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孔门求学三事考辨

子夏孔门求学事迹,《礼记》、《说苑》、《孔子家语》等多有记述,但说法不一,时间地点不明,真相难辨。究其实,子夏于鲁哀公七年出任卫国行人,车有盖是公务需要;孔子不"借盖"是知其贫无二盖,担心影响其公务。子夏"短于财"而非"吝于财"。子夏丧亲在哀公九年,服丧期间研读《尚书》,为免遭赵简子报复而"使民未有闻焉"。子夏哀公十四年受孔子委派赴洛邑"求周《史记》",过卫遇"读史记者"纠正"亥豕之讹",并非"返魏"。     

上博竹书《鲁邦大旱》管见

上海博物馆楚竹书有《鲁邦大旱》 ,鲁国此次大旱可能发生在孔子归鲁到去世的六年之内。《鲁邦大旱》有孔子所说 :“邦大旱 ,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一语 ,孔子常常论述“刑”与“德”的关系 ,该篇所记应该是孔子评论鲁国大旱与其当政者“刑”、“德”措置的关系问题 ;哀公礼尊孔子 ,常常向孔子请教 ,大量的哀公问政于孔子的材料可与该篇相互印证。种种迹象显示 ,该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鲁国文化的宝贵资料。     

孔子“女子难养”说公案研究刍议

孔子曾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此说在近代被视为孔子轻视女子的铁证。今人不同意近人说法,阐发了一些新的解说。由此,孔子的"女子难养"说成为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梳理传统注家、近现代学者与当代学人的研究,呈现诸诠释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反思其方法论问题,对于解决该公案确有帮助。在面向"历史的、文本的"经典解读时,文本自身的逻辑结构与历史语境相结合,才能真正体察孔子"女子难养"说的本义。     

宰予、阚止非一人辨

孔子的高第弟子宰予,和在齐国被陈成子所杀的齐简公宠臣阚止,是不是同一个人,史料记载扑朔迷离,历来亦众说纷纭;近世则以钱穆说最具影响力。宰予从孔子游时,孔子曾屡次斥责宰予,但孔子晚年又给予了他高度评价,或许与孔子的思想在晚年发生过重要的变化有关。本文经考辨所得结论与钱穆先生相反,庶几可使一宗聚讼两千余年的悬案更加接近历史真相,也为研究孔子晚年的思想变化提供一条较为重要的材料。     

孔子为什么要恢复“周公之藉”?

<正> 《国语·鲁语》载孔子对季康子说:“若子季孙欲其法,则有周公之藉矣。”《左传·哀公十一年》也记有孔子同样的话,惟是“周公之藉”作“周公之典”。历来评论孔子的人,多以此为据,认为孔子既然主张效法“周公之藉”,要求恪守“周公之典”,那末,他是顽固地站在以周公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妄想复辟“藉”这种残酷剥削奴隶劳动的奴隶制,该属无疑的了。这实在是对孔子思想的严重歪曲。     

从上博简《仲弓》篇看孔子的“为政”思想

上博简《仲弓》篇是久佚的记载孔子"为政"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它使人们对于孔子政治思想可以有更一步的了解。孔子将"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改过举罪"看得十分重要,认为这些是"政之始也",可见在他的"为政"思想中,选拔和管理官员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上博三《仲弓》篇和《论语·子路》篇的相关内容可以对读,这为理解孔子政治思想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也为《论语》的释读和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关于季札研究的若干问题再探

春秋时期吴国著名的贤大夫公子季札,因典籍记载缺略,所以其重要的事迹,如让国、隐居延陵、救陈等皆暗而不明,引发学者长期争讼。近年面世的上博简《弟子问》、《吴命》篇内容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弟子问》载孔子盛赞季札为"天民",即先知先觉的圣人,可知《春秋》不贬季札。《吴命》"吴走陈"的简文印证了季札救陈的可信性以及正义性。季札精通礼乐,是春秋时期深研诗乐的第一人,他是先秦时期吴文化的一座高峰。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序

历史学的萌芽以我国为最早,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已有史官的设立和历史的记载。孔子编述的《尚书》和《春秋》就是取材于官府所藏的档案和各国的史料。《尚书》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包括虞、夏、商、周的重要历史文献。《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记载,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撰述《春秋》,不仅依据鲁国的史书,而且又与左邱明参观各国的载籍,进行查核的工作。后世有人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就认为孔子不是作《春     

《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论语》“君子”文化新探

"君子"文化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论及,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在梳理该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等文本材料及<孟子>、<苟子>等后续材料溯源探讨<论语>中"君子"词义的文化内涵,不难看出,"君子"一词仍重其"位",是实现孔子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的代表人物,是完成孔子社会理想的历史承担者.<论语>"君子"文化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主题.     

“五至”异文考释

"五至"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中的核心概念,它与传世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中有关"五至"概念的表述在文字上有重要差异.竹书的"五至"为物至、志至、礼至、乐至、哀至,传世文献的"五至"为志至、诗至、礼至、乐至、哀至.于是,有学者认为,竹书"五至"有脱文,这一说法根据不足.竹书的"物至、志至"比传世文献的"志至、诗至"更切合"民之父母"的题旨.     

子路(仲由)研究

<正> 子路是孔子重要的学生之一,对他加以研究,不仅对孔子思想和事迹的探讨能深入一步,而且对整个中国思想的研究也会大有益处。子路的研究资料,散见于先秦、两汉许多著作中(详见拙编《孔门弟子研究资料》)。其中《论语》、《左传》、《孟子》、《史记》的材料可靠性更大些,其他文献也可参考。下面就依据这些资料,试就子路的家世履历、为人性格、思想作为、对后世影响等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     

从“君民共主”到“君主立宪”——以戊戌变法前夜康有为“孔子制宪说”为中心的考察

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自"君民共主"转变为"君主立宪",其所持的"孔子制宪说"可为此转变提供解释。康有为的"孔子制宪说"源于其突破传统公羊学后形成的新的"孔子改制说",强调了孔子立制的根本性法规范地位。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在于其为实现"君民共主"主张,于1895年提出的"议郎制"改革设想受挫。面对挫折,康有为继续坚持其"议郎制"的立论基础——"孔子改制"思想,又复受近代宪法理念激发,最终融铸传统"宪法"思想和"孔子改制"思想形成"孔子制宪说",以强化孔子的政治权威地位,突出孔子立法对君主的规范作用。"孔子制宪说"建立起了"君民共主制"与"君主立宪制"间的逻辑联系。"君主立宪"思想经康有为提出后在清末广为传播,成为清末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     

论孔子的人才分类思想

一、孔子所分的人才类型 孔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孔子的人才思想,则很少进行研究。实际上,孔子虽然没有对人才进行专门论述的著作,也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人才理论,但是,在《论语》和其它记载孔子的思想和言论的文献中,涉及到了大量的关于人才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地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而且对于人才学的专门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语》中提出的关于人才分类的思想,就是这些问题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 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从“罕言夷”看孔子的民族观——兼谈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

从对《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一章众多歧解的辨析可以发现,"子罕言利与命与夷"可以说是一种能"使古今人相悦而解"的解释。在春秋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盛行的"华夷之辨"观念持理性、自觉而谨慎的态度,很少歧视性地谈论"夷狄",体现出孔子顺应民族融合的社会运行大道、超越民族与文化畛域的民族观。正是孔子这种包容、一统的民族观,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孔子在民族问题上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对我们今天的民族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郭沫若的孔子研究

<正> 孔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人物。多少年来,他一直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研究和争议的对象。五四运动以来,这种研究和争议更是层出不穷,波澜曲折。其中,郭沫若的孔子研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就。仅就建国以前而论,他的涉及孔子问题的著作,比较重要的就有《论诗三札》(1920)、《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及《论中德文化书》(1923)、《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先秦天道观之进展》(1935)、《驳·说儒》(1937)、《秦楚之际的儒者》(1943)、《孔墨的批判》及《儒家八派的批判》(1944)等等。这些     

冯友兰的孔子研究评述

如果从冯友兰先生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就学算起,直到1990年溘然长逝,他一生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就长达70多年。70多年间,他写了十几部书,发表了不少的文章。他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稍具体一点说,冯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哲学,一是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先生特别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广泛的解释和评论,而他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将对冯先生在不同时期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作一评述。 一 冯友兰先生是1927年才正式开始研究和讲授中国哲学史的。他一边讲授,一边研究,一边撰文。在中国哲学史这片园地里,辛勤耕耘,硕果累     

论《论语》的“乐正”

孔子乐论作为儒家乐论的奠基,是历代学者最为重视的研究领域之一。而其中关于《论语》中"乐正"一词的界定,对于孔子乐论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学界对此从来没有统一的定论,其中主要存在"正其篇章"、"正其乐曲"和"乐官之长"三种说法。笔者通过对《论语》文本自身对"乐"与"正"两字阐述的分析,认为"乐官之长"说最为符合孔子的原意。而这样一种对"乐正"的界定,说明孔子并非完全的保守派,他看到了艺术之"乐"具有政治道德之外的意义,此为孔子乐论的精髓所在。     

近百年来美国学术刊物孔子影响西渐研究

近百年来,美国学术刊物就孔子影响的西渐问题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以孔子思想在西欧启蒙时期的传播和接受为重点,兼顾孔子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和西欧之外的西行足迹。国内孔子研究界既可了解美国学界的相关动态,亦可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

历代学者多认为孔子"出妻",儒家不重视婚姻家庭,这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孔子生活实际的认识,甚至导致人们对孔子的学说产生怀疑。实际上,《礼记》、《仪礼》、《孔子家语》等典籍的相关记载,并没有所谓孔子"出妻"之事说,所谓"孔氏三世出妻说"、"四世出妻说"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儒家十分重视婚姻家庭的和睦对治理社会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