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理论定位的澄清看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要论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要性,须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而这需要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定位和理论定位存在的误区。其一,从历史定位看,马克思主义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科学的真理＂,而是对人类文明薪火的传承和超越的具体性真理;其二,马克思主义不是＂从物质出发揭示了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再推广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是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展开。由此看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人类解放的精神力量,认识当代世界的思想方法,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以及揭示社会矛盾的批判武器等方面,从而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掌握话语主导权。     

"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史形象——兼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若干问题

以近年来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为考察对象,对其中有关＂新写实小说＂的论述进行＂细读＂,对不同文学史中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性质、基本特征、代表作家作品、生成逻辑、历史脉络、文学史意义等的论析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文学史对＂新写实小说＂基本形象的认识趋同,但是,对其生成逻辑、文学史脉络及其文学史意义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普遍焦虑。而厘清文学史中＂批评化＂的概念成为推进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步骤。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发展观的演变及其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前后相继、与时俱进的历程,具体体现为：发展的重要性上从＂落后就要挨打＂到＂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的道路上从＂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根本任务上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的目标上从＂四个现代化＂到＂四位一体＂,发展的战略上从＂两步走＂到＂新三步走＂,发展的导向上从＂多快好省＂到＂又好又快＂,发展的核心上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     

中国当代写作学之“成熟”之我见——兼评孙绍振为马正平主编的《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所写的“总序”

＂写作学＂＂、中国当代写作学＂自然都是关于写作的＂学问＂,这都是业内人士的习惯用语是不存异议的。但若断言＂中国当代写作学＂之＂成熟＂,而且提出象征其＂成熟＂的＂一座‘标志性建筑’＂,这就大有商榷的必要。因为无论何种论断都要论据充分、论证严密的,都要令人信服的,尤其在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无比快捷、渠道无比多样的信息时代。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现状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仍然存在着信息不畅、内容针对性不强、管理缺乏整合、就业功能体现不足等问题,从微观角度提出重视＂三个结合＂,加强培训宣传;加强＂三个认识＂,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做好＂三个联动＂,增强管理的有序性;实现＂三个对接＂,促进就业程度等对策。     

《太平经》的人学思想“中和之道”

《太平经》的中和思想可称为＂中和之道＂,它包括＂阴阳中和＂与＂天道中和＂。中和之道的内容很丰富,其理论特征有宗教性亦有哲学性,但宗教性是基本的。从当代哲学思想看,＂中和之道＂讲的实际是＂人道＂,即关于人及其社会的学说。因此,＂中和之道＂是《太平经》人学思想的理论形态,是一种独特的宗教人学思想。     

“生活故事”：《创业史》的另一种读法

《创业史》从问世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被当做＂政治故事＂、＂历史故事＂、＂社会故事＂来阅读的。＂生活故事＂的视角,可以作为重寻和复活当代批评中久已迷失的文学评价的策略和途径,改变对《创业史》乃至产生于《创业史》时代的一大批文本的阅读方式,使之回归文学的本性和本位,获得文学的＂解放＂和＂新生＂。《创业史》中的＂生活故事＂由两方面要素构成：一是名曰＂创业史＂、实为＂贫困史＂,二是虽为＂贫困史＂、但更是＂抗争史＂。     

叙述策略与历史重构——评《拉格泰姆时代》

当代美国作家多克托罗的后现代历史小说《拉格泰姆时代》,主要叙述策略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兼有其他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小说把虚构和事实杂糅,虚拟与历史并置,用语言结构来建构现实,不仅挑战历史话语的特权地位,也更为逼真地再现了历史真相。文本重述历史,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做了多方位的批评和嘲讽,面对当下,旨在未来,是一种成功的历史重构。     

“近亲繁殖”制约地方高校发展的思考

日趋严峻的高校师资＂近亲繁殖＂现象阻碍了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成为高校发展的桎梏。特别是地方高校,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教育思想落后、硬件设施不完善等限制,教师队伍＂近亲繁殖＂现象较为严重。要防止地方高校＂近亲繁殖＂,笔者认为政府应从政策上要＂扶＂,学校从人事制度上要＂防＂,从人才机制上促＂远＂,从招生就业体制上要＂改＂,从科研团队上鼓励＂杂＂,如此,方能促使地方高校的教师队伍＂远缘杂交＂,使大学回归学术本位。     

智德·智能·才性四本——汉魏之际从重智德到尚智能的演变及影响

从孔孟到董仲舒所论的＂智＂,都属于道德论范畴,即智德,而忽略了其作为一种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品质。受其影响,东汉名士重智德,以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诠释＂智＂,其特征是：孝亲忠君;行＂仁义＂,明是非;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知人、举贤,识善,荐善。汉魏之际,士人以智谋和才能定义＂智＂,由重智德转向尚智能,其特征是：智为德之帅;激赏＂识度＂;摒天命,骋智力。这一转向导致作为魏晋玄学主题之一的＂才性四本＂成为热议。才性四本论不仅有重大的政治和学术意义,而且开启了魏晋时期人文思潮中对人自身才能、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思想解放之门。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范畴的提出及其本质内涵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范畴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进程：从黑格尔主义的＂抽象人＂转向费尔巴哈的＂生物人＂,进而转变为从事生产、生活实践的＂现实人＂,再发展到阶级逻辑中的＂具体人＂,最终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现实化、历史化历程。在这一探索历程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内涵实现了多维的革命性规定,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真正的哲学革命。     

语言研究的“重归纳”与“倡演绎”述论

受传统朴学的影响,中国语言研究领域向来重视＂从材料出发＂的归纳方法,划定语料范围后的＂穷尽式＂研究成为倍受推崇的研究模式;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更新,以及语言研究由＂描写＂转向＂解释＂,引进新理论用于汉语研究的演绎方法越来越具有不容忽视的优势。语言研究方法由＂重归纳＂转向＂倡演绎＂,是语言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     

强化责任意识,抓好维护企业和谐稳定工作

强化责任意识,抓好维护企业和谐稳定工作,促进企业和谐发展,一是要把抓稳定工作的认识由＂保底工程＂上升为＂建设内容＂,提升工作标准;二是要把抓稳定工作由＂责任到单位＂延伸到＂责任到个人＂,加大工作力度;三是要把抓稳定工作的办法由＂对一般经验的总结归纳＂拓展到＂对现代科学知识的借鉴吸纳＂,注重工作实效。     

加强文化建设 打造岭南文化优雅之城

四会以＂历史名城、岭南山水、现代都市＂为定位,致力于打造＂岭南文化优雅之城＂,四会创建岭南文化优雅之城是根据四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四会所处的区域位置和未来四会城市规划而提出来的。因此,本文着重从城市环境、市民素质、经济文化产业方面探讨如何打造＂岭南文化优雅之城＂。     

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Nativization还是Localization？

英语的＂全球化＂带来了英语的＂本土化＂和＂当地化＂。虽然＂nativization＂和＂localization＂均可译为＂本土化＂,但＂localization＂是英语在全球扩张的＂常态＂,而＂nativization＂则是前者的深入表现。英语在＂外圈＂国家的适应性变化必然会是＂当地化＂的。但由于英语在这些国家已经＂内化＂、＂制度化＂,因而这种变化是更为彻底的＂nativization＂。作为＂扩展圈＂国家,中国英语成为＂功能性＂母语的政治、文化、历史基础,其＂本土化＂将一直是＂localization＂。     

“南—北”“东—西”话罗斯（俄罗斯）——《儒家思想的遥远回声》再辨析

俄国德·谢·利哈乔夫院士说：＂俄罗斯从来不是东方＂（＂Россия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а Востоком＂）。古代罗斯,在其历史发展初期（公元9世纪中叶）,位于东欧平原一隅;后来（从16-17世纪直到19世纪）她逐渐＂东扩＂,以至＂地跨欧亚两洲＂。尽管如此,莫斯科公国和俄罗斯帝国在历史上不曾是也不可能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联系东西方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的是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因此,所谓俄罗斯人与＂东方人＂、＂东方民族＂在＂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在＂价值观、社会观、人生观等方面＂彼此＂接近＂、＂近似＂、＂相似＂,甚至＂同出一辙＂（代替＂如出一辙＂）以及诸如此类说法,纯属牵强附会,不经之谈。     

历史性飞跃的涵义、阶段和理论成果的历史形态

中共在两次革命和两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这两次飞跃,都包括了理论飞跃、实践飞跃和社会飞跃三大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通过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而实现的。由此产生的＂中国理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结构,即一般原理与特殊原理、理论（理论理性）与道路政策（实践理性）和＂理论核心—原理群—具体论断＂。由于认识的历史性,以及＂中国问题＂的结构和演化,决定了＂中国理论＂的阶段性和不同历史形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产生了三个历史形态,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今后必然还将产生新的阶段性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的历史形态。     

吴伯超其人考论──关于吴伯超在重庆“中央训练团”任职及活动辨析

吴伯超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是一特殊时期的代表人物。笔者针对吴伯超在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的任职记载,从＂讲师＂、＂主任＂到相当于＂中将＂等各种称谓问题,通过史料考证和文献查证,还原其历史的＂真面目＂,避免给后人留下＂想象＂的空间。     

“法治”踪迹探寻：从古希腊到现代

从古希腊到现代,＂法治＂理念流派繁多。要想深入了解＂法治＂、＂法治社会＂,理解＂法治＂之真义,就必须全方位追溯历史。本文从古希腊开始,试图对＂法治＂思想的产生、发展进行梳理。对＂法治＂本意的探寻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米芾与康有为“卑唐”观念之比较研究

本文从米芾与康有为的＂卑唐＂观念入手,通过分析两人＂卑唐＂的历史环境、原因、目的和意义,探究其差异和影响。两人皆由＂学唐＂走向＂卑唐＂,前者无意于建立＂卑唐＂理论,而后者则是带有目的性的建构。米芾通过用笔、结构、章法等方面对唐人进行了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尚意＂书风的发展;而康有为目的性的＂卑唐＂,为打唐碑对书坛的笼罩做出了新的创举,壮大了碑学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