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编外人员"管理的几点看法

高等学校"编外人员"是高等学校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新劳动合同法实行后,如何管理和使用高等学校"编外人员",这是目前高等学校面临的问题.本文就<劳动合同法>实行后对高等学校的"编外人员"的管理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供参考.     

《诗经》小雅篇"鱼丽"、"南有嘉鱼"与三峡民俗文化

在<鱼丽>篇中可以看到巴楚音乐的元素,<鱼丽>、<南有嘉鱼>正是以巴楚音乐的特色,在"四夷间奏"中独树一帜而得以流传.当今湖北巴东、长阳的山歌、民歌都活跃在生产劳动或祭祀文化、节日庆典之中,成为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的三峡民歌与古代的<鱼丽>、<南有嘉鱼>有一种割不断的渊源联系.     

UFIDA用友用友新一代"价值分析型"eHR软件

4月8日,用友公司在京主办的"创造新<劳动合同法>环境下的企业竞争力"大型活动会上,发布了新一代"价值分析型"eHR软件.     

"集体劳动"的仪式化隐喻——论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是一篇关于"集体劳动"的精神文本.小说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借助"集体劳动"这一神圣的仪式化符号,委婉地传达出作者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强迫劳动行为和妇女解放之途的质疑和思考,从而对政治臆造幻景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观照和理性反思.而赵树理对于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镜像的乐观书写则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精神价值.     

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

本文通过对汉代西南夷史料的对比和剖析,指出"徼"和"徼外"在<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诸文献中具有特定的使用场景和内涵,而且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诸书相比,随着史家对汉代西南夷人群状况的深入认识,<后汉书>中"徼外"一词的涵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区分西南夷不同部落人群的重要标识.     

释"强梁"

<老子>四十二章:"强梁者不得其死."又据朱谦之<老子校释>:敦煌本"强"作"疆".宋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强梁,犹言刚暴也."<释文>:"强梁,多力也."     

"易卜生主义":一个一再激起多重反响的"五四"话题

<新青年>4卷6号通过策划、包装与运作推出"易卜生号",流露出倡导者"壮盛"的"意气".胡适"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从<国民公敌>展开的论述,是<新青年>创办后的核心话语之一.与"欧战"以及新村运动相关,"易卜生主义"被逐出主流话语空间,惟有鲁迅在<新青年>言论不断变化中始终保持独立之声."易卜生号"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发展中激起一次次反响,茅盾更立足于<娜拉>理解"易卜生主义",写出一个个"娜拉"式的时代新女性,但同时也能听到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挽歌词.鲁迅更主要从<国民公敌>出发发表<娜拉走后怎样>,写出<伤逝>,1928年把<奔流>月刊1卷3期设为"H.伊孛生诞生一百年纪念增刊",其<编校后记>浸透着"胜者的悲哀"和历史的"悲凉",而对托洛斯基为"同路人"的辩护产生强烈共鸣.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新解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著名论断.长期以来,主流话语关于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断的理解只强调"因此"而忽略"也".笔者认为,人类的劳动实践要遵循许多规律,如自然规律,美的规律等.所以,美的规律是人类劳动实践的规律之一.美的规律不是"种的尺度"和"内在的尺度"的统一,而是指"内在的尺度",即人的目的和愿望以及人类美化规律的统一.     

"诗学"与"国学"——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译名争议

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的书名译法晚近十年出现争议.文章通过辨析认为,<诗学>的书名不应改译为<创作学>,而应改译为<论诗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不是如今所谓"文艺创作谈",而是其城邦学的一部分,恰如我国古代的<诗>学,并非"文艺创作"学,而是"国学"(政制学)的源头和基础.     

"褵褷"义补遗

"褵褷"叠韵连绵词.又作"离蓰"、"离纚"、"褵襹"、"离褷"等.在古诗赋中用例颇多,而又以唐诗为著.<汉语大词典>释作"羽毛初生时濡湿黏合貌".其所引例证之一即为:"唐王维<鸬鹚堰>诗:‘独立何褵褷,衔鱼古查上'.赵殿成笺注:褵褷,木华<海赋>:‘凫雏离褷,鹤子淋渗'.张铣注:‘离褷,淋渗,羽毛初生貌'".笔者认为,<海赋>和<鸬鹚堰>中的"褵褷"在意义上并不完全相同,应分别列项.<海赋>中的"离褷"表示的是本义,即李善、张铣所说的"羽毛初生貌".     

先秦诸子散文的"史"体性质及渊源

先秦没有"史"的文体概念,"论"的文体概念最早见于<庄子>,故先秦的著述家基本是"史"、"论"不分.有人将<尚书>、<国语>视之为"史",将诸子散文视之为"论",其实诸子散文和<尚书>、<国语>不仅同本同源.同是政坛言说的产物,而且在功能和文体的形式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尚书>、<国语>主要记言,"史"中有"叙".诸子散文从<尚书>、<国语>发展而来,仍然保留了<尚书>、<国语>所记政坛君臣言说"对话式说理"的方式,虽以"论"为主,却有众多的叙事因素,存在一个显形或隐形的叙事框架.可谓"论"中有"叙".诸子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在文体上有着相同的内在特质.故先秦将记载晏子话语的典籍称之为<晏子春秋>,将吕不韦门人撰写的完全以论说文结集的著作命名为<吕氏春秋>.造成诸子说理散文对记言体历史散文体式继承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诸子说理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为同一种行为方式.     

《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存目"辨误

<四库全书总目>有着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不过其中也有疏漏和错误.前人于此已作过很多辨误工作,但"存目"类书籍尚有待完善.现基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采用考据学方法,结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相关文献,就<总目>"词曲类存目"部分作相关考证订误,纠正其中<文溪词>、<玉霄仙明珠集>、<词林万选>、<浙西六家词>、<诗馀图谱>、<琼林雅韵>等条目的错误.     

"纯"有"quán"音献疑

<汉语大字典>"纯"有quán音一读,乃依据<集韵>之音,其释义和例证如下:     

释"箄"

关于"箄"的本义,之前编撰的字典辞书注解均误.<汉语大字典>对"箄"的解释是:"笼篓之类的竹器".[1](P,2984)<汉语大词典>释为"笼",[2](P.5232)而<辞源>"箄"条干脆不收"箄"的本音(bǐ)本义.[3](P.2365)究其错误根源,都来自<方言>及其郭璞注.<方言>卷十三:"箄,(豦)也."晋郭璞注:"今江南亦名笼为箄."[4](P.795)"(豦)"不是"笼",而是盛水给牛饮的圆形竹器.<说文·竹部>:"(豦),饮牛筐也.     

上古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

本文统计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在上古典籍<尚书>、<左传>、<庄子>中的使用情况,并进而探讨"吾"与"我"的区别.分析典籍中"吾"与"我"的消长,认为其在语法功能、语用色彩上略有分工."吾"的使用频率日渐超过"我".     

《义府·冥通记》"道义"条辨误

梁代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是重要的道教文献.该书卷一云:"亲属道义,赍其上果,要往看之."清代黄生<义府·冥通记>:"道义,谓同事道法之义友."<汉语大词典>采用了黄氏之说.然以<中华道藏>及其它文献来看,"道义"无此义.在中古吴方言中,"友"和"义"读音相近,抄刻道藏经典的茅山道人受方音影响,把"道友"误写为"道义",黄生又对此"道义"牵强解释,<汉语大词典>则原封照抄.对<周氏冥通记>中"道义"一词的考辨,能为今后研究<义府>和修订<汉语大词典>提供一点参考.     

释"多言而类"的"类"

张觉先生的<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书注释博采而简洁,精要而稳妥,是一部具有较大学术参考价值的<荀子>注本.但百密一疏,<译注>对"多言而类"的"类"的注解没有注意到专书释义这个问题,本文就这一问题从训诂学和儒家思想两个角度出发进行阐述,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释"忽"

"忽"有"偶"义,可翻译为"偶然"、"恰巧",而<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均失收此义.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 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春秋》与"義":"義"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義"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義",正好衔接了"義"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義"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義"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義"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義"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義"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義"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合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義"字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春秋>的巫史性和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