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之我见

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新收藏的这方客死长安的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自刊布后,立即引起中日学者的极大关注。通过对争议较大的井真成的改名问题、日本国号确立的最早年代、浐水东原墓地、墓志的书写格式以及残缺字等问题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形成自己的见解。     

《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

对井真成墓志研究表明,他应该是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到来的日本遣唐使团准判官,到长安后旋死去,而不是在唐朝19年的留学生.其墓志为我们研究唐朝对外授官与赠官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例,进而可以对唐朝和日本授予遣唐使官员官阶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古代东亚世界国家间交往的具体形态.     

井真成墓志铭释读再探

自唐代来华的日本人井真成的墓志铭正式发布之后,中日专家学者对此倍加关注。由于墓志的记载极为简单,且日本文献中未有相关记载,目前对墓主井真成的身世及留学生涯的论争非常激烈。但管见所及,学界对最基本的墓志铭的理解、释读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墓志残缺之处的填补文字。对墓志铭再次进行了解读,尤其注重对其中所用典故的梳理以及残缺处填补文字的查证,认为该碑缺损文字为“衔”、“而”、“壑”、“哀”、“给”、“东”、“客”、“命”等的可能性较大。     

“日本”国号东亚登场时间考——对中国实物资料及中日文献的比较

国内发现的记载有日本国号的最早实物资料为《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早于记载日本国号的《井真成墓志》二十一年。《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所载日本遣唐使赴唐朝贡之事与中日两国的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日本国号诞生于八世纪初,而非七世纪六七十年代。     

新发现的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及初步研究

唐代墓志对于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西北大学近日征集了一方日本人井真成墓志,该墓志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块唐代日本遣唐使者或随从人员墓志。通过对墓志铭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日本国名第一次出现在石质文物上,日本人井真成死后所赠官职也应与宫廷侍卫有关。     

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考释

对西北大学博物馆新收藏的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内容进行了断句、释读以及用典的初步考证,并对墓志内容中所涉及的墓主姓名、留学中国的时间、所授官职和待遇以及日本国名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与遣唐使

对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所涉及的日本遣唐使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分析了古代日本派遣大批留学生随遣唐使来中国的历史背景、日本留学生的待遇与生活,阐述了玄、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中的著名人物的留学经历,指出了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发现的重要意义。     

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铭初释

20 0 4年 ,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的墓志惊现于古都西安 ,引起了中日专家学者的深切关注。由于墓志的记载极为简单 ,且日本文献中未有相关记载 ,目前对墓主井真成的身世及留学的生涯的论争非常激烈 ,成为 2 0 0 4年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的主要议题之一。目前 ,对最基本的墓志铭的释读存在很大争议。一些媒体报道少录了“志文”两字 ,并把楷体的志盖铭文释为篆体。关于墓志石的大小、汉字的判读也不一致。此外 ,就墓志铭所缺处的候补文字 ,虽有各种意见 ,但“衔”、“立”、“壑”、“哀”、“给”等的可能性较大。     

大唐西域记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唐代玄奘原著，季羡林等整理校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出版，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重印。玄奘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高僧。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是他从印度归国后，应唐太宗的要求而撰述的一部名著。在这部书中，玄奘根据他...     

论《大唐秦王词话》的空间叙事结构——兼与三礼之关系

《大唐秦王词话》重视空间叙事的展开,相对忽视时间的具体化,在空间转换过程中,突出了作为大唐国都的长安城的绝对政治地位,而且在叙事过程中采取“总叙——分叙”的叙事策略,这与三礼叙事以“惟王建国”为绝对中心引领全书间架、层层分级、从总到分的叙事程序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叙事结构体现了作者尤其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文人修订者在对《大唐秦王词话》斟酌损益过程中的别具匠心。     

唐代选官制度及社会风尚对唐判创作的影响

在唐代,由于书判是朝廷科举铨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判文的创作颇受朝廷、士人的重视,朝野文士皆习判词.加之唐代士人对判文写作能力重视的社会风尚,促成了唐判的空前繁荣.可以说,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以及社会风尚直接促成了判文本身的成熟和兴盛.     

罗隐历史定位发覆

光化三年（900）唐王朝授予罗隐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官职;唐亡后,罗隐未曾接受后梁授予的给事中官职,至死都以唐臣自居;又屡劝钱缪“兴唐宗社”。其历史定位当为大唐的“忠义”之臣,而非后梁或吴越之臣。其“忠义”人格一以贯之,从未动摇。     

热戏与唐宋戏剧的演出形态

热戏是唐代的一种竞艺性表演方式。其主要内容以散乐为主 ,包括杂技百戏和俳优的戏谑性表演 ,其演出形态为分朋竞艺。热戏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在唐玄宗开元二年 ,但其基本形态在唐高宗时期就已定形 ,而其雏形则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分朋竞射。热戏由竞技向竞艺性表演转化受到了唐代初期佛道的论议表演形式的影响。热戏的竞演方式直接影响了唐宋时期的戏剧出演形态 ,刺激了戏剧表演的发展。但随着戏剧长度的增加和戏剧表演的观赏性发展到需要观众保持足够的注意力时 ,热戏式的竞演方式便渐至消亡。     

《唐律疏议》演变史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律疏制定是形成《唐律疏议》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则是形成《唐律疏议》的又一关键步骤,正是在这次删缉中,《唐律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定型,之后唐朝适用的律疏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唐朝灭亡之后,《唐律疏议》的适用并没有停止,因此,在传抄和适用中,也还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甚微末,总体而言,《唐律疏议》还是延续了开元以来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后世所传诸本《唐律疏议》有可能是从《宋刑统》演变而来,还认为《唐律疏议》各律的篇目疏议是元朝以后好事者所添加,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于理于据均很难成立。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唐“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

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列锦辞格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中唐踵继初唐与盛唐,在列锦模式上又有了四种新的变化。列锦辞格在中唐的运用是相当普遍的,它对诗歌作品意境与画面感的营造,对诗歌韵律美的营造,都有很大作用。不过,中唐诗歌中虽然列锦辞格的运用相当普遍,但也有许多形式上类似列锦而实非列锦的辞例,这种情况是需要予以厘清的。     

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百年研究述论

20世纪至今的百余年中,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的相关问题曾引起学界不断争论,形成多方关注的一大热点和难点。考察、梳理百年研究史和考古发现可知,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遗址,当即唐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所在地。与此相关,所谓的“两碎叶”、“四碎叶”说则因解读史料粗疏、对当时政治军事状态缺乏深入了解以及忽略新出土文献等而不足取信。至于安西四镇的设置与废弃,大致有三置三弃、四置四弃、五置五弃、六置六弃等四种观点。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镇初置的时间、初置四镇中先有焉耆还是先有碎叶、调露元年是否收复四镇、垂拱中之“拔”四镇及其失载原因、安西四镇最后失陷的时间等六大方面。重新梳理文献记载,将能够认定的、大致可认定的与有争议的弃置年代分三个层面加以排比考辨,可以认定安西四镇之初置当为贞观二十二年,其间凡五置五弃;四镇中先有焉耆,后有碎叶,此两镇在调露元年、开元七年曾发生两度交替。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从唐传奇看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心态

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至唐代体制逐渐完备。从此,文人与科举之间就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唐传奇作品多取材现实生活,涉及爱情、历史、政治、豪侠、梦幻诸方面,全方位地展现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本文拟通过唐传奇作品来探讨唐代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文人心态。     

论北宋七绝中异于唐人的典型创作技法

七绝创作在北宋时期,其风格与唐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创作技法的改变是造成唐宋七绝易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北宋七绝在鉴照唐人的基础上,使用的创作手法是逆唐人之道而为,如对镜览物,其面反向,形成了异于唐人的自我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