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横滨中华街的多文化共生

日本明治开港后,横滨逐渐形成现今之中华街。中国人陆续来到日本,为满足口腹之欲,出现了以他们为对象的餐厅。在中华街店铺中,饮食店相关业(包括食品关系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70年代日本经济之景气与基础建设的齐全,以及中日建交,促进中华街观光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文化共生的景象。其中关帝庙历经地震、战灾、火灾等破坏,但皆一再地重建。位于中华街中心部之关帝庙,可谓扮演着横滨华侨精神支柱之角色。而关帝诞辰艺能之公演是华侨把自身之传统文化,以艺能形式引荐给日本人或观光客的方式,也是向外界诉求横滨华侨多元文化认同之手段。两所中华学校除持续以民族语言与文化传播为大目标外,也加入英文、日文的教授,以三语教育为基础,希望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学生个人将来能选择得以在日本生存的职业。     

试论日本华侨社会的华人化

日本华侨社会的特点是组织上的稳定性，活动上的民族性，以及随着日本社会变化的适应性，而战后日本华侨社会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尤其在华人化方面，加入籍人数的增加，日常生活和语言文字的日本化，部分华侨学校成了语言学校等，因此，展望不来，日本华侨社会华人化是必然趋势，其华人化进程也是比较自然的，而且有其本身的特点。     

华侨社会思潮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

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随着祖国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及改良与革命两种思潮的冲击,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热情亦由情感而入理智,形成了影响广泛而持久的时代思潮。本文作者从内容、性质、特征、表现形式和影响等几方面对这一时期华侨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日本华侨经济史的考察

本文对日本华侨经济的发展状况作了初步考察，认为：日本江户幕府初期，在长崎已有华侨从事中日贸易；后来，由于中日两国实行闭关锁国，至１８世纪中叶中日贸易式微、华侨经济日趋衰落；从“安政开国”至甲午战前，华侨经济迅速发展，但战后不久，日本颁布限制中国劳工入境的敕令，使华侨经济只能向特定方向发展；两次大战之间，华侨经济地位大为下降；战后初期，华侨经济恢复较快，但仍以贸易和“三刀”行业为主；７０年代，传统的华侨经济只有饮食业一枝独秀；８０年代，不仅以饮食业、小型贸易、娱乐业以及自由职业和受薪阶层为主，而且在经营管理和设备等方面也已科学化和现代化。     

从主流力量到地下非法组织--二战前新马地区华侨秘密会社与华侨社会的关系

1890年以前,秘密会社是新马地区华侨社会的主流力量之一.<镇压危险社团法令>正式出台实施后,华侨秘密会社逐渐演变为当地华侨社会中的地下非法组织.许多的内外部原因导致华侨秘密会社社会地位和影响的败落弱化.     

日本华侨学校日汉英三语教育研究

日本华侨学校作为日本华侨华人创办的民办学校,日、汉、英三语教育为其重要的教育特色,但在实际教育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本文从语言学,文化学,教育学三个角度并利用语言迁移理论来分析论述,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战前在日“福州帮”的社会网络及其特点——以华侨团体组织为中心

以福清华侨为主体的在日福州帮是日本华侨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二战前在日福州帮成立的华侨团体为中心,以福州帮的演变为线索,对其社会网络及其特点进行论述.文章认为,华侨社会网络可以分为社会团体组织与华侨个人结成的结合体两大类.而它的形成、发展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其构成主体的变迁上.二战前日本的华侨政策及中日关系的变化,给福州帮带来极大影响,从而使在日福州帮的社会网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特征.     

近代日本对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研究——以《华侨的研究》《华侨杂记》为中心

陈嘉庚研究大多侧重以中国、南洋以及陈嘉庚为主体的视角,甚少从日本的视角反观陈嘉庚。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研究服务于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政治战略与军事企图,并置于整个华侨研究体系中,既有客观记录的史料,也隐现歪曲事实的主观动机。日本研究记录了陈嘉庚白手起家、由盛及衰的实业之路,高度评价陈嘉庚的教育及慈善事业,但也将陈嘉庚定位为南洋的抗日巨头与政治领袖,是日本在南洋地区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日本的陈嘉庚研究反向诠释了日本抓捕陈嘉庚的原因、动机与目的,佐证了陈嘉庚在抗日历史上的巨大贡献,无愧于“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评价。     

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与反思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日本的感情经历了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以日为师,称赞日本为可爱可钦之国,以及辛亥旅日时期认日本为第二故乡,到民初反日、憎日、惧日的转变历程,这一历程深刻揭示了19世纪的大亚洲主义愿景伴随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至20世纪10~20年代之交趋于破灭的现实。总之,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时代缩影,值得深思。     

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在建立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发动武装起义、资助革命事业和声援、支持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等方面,对辛亥革命做出的了大贡献,展示出海外华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英雄气概。     

海外华文教育研究述论

综观学界关于海外华文教育的研究,可以发现海外华文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体系及教育实践,而且还与中国的世界形象、海外华人与当地族群的关系、海外华人的内部关系密切相连。本文对这三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论述,指出其中还存在的不足,并为中国正在快速推进的语言与文化输出战略提出建议。     

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演变的特点

侨乡侨批业和侨汇发达 ,形成了以外购内销为特点的侨乡社会。新中国成立后 ,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也出现了多种联系方式。随着海外社团日益国际化 ,出现了以地缘、血缘为主的社团回国寻根热 ,侨乡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内地。改革开放后 ,侨乡靠政策、技术致富 ,而侨乡新移民的文化素质不容乐观。随着新移民留学生人数的增加 ,文化发达的内地大中城市、高校和科研单位成为“新侨乡”。不同时期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的不同特点 ,成为今日政府制订侨务政策的依据     

浙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研究综述

浙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自古海上交通发达,与日本一衣带水,在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浙江与日本的关系至关重要。中日学者很早就对这一课题有所涉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纵观研究内容,不难发现其研究角度有所局限,部分论题值得商榷。     

现代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与中国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

就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而言,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外华人无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这种传播和接受伴随着华人移民海外的步履而展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还参与了海外华人文化的重塑。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不仅满足了海外华人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薪火的愿望,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在对传统小说、戏曲的研究中,海外华人学者是一支独特的学术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多可借鉴处,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     

试析新世纪华侨学府侨生的文化双向传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越来越重视对外文化传播和交流,因此我们不应忽略在中国华侨学府求学的侨生群体。侨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桥梁,是一群特殊的传播使者,由于身份特殊,他们在国内高校的学习和生活就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双向传播特点。侨生本身既是中国文化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海外文化的传播者,这种文化的传播不仅是双向的,而且是自觉的、主动的、相互的输出和接收。在双向文化传播中,最受益的当属中国文化的传播。     

论重写《日本汉文学史》

迄今为止,只有日本学者撰写过《日本汉文学史》,但都很不理想。不是材料太简、叙述枝蔓,就是观点偏颇,其中代表日本学者这方面最高水平的猪口笃志写的《日本汉文学史》一书也存有诸多缺点和错误。因而,都不能反映日太汉文学史的起初面貌。无论从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的需要,还是显现中国学者的不同立场,都应该重写一部由中国学者撰著的“日本汉文学史”。这部“日本汉文学史”从宗旨、纲目、分期、撰述的方法与具体材料的处理都应该提出新的独立的见解。     

近代美洲华侨利益的捍卫者━━伍廷芳的护侨思想及其实践

伍廷芳在清末曾两度担任驻美公使。保护华侨利益、维护民族尊严是其工作重心。他的护侨实践表明 :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     

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

东亚文化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共同的文化传播工具——汉字,因而又称为“汉字文化圈”,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直属圈”,日本是汉字文化圈的“自治圈”。在古代,源自中国的汉字广为影响日本,日本也逐步实现文字的“和风化”。近代日本在译介西洋语汇时,大量创制汉字词,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择取中国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二)利用汉语词素和汉语造词法,创制汉字新词,以翻译为洋术语。这些日制新词在清末民初大量输往中国。故中日汉字文化呈现历时性的互动过程。     

中国海外留学生群体安全利益的维护

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公民在数量上呈直线上升之势,足迹几乎遍及世界.与此同时,中国海外留学生群体在海外的安全问题也日益凸现.而保障本国海外留学生群体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是我国当前最为基本和最重要的国家海外利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