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贺麟对"心即理"的现代阐释

贺麟将中西哲学结合起来,阐释了他的哲学思想。一方面,他用康德的哲学诠释"心即理"的命题;另一方面,他用新黑格尔主义来改造陆王心学,从而创立了他的新心学体系。在此基础上,他又对其新心学体系进行了逻辑展开。     

民国学人论朱熹“心学”

民国时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提出朱熹讲＂性即理＂而为＂理学＂与陆王讲＂心即理＂而为＂心学＂相互对立的观点,对朱子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事实上,民国时期一直有学者持与此不同的观点：既有学者把朱熹的＂心与理一＂诠释为＂心即理＂,又有学者把朱熹的＂性即理＂与＂心即理＂调和起来,还有学者从＂心学＂的角度阐释朱熹的学术思想。这一状况反映出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进步与深入。     

黄宗羲"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浅析

黄宗羲"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命题,与阳明心学关于本体与工夫的讨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该命题有两个理论特色:一是体现了"实学"倾向,二是含有主张个性的思想倾向.     

“善恶只是一物”——阳明心学体系的轴心

"善恶只是一物"是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心学对于善恶的独到认识。在整个心学思想体系中,它居于轴心地位。正是通过这个命题,"心即理"的心学本体论基石和"致良知"的心学终极方法论才得以融会贯通,心学由此得以成为一个理论上颇为圆融的思想体系。然而,该命题并未真正解决"恶"的本质问题,故最终导致心学成为有违实践规律的哲学。     

试析朱熹哲学中“心”“性”“理”的关系

把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虽不无道理,但也不能忽视理学与心学在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朱熹在“性即理”、“心统性情”、“心与理一”等命题中关于心、性、理关系的论述,一方面表现出其理论结构内部的某些矛盾和混乱,另方面又与陆王心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文通过对朱熹哲学中心、性、理关系的分析,指出朱熹在宇宙论中虽然坚持了理本体论,但在心性问题上却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     

“心物之辩”:论王阳明“心”之本体对意义世界的开显

王阳明在对心体的重新诠释基础上,提出"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旨在对宋儒传统中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作总体的概括和解决。但"心"如何"即"是"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得不涉及"心物之辩"的讨论。正是在"心物之辩"中,通过对"心外无物"和"心意知物"的重新诠释,"心即理"这个基本命题真正在义理上获得了充分的论证。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确立和展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王阳明心学的知觉观点

王阳明心学是儒学与佛学交融的杰出代表。阳明心学中“物”的概念很大程度汲取于唯识论“境”的思想,而心学中“心”的含义与佛教中“识”的观念亦有一定渊源。本文结合佛教唯识的思想,以阳明心学中“知觉”观点来探讨“心外无物”、“南镇观花”、“知行合一”等命题,将阳明心学中“物”与“理”统一于知觉观点。在此基础上,对良知学说偏重道德方面的传统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良知本体作用不仅体现在“尊德性”,也体现在“道问学”方面。     

朱子理学正名

朱子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重回经典,在理之观照下,系统阐释朱子各个方面的思想,论述理与其整个思想体系各个层面的关系,可知朱子思想始于理、成于理、归于理,一“理”以贯之。理具有本体性、主宰性、参与性和归宿性等特性,而心不具备这些特性。理作为本体,是主宰者,主宰一切（包括心在内）、参与一切,是一切的唯一归宿。朱子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圆融的、不断循环、从不停息的流转图式,它贯通朱子思想体系。朱子思想是理学,不是心学。为明确厘清理学与心学的界限,朱子关于心的论述应该称为心论。     

张九成与朱熹慎独工夫的路径及分歧

慎独作为儒家重要的修养工夫,宋代理学和心学对其各有阐发。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张九成认为慎独与戒惧相同,都是对天理本心的体认,是一种直取本体的工夫路径。二人慎独思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理学和心学对本体理解不同。朱熹之"性即理",是寂然不动的形而上本体;张九成之"心即理",是贯穿形上形下、已发未发的本体。因而朱熹的工夫论中必须要有心的思维作用,为学与主敬并重;张九成的工夫论中心即本体即工夫,以心识心。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正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黄宗羲“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浅析

黄宗羲“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命题,与阳明心学关于本体与工夫的讨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该命题有两个理论特色：一是体现了“实学”倾向,二是含有主张个性的思想倾向。     

再论王宗传心学易思想——兼与程颐理学易思想比较

王宗传对正统理学易学作出了重大更新,实现了本体内在性转向和工夫论转向.其易学注重阐述心之内容即理,并由此将心提升为“质之天地,谋之鬼神”的超经验的宇宙本体.基于此,王宗传提出自反和不助的工夫论,突显了其心学易特点.本体论和工夫论的内在转向,是王氏解《易》的关键,也是《童溪易传》与《程氏易传》相异的焦点.     

陆、王“心即理”思想比较

<正> 陆九渊和王阳明同属宋明理学中的心学流派,都有"心即理"的思想,也都表现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特点.但是,由于二人所处时代不同,经历各异,观察世界的角度不一,其思想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今拟对陆、王"心即理"思想之异同加以比较.一、陆、王"心即理"思想之同陆、王的"心即理"思想,作为一种世界观,是一种以心灵为宇宙本体的唯心论.它是对主观精神的夸大,是对儒家"天人合一"的心性学说和宋明理学以封建伦理为世界本体思想的发展.在这里,"心",既指思维器官、主体意识活动,义指人的本性和支配人的伦理行     

陆九渊的本体功夫论

南宋著名哲学家陆九渊提倡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特色的“心即理”的宇宙本体论 ,决定了他的“人心本善”、“恶自偏失”的人学本体论和“格物致知”的功夫论 ,并且最终决定了他的以“简易功夫”发明本心的本体功夫论     

重“工夫”轻“本体”——谈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所贯穿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探讨明代灭亡的原因时,许多人认为明亡与心学的空疏有关,更有甚者,直接把明亡的原因归因于心学,这是心学重要继承者黄宗羲所不认可的。黄宗羲在＂工夫＂与＂本体＂孰重孰轻方面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在编著《明儒学案》时充分贯彻了这一观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编著中充分贯彻了重＂工夫＂轻＂本体＂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规范阳明心学的重要法则,也是判断阳明后学是否为心学＂的传＂的重要参考。同时,树立重＂工夫＂轻＂本体＂的心学发展脉络既是对那些心学亡明论鼓倡者的纠正和鞭辟,也浸透了黄宗羲捍卫心学门户的心理历程。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金春峰陆象山哲学思想是心学思想。和王阳明一样，其哲学的基本命师题是“心即理”。朱熹讲“性即理”，不讲“心即理”，故学术界常认为朱陆为理学中两大对立的学派。“朱陆异同”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题目。实际上，朱熹的基本观点是心学，不过心学...     

黄宗羲“工夫即本体”浅析

“工夫即本体”这一命题是黄宗羲本人对哲学与学术思想史的总结;又是对王阳明“心即理”的阐发。它贯穿了黄宗羲对宋元明整个学术思想史的诠释,蕴涵着他的学术思想史诠释观。     

陆九渊哲学中的“道”及“心”、“道”关系

<正> 陆九渊哲学的核心命题是“心即理”,然而“道”在其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无论是心、理关系,还是道、器关系,其中都包含着对“道”作为本体的论述。“道”的本质是心,“道”包含了“心即理”和“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概括了他本体论的全部思想。然而人们在研究陆九渊的思想时,往往忽视对“道”的分析;或者从宋明理学的一般常识出发,把道等同于“理”。这也是对陆九渊本体论思想的性质往往搞不清楚的原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     

论王阳明致良知说之融合和发展的特质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是对"心即理"、"心外无物"和"知行合一"等的逻辑发展和融会;"四句教"是对致良知说所及的本体工夫论的表述;"天泉证道"和"严滩问答"围绕"四句教"而展开,因此致良知说是王阳明对其整个心学理论的融会和概括。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体究践履”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课题.历代哲学家对知行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争论不休.宋代以后,理学家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更是盛况空前.程朱把知看作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精神本体,把行看作人对客观精神本体的体验,提出“先知后行”的命题.“陆九渊将知从主观之外拉回主观之内,认为心即理,知就在人心中.不过,同程朱一样,他也认为知在先,行在后.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的知行观自然不同于程朱,然而也不同于陆九渊.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较之陆九渊更为彻底,不仅认为心即理,而且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认为,陆九渊的知先后行论,将知与行划分为认识的两个阶段,有滑向心外有物、心外有理的危险.他认为,所谓知,就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所谓行,就是去恶正心,回复良知.二者密不可分,即知即行,即行即知.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良知本体,不存在知先行后或先行后知的问题,不可将知与行割裂.为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