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史学批评起于何时?自古以来未有定论。浦起龙《史通通释》序说:“自汉止立经博士,而史不置师,向歆《七略》不著类。至唐千年,人为体例,论罕适归,而史之失咙。”认为唐刘知几《史通》以前,没有史学批评。梁启超说:“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谱略》、《图雠略》;在     

《史通》的历史地位

<正>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的《史通》,是中国史学的一部古典名著。《史通》内外篇共二十卷五十二篇(其中三篇早佚),约九万言,写成于公元710年(唐中宗景龙四年)。此书经过长期酝酿、精心构思、反复修改,乃是刘知几毕生心血的结晶。《史通》之在唐朝前期出现,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史通》产生以后,反过来又对唐以后的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史通》     

刘知几《史通》的卓识与局限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人,唐代历史学家。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博览群书。20岁中进士,醉心于史学研究。公元702年起担任史官,参与编撰许多史著。公元721年受贬。刘知几著述甚丰,《史通》是他唯一留存于世的作品,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著作,堪称第一部中国史学史专著。《史通》共20卷,分为内篇与外篇,另有刘知几《原序》。《史通》取名是受《白虎通》影响,“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也受司马迁封为“史通子”名称所影响,“且汉求司马迁后…     

论《史通》的史学比较

论《史通》的史学比较王守正《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对隋唐以前的中国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总结。全书展现出富有特色的史学比较方法，从史书撰写外部形式的体裁，到内部组织结构的体例；从史、文的区别，到史书的文字要求；从直书与曲笔，到史家的史德流...     

《史通》撰写时间辨析

《史通》不仅是中国史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也是世界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是对世界历史学的一大贡献,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史通》的写作时间问题不仅是研究作者刘知几史学思想发展必须加以辨析的,也是认识、研究《史通》的理论贡献必须加以辨析的问题.刘知几自幼酷爱史书,青年入仕后潜心于史学的研究,中年进入史馆开始撰写各种历史著作,进而私撰《史通》,这有一个历史和逻辑的发展统一问题,也有客观环境与主观条件的统一问题.目前史学史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史通》的评价与研究.我以为,对《史通》的全面研究、深刻认识与公正评价都将涉及到     

《史通》的撰著指导思想与方法

刘知几《史通》是传统史学理论经典著作之一。刘知几追求著作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强调依照著作原则划分著作结构 ,创立了“名以定体 ,为实之宾”的著作名称确立法 ;“明立科条 ,划分区域”的内容结构设立法 ;史、辨、评相结合的评论法。构成由著作名称、内容结构和评论方法相结合的完整的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著作方法体系。《史通》不仅在古代产生过重大影响 ,而且对今天的史学理论著作方法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史通》的性质与理论体系

《史通》是公元八世纪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撰写的一部史学著作,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史通》对自孔子修《春秋》以来1200余年的史学发展、特别是对两汉以降的史家、史著、史学活动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涉及到广泛的史学问题,致使历来的研究者在高度重视这部史学著作价值的同时,在如何认识其性质与理论体系问题上,众说     

直书与曲笔

“直书”与“曲笔”,是中国史学史上两种不同的传统和学风。它们之间的对立,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在唐代史学中,这种情况是非常突出的。唐刘知几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中的《直书》与《曲笔》两篇,所发     

论《史通》的学术思想渊源

《史通》的学术思想与理论成就,是在继承和发展过去学者的学术思想基础形成与取得的。儒学作为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对史学思想生产了规范和限制作用;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成熟与史学成为一家的标志,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对《史通》有着重要影响;王充《论衡》的批判哲学对《史通》批判史学在思想和方法论上都有极其明显的体现;在内容和撰述形式方面,刘勰《文心雕龙》十分深刻地影响到《史通》的理论成就。     

刘知几的史学变革思想及其局限性

中国史学的发展到了刘知几生活的盛唐时期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汉、魏以来 ,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史学 ,他们设置史官 ,储备史料 ,修撰史书。尤其是唐太宗贞观年间 ,改组史馆 ,由宰相监修国史 ,更是大大加快了史书编纂的速度。“二十四史”中 ,有八部正史修纂于太宗贞观至高宗显庆年间。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史部书目 ,已多达 5 71家、85 7部、1 6 874卷。此外 ,尚有 35 8家、1 2 32 7卷没有著录。史学的空前繁荣 ,客观上需要对过去的史学进行一次总结和批评。刘知几顺应了这种需要。在《史通》中 ,他在总结前人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 ,…     

史学、史识与史观—— 读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

张振珮先生的《史通笺注》是《史通》注释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注解,其学术贡献体现在史学、史识、史观三个层面。第一,对《史通》文字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校定,对《史通》文本作了周备详审的注释,重新建立起《史通》研究的文献地基;第二,清晰阐发了《史通》的史学内涵,并从体系性的视角出发诠释具体文句,使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真正在史学理论层面得到解读;第三,《史通笺注》含蕴着张振珮先生本人的现实关怀与历史观念,历史地求真,对于今日的文史研究而言仍具重要的启发意义。     

《史通》中所见之史学批评范畴

在《史通》的理论体系中,包含着许多史学批评范畴。何谓范畴?列宁指出:“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史学批评反映着人们对史学研究的认识,在这个认识之网中,有许多范畴之类的网结。换言之,史学批评范畴就是人的思维对史学研究的一般的和本质的特性、层面和关系的概括和反映,是史学批评的最一般规定性的概念。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影响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古代到唐初这个时期的史学(实际上主要只在史官、史书方面)源流演变作过某些扼要的評述;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称之为中国“史学史之滥觴”。宋代郑樵的《通志·总序》和章学誠的《文史通义》一书中《論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等文先后对过去的史学有过不少精辟的評述。这些都极有助于我們对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的认识,給后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貴的遺产。但是中国在古代一直沒有形成史学史这个专門的学問。到近代,就现在所见到的材料看,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論述,較早的是发表在1905—1911年的綜合性月刊《国粹     

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纪念《史通》撰成1280周年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以及源远流长的古代史学。而《史通》,便是这传统文化典籍当中的瑰宝。它的作者是生活在盛唐时代的著名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史通》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对唐以前的史学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对唐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     

中国史学刍议——兼及中外史学比较

中国史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的辉煌成就可用梁启超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中国史学的成就的同时,必须正视中国史学的弊端。本文拟就宏观上对中外史学试作比较,并对中国史学所存在的弊窦谈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史学界同行。一、史官、史馆和官修制度的不良作用中国史官建置很早。据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说:“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     

刘知几《史通》的史传文学理论

我国古代的史学与文学,二者往往相通。例如《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就皆以史书而推为文宗。《史通·载文》篇所谓“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因此,《史通》中有不少篇章,也反映了作者刘知几的文学思想,它可说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史评和史传文学的理论著作。刘知几(公元661—721年),所著《史通》二十卷,共五十二篇,其中《体统》、《纰漏》、《弛张》已亡佚,现存四十九篇(包括内篇三十六篇,外篇十三篇)。《史通》所论,内容详博,除论述史籍源流、辨析史体、考证史料外,其阐述史传文学的写作经验,不乏精辟见解。宋代黄庭坚曾把它与《文心雕龙》并称,认为书中“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山谷老     

论《史通》产生的时代背景

作为史学文化早期的理论著作,《史通》的产生与封建政治集团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与利用密切相关;与当时整个社会日趋复杂的诸种矛盾斗争密切相关;也与盛唐时期新的史学思潮密切相关,这是进一步理解认识《史通》的重要方面。     

论刘勰的史学批评

在我国学者看来,世界上对历史学进行系统批评的第一人,是唐代的刘知几。实际上,事实远非如此。先于刘知几四百多年的罗马哲学家琉善著有《论撰史》,在史学批评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参见拙文《论琉善的史学批评思想》,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即便在我国,刘知几也算不上史评的第一人。比他早出两个世纪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就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批评思想。我们不能说,有了史学就有了史学批评。史学批评是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的结     

试论刘知几是有神论者——兼与侯外庐、白寿彝两先生商榷

今年是我国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诞生的一千三百周年。刘知几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他以前,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的历史著作,并且已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但是,以讨论史法而写成一总系统的理论专著的,却始自刘知几的《史通》。所以《史通》实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今天为了纪念刘知几,必须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他的著作进行科学的分析。既需要看到它在当时历史条件     

《汉书·五行志》平议

东汉初班固所撰《汉书》,是传统史学中继《史记》而起的巨著。其中的十篇志,从总体说,历来备受学者们所推重。清代以前,对十志进行考订注释之作前后继出。近代以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注重用近代眼光加以诠释,阐发其中的价值。故当代著名史学家对这十篇志给以极高的评价,称:“《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十志规模宏大,…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有所增减。”十志“将书志体完善起来”。唯独其中《五行志》一篇,却是颇受讥议。唐代刘知几著《史通》,专门写了《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也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今人论著中有的也视《五行志》是宣扬灾异迷信之作。那么,《五行志》设置的性质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对于刘知几的批评又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