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与宋词女性意识之论说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 ,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 ,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 ,以是否能合乐 (尤其是女乐 )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 ,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 ,《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 ,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周济词学理论的破与立

周济作为常州词派的关键人物,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关于白石的一段点评,最早正面提出“寄意题外,包蕴无穷”的说法,具有一定的纲领意义。周济以“破”带“立”,对“今人”标举姜、张,讲究“磨盘雕琢”的创作风气进行了批评,提出了“寄”、“意”兼重而至“浑化”的词作审美理想。周济在张惠言词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其立论既有时代背景,也有理论高度,对常州词派的最终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谦”卦之小象,也即《谦》之九三爻辞之位,能恰当地说明《谦》缘何具有“自卑尊人”的道德理性;从“谦”卦之大象中的“寡益多裒”的得理平施之道,可体悟出《谦》之道德意蕴的深层基础。有如此伦理意蕴的“谦”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朱子“新民”诠释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紧张

朱熹认为古本《大学》首句“在亲民”当作“在新民”,并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的整体关联中诠释了“新民”的理论意蕴,即以“明明德”为根基、以“止于至善”为意义指向、以政教为手段实现社会整体的归化。若以周文王典范,“新民”则成为道德主体由内而外自我开显的历时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若以孔子为典范,“新民”则成为主体成德过程中一个受时势限制的偶然性事件,只具备纯粹的外王意义。相互否定的“文王之道”和“孔子之道”在朱注中的并存凸显出高度的内在紧张,并消解了成德的确定性和必然性。     

“神技无技”：庄子技艺美学思想的吊诡

庄子用合道的神技来取代技艺,即用道的自然无为来改铸技艺,无为是无为了,但也就没有人为之技艺了,此即“神技无技”。神技不具有技艺的规定性,技艺是目的性有为,神技是自然无为;技艺创造的是第二自然,神技则不害第一自然。神技也不是现实的技艺或其比拟,神技是对人为技艺加以“自然无为化”或“道德理想化”后的虚构,有其神秘性。神技的逻辑结果就是对现世技艺的取消与否定,如“无画之画”、“其钓莫钓”、“无乐之乐”等。神技经后世的理论转化后,实现了与技艺的统一,那时才显现出“无法之法”等艺术创造思想。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刚柔相济的“花间别调”——论《花间集》中的边塞词

针对人们对《花间集》中的“花间别调”认识不足的问题,探讨了“花间别调”之一——边塞词在内容、形式与表达技巧、感情格调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有利于打破《花间集》诸如“郑卫之声”、“不过行奁组织之辞”等片面评价,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花间集》特别是＂花间别调＂。     

温柔的叛逆--《花间集》艳风新论

《花间集》体现了对中国古代正统文学审美情趣的悖离和叛逆。正统的诗文审美情趣主要来自两方面 :儒家的现实情志和释道的超然理趣。而从《花间集》的爱情表现、《花间集叙》的词学观和后人的词学批评来看 ,《花间集》集中表现爱情相思正是对正统文学审美情趣的叛逆。     

论词之“大”“小”

词学批评中"大"与"小"这一对范畴内涵的形成与丰富,与词孕育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大"与"小"本身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与其在诗文批评中的运用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词起源的民间性和女性化色彩决定了词在正统文学观念中长期被视为"小道""卑体".随着李易安的词"别是一家"、苏轼的"自是一家"、张炎的"清空""骚雅",到清代"西泠十子"以大雅为旨的尊体论,在一系列词学批评的影响,以及词本身的文人化、案头化和雅化的过程中,词逐渐从"市井小技"走向了"大雅之堂",词学也一跃而成为清代以来直至当代的"显学"之一.     

论《花间集》中“花”意象的成因

“花”意象,在“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中频频出现,多达300余处。18位花间词人不约而同地大量捕捉“花”意象进入创作,使其成为传递人物情意的媒介,从单纯的自然物象上升到意蕴丰富的艺术意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潜藏着深层的根源和意蕴:中国文学传统、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风气的喜尚、中国文人的传统心理以及花间词本身的审美特质。     

《清平初选后集》三题

清康熙刻本《清平初选后集》是清初重要的词选集,尤其是研究云间词派的重要依据.宣统年间,此书改名为《词坛妙品》重印,研究者遂多以《词坛妙品》代替《清平初选后集》.实际上,《清平初选后集》具有独立的作用和价值,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与《词坛妙品》存在着诸多区别;二是其中的《姓氏录》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份较为详细的云间词人名单;三是其中的《凡例》与田茂遇《叙》为研究云间词派创作和理论主张的嬗变提供了重要信息.     

表艺林之骚雅,成一代之伟观——《瑶华集》编纂意图及价值

蒋景祁的《瑶华集》编定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其时倡扬醇雅词风的浙西词派已经笼罩了词坛,而其日趋空疏饾饤的弊端也渐显露。《瑶华集》的编纂,一是为了萃集词坛各家各派菁华,保存清初“词为特盛”的一代史料;二是反映清初词坛由百脉汇流归于浙西一统的发展趋向,同时对词坛日渐显露的不良倾向进行反拨,其融通的词学观对后来的清词选本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境"、"境界"、"意象"辨析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十分重要的审美范畴。关于意境的称谓,常出现将意境、境界和意象混为一谈的现象。这三个概念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文章将对此做一探讨。“境界”这一概念由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使用、强调和《人间词话》的深刻影响,似乎有等同和替代意境的倾向,同时,诗歌的基本单位———“意象”概念也由于没有明确的界说,而常常与意境等同。这三个概念都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且相互之间很难清晰的切分,三者既有密切的联系,有重合,但三者的基本特征和使用范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     

论中国小说《剪灯余话》对朝鲜小说《金鳌新话》的影响

《金鳌新话》在素材、构思等方面承袭《剪灯余话》的痕迹非常明显,某些篇章对《剪灯余话》的模仿程度远远超出了对《剪灯新话》的模仿。金时习不满于《剪灯余话》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而表现出向《剪灯新话》的回归,同时又直接与《剪灯余话》对话,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主题,某些篇章可视为《剪灯余话》的翻案之作。由于作者国别不同,《金鳌新话》存在对《剪灯余话》的误读,但《金鳌新话》的民族内涵则为李昌祺所不可企及。正确解读《金鳌新话》离不开《剪灯余话》。     

艳情·闲情·性情——唐宋词文人化的一条情感线索

唐宋词的文人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就情感表现而言,花间词以艳情为主旋律,南唐君臣创作始露闲情、性情之消息,经两宋之发展,词应写性情之真成为广泛的共识。艳情与闲情、性情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即词的文人化之作用,三者之间既有一定的前后贯属,也有密切的意义互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