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乐区的调查数据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利于减少企业运营成本,深化企业人力资源的整合。本文运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月工资收入、是否拖欠工资、工作时长、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经验、职业技能掌握情况、择业机会识别、职业发展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显著性影响。基于以上改革背景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与建议,以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抽样调查数据

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问题,以北京外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基于抽样调查数据,在问卷量表的基础上构建了就业满意度指数,分别分析了农民工背景信息、工作情况、收人情况以及主观感受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揭示了多种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影响就业满意度的高低,特别揭示了收入增加和收入公平性,是提升就业满意度的重要手段。     

基于性别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对他们就业满意度的研究,有利于客观反映该群体的就业状况,加快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本文基于山东省894份调查样本,运用统计性描述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整体就业状况的满意度偏低,并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就业满意度低于女性;在就业满意度的各维度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报酬、工作关系、职业发展和劳动保障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女性,但在工作环境方面男性满意度低于女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该群体的性别差异及诉求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个体特征、职业认同与农民工职业满意度——基于广东省南海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分析

基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部分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测量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及其职业满意度状况;采用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运用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在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满意度;农民工的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提升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改善职业环境,进一步增强农民工的职业价值感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职业认同水平,将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满意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就业能力对其影响最大。据此,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等对策,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社会条件、政策支持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分析

基于全国1279个样本数据,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探讨个体融入能力、社会融入条件、政策融入支持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整体融入情况良好,但还存在相当部分农民工徘徊在融入的边缘,东部较高的生活成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形成"阻力";政策融入支持的拉力最高,拉力效应远大于个体融入能力与社会融入条件形成的拉力.其中,拉力作用从大到小依次为:户籍限制、就业服务满意度、社会保险便利度、社会保障满意度、职业介绍、经济能力、同工不同酬、职位类型、职业培训、保障性住房租用、稳定性、身体能力,农民工对就业公平较为敏感.同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劳动强度、就业歧视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不具有"阻力".因此,为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建议精准就业服务政策,优化公共产品;完善社会保障政策,扩大覆盖范围;加快社会制度改革,优化社会环境.     

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基于厦门和漳州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厦门、漳州两地614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并不强烈,只有28.3%的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合理的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对男性农民工而言,就业质量(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及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较低的就业质量不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因此,注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基于农民工个体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CSSCI

本文基于2021年春节假期农民工个体调查数据,通过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对农民工就地过年决策的影响,从而反映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状态。实证分析发现: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形成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对农民工选择就地过年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特别是对第二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更大;将工资、社会保障、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劳动合同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内在传导机制发现,工资、社保、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起到部分中介调节效应,工作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为明显。因此,应推动劳动合同法的全面执行,有效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切实维护农民工特别是新就业形态从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比较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世代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了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特征、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群体内部来看,不管是新生代还是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的比例达到2/3,表明与同代群体相比,大部分农民工就业都比较稳定,但将两代群体进行比较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略差于老一代.年龄、教育、婚姻、流动范围、就业身份、子女数等因素造成两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状况的差异.     

农民工工作满意度评价实证研究——以船舶制造企业中的农民工为例

提出了农民工工作满意度评价结构的五个维度: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公司管理措施、工作回报、工作团队、工作激励。对船舶制造企业923位农民工进行工作满意度实证分析,讨论了性别、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个体基本特质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诉求与行为差异。用分类比较法和排序法,从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来源地区等四个维度分析、讨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和离职动因。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婚姻状况、工作环境,来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提高工资标准、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改善用工环境、消除家庭城乡迁移的外部阻滞因素、提升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就业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庆市72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持满意态度;社会保险主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最大,工作环境与阻碍因素主因子影响次之,个人特征主因子影响最小;失业保险、社会地位、落户城市、工资拖欠、工伤保险、工作环境、劳动合同、收入、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正向效应依次递减,养老保险对工作满意度具有负效应。据此,从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三个环节提出建议。     

产业转型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为例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出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与此同时,外出农民工逆向流动趋势日益明显。通过对江西回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产业转型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部分回流农民工对返乡就业持满意态度;其中,务工收入、政府就业政策宣传满意度、家乡经济发展速度等因素对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影响最大,性别、年龄、是否城镇户口、家庭中16岁以下人口数、单位性质、上班交通时间、到政府推荐的企业就业意愿等因素对回流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文化程度对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没有明显影响。最后,从农民工、企业及政府3个角度提出了提高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武汉市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调查

对武汉市980名城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打工年限、教育状况、和配偶相聚频率等不是影响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而养育孩子数量、工作收入、是否购买各种保险、是否能及时拿到工资以及城市环境等因素,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     

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稳定性及影响因素——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就业的持续时间长短为观察变量,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的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显著。农民工年龄每增加1岁,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减少5.6%;已婚农民工较未婚农民工退出风险减少40.2%;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极显著的负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延长1年,退出风险降低17.8%。农民工的工作收入以及工作环境影响显著,人均纯收入越高,自评劳动强度越"小",自评技术能力越"好",与工作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购买社会保险、接受劳动培训的机会越多,退出风险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