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人”在上海的感受

Nga guo Nin,Nga huo Nin!”(注:沪音外国人”)这是一个外国人到了上海最先学会的一句方言。这句话不仅是他们语言接触的开始,而且更是他们对另一种文化环境了解的开始。这句简单的话却反映出中国人强调集体形象和内外差别的观念。正因为如此,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将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国人,但又必须学习如何做一个在上海的“外国人”。     

“非集合概念”质疑

我国现行的“形式逻辑”教科书,在《概念的种类》一节,几乎都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作为区分概念的一项内容。按照这个标准,可将概念划分为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两类。这是一个二分法。问题不在于二分法,而在于有集合概念,是否一定有与之相对立的非集合概念的存在?从理念上讲,似乎应该如此。而事实上将概念区分为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却是困难的,未必符合现实情况。     

全球性与现代性

“全球性”与“现代性”可能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中最热门、使用率最高的概念了 ,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极其密切 ,以至人们提起一个 ,就自然会想起另一个。然而问题在于 ,“全球性”是一个空间性概念 ,是对于全球范围内人类生存状态趋同性的界定 ;“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性概念 ,是对于“过去—现时—将来”的时间链中“现时”这一时间段的特点的概括 ,二者何以能够如此密切地相互交叉、彼此融通呢 ?二者交叉融通的关节点何在呢 ?当今滚滚而来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冲决一切制度、地域、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固有差异 ,拆解着以往矗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种…     

真的有“两种中国人”吗?

一位来自瑞典的K先生到中国后常纳闷：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和我在西方见到的中国人，真的都是中国人吗？因为来中国之前，他们全家与一些中国朋友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他的头脑里，“中国人”是和“好学向上”、“勤奋刻苦”、“礼貌文明”这些字眼连在一起的。他对中国人极有好     

形而上学的辩证本质——阿多尔诺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和批评

阿多尔诺在其关于形而上学的课程中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解读,对于理解否定的辩证法具有重要意义。在阿多尔诺看来,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形而上学家,因为只是在他那里抽象概念与感性世界间的关系才第一次得到自觉、认真的对待。这种关系本身就表明了形而上学内在的辩证结构。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个”、“质料”等概念,试图使非概念的领域概念化。而这类概念恰恰昭示着非概念物的不可消逝性,从而成为非概念物的踪迹。这些踪迹的存在表明了形而上学的不完整性,并将形而上学的问题引向了形而上学之外。阿多尔诺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形式与质料、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中意识到了中介问题,但由于其对主体反思的完全陌生,这种中介只是一种“中庸”,而非辩证的中介。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包含的非同一物的踪迹对于阿多尔诺反思近代形而上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权威及其两重性

林彪、“四人帮”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手法,就是一面大肆鼓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一面疯狂迫害在人民群众中素享盛名的无产阶级权威。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旗号下,他们大搞专制主义、封建法西斯主义,通过打倒无产阶级权威,掀起席卷全国的无政府主义的恶浪。这种专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奇特结合,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今,林彪已自我爆炸,“四人帮”已被粉碎,但他们在权威问题上所散布的种种谬论,     

集合概念与单独概念、普遍概念

集合概念与单独概念、集合概念与普遍概念之间分别表现为交叉关系，要搞清它们的区别和联系，首先应把握客观事物中类和分子、整体和部分、集合体和个体三种不同关系．在此基础上，要把一个概念放在具体的环境中去考察，才能准确判定它的类属．这样，才不会在概念的使用上出现“误用集合”的逻辑错误．     

Guanxilization or categoriza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us＂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面对急速的社会变迁中,需要以变迁与文化的视角来选择研究问题,而中国社会文化中群己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即“我们”概念的形成机制及其转换的可能与条件,正是一个体现着双重视角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解释社会凝聚力、群体行动的逻辑,讨论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类别与个人的关系;也有助于培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从而促进社会合作。与以往单～机制的分析框架不同,通过对两个个案的讨论,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中国人“我们’概念是在社会情境的启动和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之下,经由相互交织的“关系化”与“类别化”双重过程形成的。     

共生与世界主义：帕克人类生态学视阈下的美国社会

美国是一个多族群的移民国家,族群关系研究是帕克“人类生态学”的主题。在社会形态继替的自然过程中,帕克看到旧大陆停滞在竞争、冲突的初级阶段,因而将适应、同化寄希望于发生在美国生境的高潮阶段。然而,同化的终极理想总是遥不可及,共生的混杂状态才是既定的社会事实。吊诡的是,帕克对此并不感到不可忍受,因其独特的生命历程,帕克始终对少数族裔抱持一种同情,这成就了一种“世界主义”的社会想象。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仅仅围绕自然经济组织起来的生态秩序,缺少培育共识的熟悉土壤。从五湖四海来到新大陆的移民,源自不同的种族世系,他们习惯于生活在经济上彼此依存、情感上相互隔离的共生关系之中。假如中国城市中的移民没有成为患有“流浪癖”的“陌生人”,可能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个“家”,才让他们身处异乡流动而不流浪。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自已的“最高权威”,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威”,上帝是神学领域的“最高权威”,竞争则是市场经济的“最高权威。”马克思对此作了最好的说明:“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所以说没有竞争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高权威”同样是竞争。     

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研究先后拓展和增加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信息技术和微观政治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研究维度：一是一以贯之的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二是由“信息技术在政府应用”这一研究分支发展而来，分析国家如何将新技术手段引入治理。其中，前者是技术治理概念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这一起点展开分析国家与技术治理的关系，试图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基于技术治理具有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吸纳”状态下国家对“可控”技术治理的应用、“扩散”状态下国家对“自主”技术治理的干预和“分途”状态下国家对“失控”技术治理的监管。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提出“超越技术治理”的两种路径构想，由此系统呈现了国家与技术治理相互形塑的整体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与关注的视角。     

农村社区中的权威结构

权威结构的内涵权威结构是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管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保证。马克斯·韦伯认为，统治建立在权威之上，权威有三种类型：（1）法理权威（合法型权威），这是一种没有官僚行政管理班子的合法性统治，取得这种权威的人根据制定规则的合法性而发布命令；（2）传统权威，统治者依据传统遗传下来的规则而确定，对他们的服从是由于传统赋予他们具有固定的尊严，因而其形式主要为老人统治和地位世袭；（3）魅力权威，所谓“魅力”，是一个人的被视为非凡的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具有起自然、特别是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与素质，…     

新制度主义视野下农村民间组织的建构与维持--基于福州闽安镇老年协会的考察

依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理论的分析框架，福州闽安镇老年协会在追求“合法性”的过程中，频繁与当地乡土环境发生互动，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其自身才得以建构和维持。然而，在日常运作中，老年协会也暴露出若干不足，故文章末尾提出几点建议以供思考。     

电视剧圈子的那点事儿

“编剧是爹,导演是娘,演员是爷爷,制片方是孙子”,在中广协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导工委”）的2012年会上,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裁薛继军如此形容制片方与编剧、导演、演员之间的关系。但他说的并不能算事实,编剧汪海林有另一种说辞：“其实,除了爷爷是真爷爷,坑爹、伪娘、装孙子才是真相。”、     

“新权威主义”评述

目前学术界所比较注目的一个问题便是“新权威主义”,并且对这一“主义”是否应该以及是否可能在中国实行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民主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突然冒出一个“新权威主义”,且不论提倡者的用意何在,单就这一思潮在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的今天出现,就足以使人深思了。一般认为,“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在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早期所经历和实行的一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韦伯“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可分为“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两个要素。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视域下，二者的失调威胁到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正当性危机”，而应对之道就是重新整合“正当性信仰”，同时避免过度整合带来的对“日常需求”的破坏。本文从韦伯“非正当性支配”入手，通过对中世纪西方城市的类型学比较以及对城市市民的身份特征、生活—工作风格、政治诉求、参与法律过程的分析，发现“非正当性支配”提供了一条西方文明特有的自下而上能够保全“日常需求”的路径，从而给“正当性信仰”的整合以及“正当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社会工作的“时势权力”

“势”是中国语境之中非常特殊的概念，然而它却是中国人看世界与想问题的基本方式。从政治到伦理、从时间到空间都与“势”有着关联。将“势”这个概念引入社会工作是为了厚实宏观议题的洞察力，以促进宏观层面的改变，因为“势”暗示了“顺势而为”的可能性，这要求社会工作去争取“时势权力”。     

中国渔民的海上痛史

有一个群体，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实力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日常劳作都能成为一场宏大的家国叙事。这个群体就叫做中国渔民。在祖国最遥远的边境线上，他们的活跃便是国家主权的象征。     

正确认识成人学员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

当前,成人教育发展很快,各级各类的成人学校已成为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要渠道,因此深入探讨“成人教育规律,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这个问题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在教师与学员共同活动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员究意是什么关系?学员应当处于什么地位?它关系到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的大问题,每个成人学校的教师对此必须有正确的认识。现在,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学员是到学校学习知识的,他们是教育的对象,教师就应该有绝对的权威,学员只能听教师的教导,甚至把学员当成一个“溶器”,教师可以随心所欲地向里面倾倒“液体”。另一种意见认为学员是教育的对象,也是教育的中心。他们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实践     

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几个特点

简言之,“看不见的手”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喻指的一种相当于自然形式的社会力.它在人们按自己的意志实践过程中产生并独立于主观意志之外,反过来支配人们的行为.以此联系社会生活,这种社会力的概念涵括了宏观层面的无形实体性(本体性)和相应的运作力,以及这种运作力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走势(规律).这种社会力,作为观念形态是思维的抽象,它并不像自然界的宏观实体那样,存在着明显的运作形式和形体,有直接的可感性.但是看不见的东西并不等于不存在,只是它与自然物的存在形式不同罢了.这应该是社会“物”不同于自然物的特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般以社会“力”的概念和这种“力”的运作趋向(规律)来表述这类社会客体.恩格斯就直接了当地称其为社会“合力”、“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也有称其为实践力(实践的共性)或将其中一部分称为市场势力的.那么相对于经济领域,我们要给予其一个名称的话,那就应顺理成章地将其称之为经济的客观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