑子传壶子,壶子传列子,列子传庄子。并不能因庄子与老子的学术关系而称“老庄”,正象孔子吸取了老子的学说而不称“老孔”一样。其实《老子》务实与务虚精神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最重要之两派——儒家、道家。《老子》是中国文化的始基。王夫之指出《庄子》“虽与《老子》相近,而别为一宗”(《庄子解》)。因此,在论及先秦道家思想时,我不论《老子》的思想,而以庄子及其后学所著的《庄子》为立说重点。《庄子》是道家的开山著作。     

《后汉书》标点商榷一例

《后汉书》卷50《梁节王畅传》载:“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畅不道。”中华书局点校本将其点为:“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畅不道”(以下简称之为“首句”)。视“梁相”为豫州刺史之名,加诸人名号。《后汉书集节》标点亦然。考之有关史载,知此种点法可商,兹分三点辨下。 第一、《后汉书》卷42《东海恭王强传》:“豫州刺史鲁相奏请诛(东海王)政。”此句与“首句”之结构基本相同,但中华书局点校本于此处未视“鲁相”为豫州刺史之名,而是在“豫州刺史”、“鲁相”之间加了顿号,此种点法得之。又《后汉书》卷50《乐成靖王党传》:“冀州刺史与国相举奏(乐成王)葨罪至不道”。此句与“首句”之结构亦基本相同,惟此句在“冀州刺史”,“国相”之间有一连词“与”字,而“首句”在“豫州刺史”、“梁相”之间未有连词。     

黄宗羲经济思想之我见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与顾炎武、王夫之并誉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的著述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南雷文集》等,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于《明夷待访录》一书之中.     

简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由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１９９８年８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１６开本，共７７３页，为内蒙古大学学术丛书之一。整理出版此书，国内外尚属首次。《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下称《表传》）是一部凝聚着整理者数十年心血的学术精品。包文汉先生在...     

元儒陈栎的《尚书》学思想

陈栎是元代最有名的《尚书》学者,他中年时期的《尚书》学著作《书解折衷》存在“援朱砭蔡”的倾向,即以纠蔡沈《书集传》穿凿附会之失为宗旨。而当朝廷开科,规定“经义”一项以蔡沈《书集传》为主,这种情况使得陈栎的《尚书》学研究相应地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为科举专门编纂了《书集传纂疏》一书,其目的是对《书集传,》进行羽翼、补充和发挥,从而能更进一步地把理学原则特别是《四书》修养论思想灌注到《尚书》学研究中去,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     

盘顺司小识

我国自宋元以来,中央王朝治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策即实行土司制度。鄂西民族地区在土司制度大盛的明代设立了些什么土司衙门?其事载在《明史·湖广土司》,《明史·地理五》对鄂西土司衙门还作了整理排列,细读《元史》和《明实录》,深觉《明史·湖广土司》略盘顺司不书是重大疏漏,《明史·地理五》排列盘顺司之地位亦欠准确。现就所蒐集之盘顺司史实及吾人对该司认识作如下论述。     

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浅析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在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多有论著行世,“工商皆本”属于经济思想的范畴,是他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一般论者则涉及较少。本文试图对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历史条件、思想渊源以及重大意义诸方面略加剖析,以就教于各位学者。 一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分反映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经济思想的名著。在这部“怪书”的《财计三》中写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     

浓缩在“五叹”、“五书”中的历史与情感——重评《李斯列传》

《李斯列传》是《史记》中极具代表性的篇章之一。以往研究的关注点总落在司马迁刻画李斯这个人物的艺术手法上,而往往忽视了该传的结构特色及以王业为中心的本旨。本文从该传"五叹"、"五书"的结构人手,深入剖析李斯的性格,并分析其与秦王朝命运的联系。由此来观照司马迁是如何实现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盲"这一宏愿的。     

《三国志集解·蜀书·诸葛亮传》勘误

作为《三国志》注解的集大成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对于《三国志》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三国志集解》在卢弼注解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考证,将学界对于《集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整理本《集解》在句读、专名号标注以及匡正原书错误方面仍有某些未尽之处。《诸葛亮传》是《蜀书》中陈寿着墨较多也至为关键的一篇,对《集解·诸葛亮传》的校勘整理就显得尤为紧要,现以整理本《集解》为底本,将卷35《蜀书·诸葛亮传》中的一些疑误之处胪列于下,以资读者和整理者借鉴。     

汉代人焚香为佛家礼仪说──兼论佛教在中国南方的早期传播

一检索史籍,东汉末年当有道术之士焚（烧）香者。《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谓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孙策为许贡家客所伤,创甚,不治而亡。裴松之往引《江表传》和《搜神记》或以为策之死与诛杀道士于吉有关。按裴《注》所引怄表激曾谈及于吉烧香事,引人注目,今录之于下：时（案指建安五年）有道士准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于吉是东汉末年道教创立时期的重要人物,顺帝时其弟子宫崇曾上其所作《太平清领书》于朝廷①,至建安五年,于吉已近百岁,故有的学者以为此时于…     

颜延之与陶渊明关系考辨

《宋书·隐逸传》称: 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这是关于颜延之与陶渊明交往的最初记载,其后萧统《陶渊明传》及《南史·隐逸传》皆录其说,后人作谱,每每相沿,于是颜延之便当然成了陶渊明的晚年知交,二人关系甚笃,更不复疑。然考颜延之评陶之论以及渊明生平创作,疑窦颇多,所谓“情款”     

汪文台辑华峤《汉后书》补正

前言华峤字叔骏,西晋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历事武、惠二帝,“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晋书》本传),因而长期主持朝廷的撰述之事。华峤早就不满《东观汉记》之烦秽杂乱,有意改作。自为台郎,得以遍览宫省所藏秘籍,于是整理史料,排比考校,上起光武,下迄孝献,述东汉一百九十五年历史,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同上),改名为《汉后书》。其十典未竟而峤卒,于是又经其子华彻、华畅相继董理遗编,遂成完帙。     

再谈“格萨尔”的词义

在研究《岭·格萨尔王传》、探讨岭·格萨尔这个人物时,首先遇到的是“格萨尔”的词义问题。多年来,在搜集、整理、研究《岭·格萨尔王传》时,研究者们发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流传的格萨尔的故事传说,而这些故事传说中的格萨尔不尽都是《岭·格萨尔王传》中的岭·格萨尔。倘若不搞清“格萨尔”一词的含义,就很难分清这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格萨尔”。那末,《岭·格萨尔王传》也就成了一部时代含混不清、民族含混不清、地区含混不清的含混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