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背景及原因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问题日益突出,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本文详述了失地农民产生的背景,并从现行的土地制度、补偿制度、政府对土地的监管、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信息地位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     

解决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的几点思考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人数已经超过2000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一群体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在农地征用过程中，由于有些地方和部门不按政策规定办事、不妥善处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甚至在征地补偿等方面与民争利，导致失地农民失去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生活陷入贫困，影响社会稳定。解决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必须加强征地管理，规范征地行为，解决失地农民劳动就业；积极探索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农村土地经营，使农民变失地为经营土地，让他们能够从土地上得到长久稳定的收入。     

构建我国失地农民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集体土地大量被征用,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失地农民.当前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形式依然是家庭养老,而家庭养老的保障则来源于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 农民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了养老保障,现有的失地补偿方式主要有货币安置、留地安置、招工安置等形式,这些安置方式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有着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着不足.构建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也需要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和失地农民个人在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中的作用.     

农地征收与供应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创新——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农地征收出让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到"三农"发展甚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对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地区样本县市2006—2011年间农地征收与出让中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抽样调查与分析发现,尽管国家不断地提供农地征收补偿标准,但农地非农化征收与出让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收益占土地出让收益比例偏低,约在3%～16%之间,而地方政府的收益份额在75%以上。其根源是现行的农地征收补偿原则是以农地的农用价值一次性补偿给失地农民及其集体,割断了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路径。保障农民土地收益权,构建农民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机制需要改革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从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缩小征地补偿范围、市场化补偿、实物性补偿、失地农民就业支持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构建。     

解决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的几点思考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人数已经超过2000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一群体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在农地征用过程中,由于有些地方和部门不按政策规定办事、不妥善处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甚至在征地补偿等方面与民争利,导致失地农民失去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生活陷入贫困,影响社会稳定。解决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必须加强征地管理,规范征地行为,解决失地农民劳动就业;积极探索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农村土地经营,使农民变失地为经营土地,让他们能够从土地上得到长久稳定的收入。     

济大学者论点摘编

葛金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一文中认为,城市的扩张会伴随着农地的征用和失地农民增加,这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难点;土地制度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瓶颈,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受到的利益损害不可小觑,征地造成的无地无业农民激增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     

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博弈分析

城市化伴随着大量土地被征用,这引发了地方政府、农民和土地开发商三者的利益冲突。本文简要阐述了现阶段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征地的现状,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农民与征地方的各种博弈关系进行分析,剖析了在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开发商在征地补偿、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矛盾,并提出了缓解矛盾的思路。     

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权益损失及其保障

随着我国城市化大步推进,一大批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因而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因受制度缺陷等因素影响,失地农民许多权益受到侵犯、损害和流失。为了使城市化不受征地影响,同时又维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必须对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征用和补偿政策进行调整,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合理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进征地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和加强征地补偿费的监管。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失地农民权益保护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数量日益增加,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问题也就日渐突出,问题处理得好,将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然而,由于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完善、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以及对行政行为监督机制的缺乏等原因,失地农民权益流失现象严重。因此,必须从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观念等多方面着手,重视和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权益保护问题。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地是社会变迁的必然,也是农民对国家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目前土地征用制度不合理、失地农民利益全方位受损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政府必须执行土地政策中的问责制,尽快构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全方位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土地征收进程中不同参与主体行为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城市国有土地,在该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土地增值收益。地方政府、用地企业、村委会和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分配冲突。从不同主体行为角度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利益冲突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探讨利益冲突背后的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有效保护

当前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主要表现为:流转价格偏低,固定不变;流转收益分配不合理;土地的农业用途被改变;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被侵犯等。其原因主要为: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民权益保护相关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对土地流转的不当干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为了加强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的保护,需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行政村一级农民集体所有,并完善相关制度;减少乡镇府的不当干预,强化乡镇政府对土地流转的指导与监管;培育县、乡两级土地流转市场化服务环境等。     

农地整理项目中农民受益支付与受损补偿——以湖北省5个县区为实证

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农民的受益与受损研究对完善农地整理项目投资政策和补偿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以湖北省5个县区为例,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整理实施中农民受益类型及其支付意愿、农民受损类型及其受偿意愿。研究表明：农民的受益类型包括灌排水更方便、通行更便利、投劳收入、耕地质量提升、增加耕地面积等类型,前三者较显著,后两者不明显;农民受益后的支付意愿是,绝大多数受访农民愿意为受益而义务投工或出钱,但也有少数受访农民拒绝支付;即便农民意愿采取同种支付方式,但农民之间的支付额度仍存在差别。农民利益的受损类型主要包括耕地被占用、青苗损失、耕地质量降低、田块分割、塘堰被填、祖坟迁移、房屋拆迁等损失类型,前四者的发生比例很大,后三者的发生比例较小;农民利益受损后的受偿意愿是,100％的利益受损农民认为利益受损应获得补偿;不同的利益受损类型,农民期望的受偿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不同的利益受损方面,农民意愿接受的受偿额度存在较大差距。在调整和改进农地整理项目投资政策和补偿政策时,应以农民需求和农民意愿为导向,提高农地整理项目的农户满意度。     

“三权分置”还是“两权置换”?——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土地制度改革构想

当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从长远看必须贯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意志。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域来看,虽然"三权分置"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盘活土地经营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土地权属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更加复杂化,也不能有效地推进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从历史正义和社会公平角度来看,农村土地的根本性质在于保障农民的居住权和生存权,那么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两权置换"的改革方案或许是更佳的选择,即可以使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置换社会保障权,用农村宅基地所属权益置换城市里的住宅权。这样不仅能够建立起有序的土地退出机制,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而且能够支持未来实现地租收益全民共享,真正促成城乡一体化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搬迁农户调查

利用湖南省四大经济区域228户农户调查数据,对易地搬迁贫困户承包地处置问题进行探讨。运用无序多元Logistic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对影响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搬迁农户的承包地依然以自己耕种为主,占比73.25%。另外,14.47%农户选择土地流转、12.28%农户任其抛荒;（2）搬迁安置地、农户所处经济地区、户主文化水平、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搬迁后邻居满意度对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3）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抛荒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承包地面积、农业收入占比和农业生产设施条件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抛荒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完善搬迁后续服务工作、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时调整农业用地等相关政策建议。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基于粮食主产区3省10县的农户调查

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河南和安徽3省10县的调研数据,通过PSM模型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综合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从收入水平来看,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高26.11%;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非农务工收入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收入差距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尼系数较流转前分别提高了49.83%和24.93%。由此说明推进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入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企业财务管理的视角,围绕农户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收益和风险,采用文献综合法、归纳演绎法和数学模型法,深入分析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总体思路,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研究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在土地使用权价格确定、入股后的收益分配、企业破产时的财产清算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必须逐步完善外部条件、破解制度约束,通过建立农村有形土地市场、强化农村财务审计监督、重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善农村民主法制和村民自治制度等方式解决上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当前条件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果在不改变外部运行环境的条件下直接做出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不能解决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还会引起更多的利益纠纷和更大的社会矛盾;土地使用权租赁具有收益稳定、风险低的特点,而且租金收益可以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而调整,更有利于农民权益的保护,比土地使用权入股更加符合农民的预期,因此就当前来说,土地使用权租赁优于土地使用权入股。     

集体土地流转中相关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

集体土地流转涉及的利益主体为农户、地方政府及企业.从各主体的利益行为动机出发,建立并分析农户与地方政府、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动态博弈.结果表明：集体土地流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并不规范,地方政府具有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往往借公共利益的目的征用农户土地,给予农户较低的补偿费;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参与集体土地的流转,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在于以牺牲农户的切身利益来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农户在与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博弈中总是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其在博弈中做出的决策对于维护自身利益的作用微小.为推进集体土地持续有序流转,需规范相关参与主体的行为,降低其投机热情;完善集体土地流转市场建设,保障交易公平与效率;完善农户利益表达机制,维护农户切身利益.     

可行能力下的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研究——基于浙江A市案例分析

在现行土地征收和出让制度下,土地征收增值巨大,土地征收增值收益的分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浙江A市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地方政府为50%以上,用于农民未来发展的比例为25%左右。在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民很少参与土地征收增值收益政策制定,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性强,农民分配比例低,未充分考虑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应该提高土地征收政策制订中农民的参与度,采取多元化补偿方式,提高农民可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