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归扣制度的研究

本文对我国《继承法》中所欠缺的归扣制度加以讨论。我国现行继承法规定,如果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继承人可以多分一些财产,但这不能使共同继承人公平的继承。而修改立法就是为了达到公平。本文通过对归扣制度的概述以及各国归扣制度的比较,试图找到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归扣制度。     

论特留份制度与遗嘱自由的限制

遗嘱继承制度在于尊重财产所有人的真实意愿,保护遗嘱人的处分自己财产的自由,但是,遗嘱自由的过度滥用便会损害法定继承人合法的继承权,有时也会违背社会公德,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特留份制度之设立,使得法定继承人的应继份得到一定保障,对遗嘱人立遗嘱自由的适当限制符合"社会本位"的立法原则,可以平衡个人自由与公平正义、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既可以解决现实问题,又能够理顺现有的法律问题。     

必继份与特留份制度之异同及其借鉴意义

我国必继份制度与国外的特留份制度既有共同之处,也有明显差异。由于必继份制度的内容比较粗略,存在适用主体范围过于狭窄、适用标准缺乏可操作性、遗产份额标准不明确等缺陷,已无法起到限制或者制约遗嘱自由的作用。我们应当借鉴和引入特留份制度,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继承法律制度。     

必留份制度与特留份制度的比较研究——以中韩法律为例

特留份制度是各国限制遗嘱自由的主要措施。而我国继承法没有设立特留份制度,只规定了必留份制度。韩国法律规定的特留份制度的内容比较全面与完善。我国必留份制度与韩国特留份制度的比较研究,对构建我国特留份制度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论建立我国的特留份制度

我国现行《继承法》对于遗嘱自由的规定过于放任,过多地关注对遗嘱人自由意愿的保护而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家庭其他成员的法定继承权,导致权利分配的失衡,影响了家庭的和谐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存在诸多不妥。在保留现行继承法中的必留份制度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特留份制度能更好地实现对遗嘱自由的限制,达到个人利益、意愿与社会公平观念平衡的效果。     

论特留份制度

规定特留份制度 ,目的在于保护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的权益。我国继承法也规定了“必要的遗产份额” ,但存在着继承人范围过窄和份额规定不明的缺陷 ,因此作相应的修正非常必要。     

《法国民法典》中的特留份制度研究——兼评对我国建立特留份制度的启示

特留份制度是继承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上的遗嘱逆伦诉和日耳曼法上对遗产进行自由份与特留份的划分,具有对遗嘱自由原则进行合理限制的独特价值和功能。《法国民法典》在继承日耳曼法上对遗产进行自由份和特留份的划分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特留份制度,主要表现在详细规定了特留份份额的确定、特留份继承人及其顺序和特留份扣减等方面。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没有特留份制度,仅规定了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遗产份额的必留份制度。基于必留份制度与特留份制度在价值基础和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差异性,我国在将来修改继承法的过程中,应当在改进现有的必继份制度的同时构建特留份制度,而《法国民法典》上的特留份制度在坚持原则性同时兼顾灵活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对此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特留份制度及其在我国的法制构造

特留份制度可溯至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现代大多数国家及地区都设立了特留份制度或类似制度,总的呈现出适当限制遗嘱自由、充分发挥其制度功能和逐步完备其制度内容的态势。我国《继承法》仅规定了保护双缺人和婴儿利益的必留份制度,不能很好地解决以遗嘱剥夺亲密继承人的继承权问题,在我国引入特留份制度很有必要。我国应当主要借鉴大陆法模式,形成特留份与必留份制度并存的立法体例,细化权利主体、具体份额及扣减制度,既尊重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又维护亲密继承人的合法利益。     

浅议我国遗产“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制度源于罗马法的义务份制度,是一种限制遗嘱自由的手段.现代民法,以“社会本位”为立法基础,为维护社会利益应对个人自由予以适当程度限制.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的特留份权利人是由身份决定的,而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规定的特留份权利人是由需要决定的.我国享有必要遗产特留份额的人仅限于法定继承人中的“双缺人”（即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和胎儿,这种因限制过少而自由过多的弊端极为明显.建立我国“特留份”制度的思路应当是：扩大特留份制度权利主体的范围,在特留份的份额上设定可量化的标准与数额,对于“特留份”权利的行使进行适当限制.     

论继承法采取特留份制度的必要性

特留份制度是遗嘱继承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是对遗嘱自由原则的合理限制 ,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功能。世界各国均普遍采用了这一制度。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继承法尚无特留份制度的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 ,目前在我国继承法中设立特留份制度已日益显现出其迫切性和必要性。采取这一制度将有助于克服现有社会弊端 ,体现社会利益与社会正义 ,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论非法演绎作品的保护

非法演绎作品的保护问题 ,目前在实践中和在理论界仍有争论。文章从对非法演绎作品的界定入手 ,并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及学理上的探讨 ,认为对于非法演绎作品的保护 ,只有通过著作权法的有条件保护和民法不当得利制度的补充保护 ,方能体现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和对权利保护的周详     

论康德A版先验演绎中的想象力

要回答“经验知识如何可能”这个问题,康德必须克服知性与感性的截然对立：知性不直观．感性不思维。在先验演绎中．想象力这种中介性的能力凭借其再生和生产综合,将知性概念与感性杂多连结了起来。而这种连结之所以具备普遍必然性．一方面是由于想象力所具有的自发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先验统觉所具有的综合的统一性,这二者的共同作用确保了经验知识的成立。     

假言联锁推理在信息分析和决策中的作用

假言联锁推理,在信息分析和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把它运用于各种思维实践中.     

地方师范院校女大学生心理问题探究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地方师范院校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主要表征及原因,提出了加强地方师范院校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策和建议。     

民事诉讼行政介入的程序规制研究

规制行政介入司法尤其是民事司法,除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体制规制路径,将行政机关意见表达纳入民事诉讼程序是其另一程序规制路径.程序规制具有公正审判权请求权、论辩式民事诉讼对话逻辑、诉权制约行政权、民事审判实质公开的“武器支撑”.“法庭之友”制度对民事诉讼行政介入具有程序规制作用,中国行政机关可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民事诉讼、进行意见表达.行政机关担当“法庭之友”不会损害独立审判,相反有利于司法公正公开.行政机关担当“法庭之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限,是新型诉讼参与人,应明确其诉讼权利义务,构建行政机关作为“法庭之友”参诉的具体程序.     

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中的问题与改革

个人所得税(简称"个税")偷漏现象十分普遍,已演化成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造成此现状的原因既有体制和管理问题,也有居民纳税意识淡薄、法律约束机制不强等因素,因此改革现行税制,树立居民自觉纳税意识,规范"个税"代扣代缴方式,建立纳税人、代扣人、征管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转变税务部门工作方式方法成为当前"个税" 改革的重要课题.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体的若干问题

本文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主体范围的研究,简要的分析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和赔偿主体的范围,以及附带民事诉讼主体的反诉权和诉讼时效     

“微信营销”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规制

近些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新和智能手机加快普及,微商、微信营销也应运而生。微商强劲发展势头的背后,微信营销及交易存在诸多弊端,其中的法律问题和风险也逐渐凸显。文章通过对微信和微商以及微信营销的法律特征入手进行阐释,对微信营销及交易中存在的虚假广告泛滥成灾、微信诈骗和假货代购问题严重、买家维权困难等问题进行分析,从法律规制等角度提出利用现有的法律规范,并加快专门的电子商务立法、加大行政监管力度等建议。     

目标分析法在命题推演式中的应用

目标分析法是命题逻辑自然推演法的一种形式 ,它采取设定目标语句来引导推理过程直至完成全部论证的结构。它的基本理念就是所谓“由果溯因”。     

我国协商民主若干问题探析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理论,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是西方政治学家就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在发展中表现出的局限性提出的应对之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是党和人民对民主形式的创造,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结晶,是党从我国国情和民主政治的具体实际出发、确保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形式。以澄清对协商民主认识盲区为逻辑起点和缘起,着力并重点分析协商民主在我国的适切性和发展意义,站在这个起点上审视和初步诠解了我国协商民主实现的基本途径,对拓展和充实我国政协制度、选举民主制度和推进基层政权建设的民主化进程的理论创新有一定的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