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学辨惑

许多年来,由于受“左”的风气的影响,有三股迷雾在荀学界飘荡着：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是“性恶论者”;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是“天人相分”论者;还有人认为,荀子应当归属法家。对于这三股迷雾,很有澄清的必要：荀子既承认“人性有恶”,也承认“人性有善”,与“性恶论”无涉;荀子既有见于天人之分,也有见于天人之合,不是“天人相分”论者。荀子接着孔子讲,强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非但不是法家,而且对“以儒治国”有重大贡献。     

屈原生卒年新考

经过考证发现:屈原应生于苗历公元前355年即(丙)寅年子月二十七日(庚寅日),即楚宣王十四年,公历是公元前355年元月二十七日,卒于公元前278年即(癸)末年午月午日(楚顷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78年七月七日,享年七十七岁.     

屈骚精神亘古常新

先觉者、奋斗者的孤独感、危机感,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的基调与主旋律,也正是"屈骚精神"的魅力之所在.如何认识、评价屈骚精神,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不可少的:一、美政理想;二、特立独行;三、爱国情怀;四、历史影响.总之,把两千年间不绝如缕的屈骚精神、屈骚传统诠释明白,条理出经验和教训,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参照和借鉴,应该是21世纪中国楚辞研究界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屈原生卒年研究述评

以往的屈原生卒年研究，都围绕着《楚辞》中的“摄提”、“老冉冉”、“哀郢”等语词在转圈子，其中虽然获得了不少发现，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总的说来，离屈原生卒年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其中原因，固然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系密切，但也与研究者们重“流”而不重“源”，研究方法上的欠科学等学术倾向不无关联。值得研究者们注意。     

屈骚精神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屈原及作品进行了多层次的评价。在这些评价中,我们发现其间存着许多分歧,每位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褒扬和贬责各有不同。认真寻求他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分析出产生这些问题的缘由,对进一步研究屈原及作品会有极大的帮助。     

2005年的屈原研究与楚辞学研究

在2005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屈原及楚辞研究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发表了有关屈原及楚辞学的论文百余篇,出版了专著十余种,涉及到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楚辞与楚文化及楚辞的编辑及其文体特征研究、屈原作品及屈原的精神价值研究、宋玉研究、楚辞传播研究等,是2005年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方面。     

《庄子》与屈骚意象比较

《庄子》和屈骚都以繁多的意象著称，大量的意象形成意象群。总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一者不避恶俗，一者尊崇高贵；一者以天然为美，通过“道”连结在一起；一者以修饰为“美”，通过情感联系在一起；一者以主观创造者居多，一者多是楚文化的产物。这些区别是由于各自的出身经历、价值体系和创作心态等不同造成的。     

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与修复

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屈骚精神中不合儒学《中庸》的言行受到贬议,从而表现出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而宋代朋党之争造成的处穷群体的存在,又使宋人对屈骚精神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产生认同,从而使屈骚精神得以修复。文化与政治的合力使宋人在对屈骚精神排斥与吸纳的过程中,又对屈骚精神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屈骚精神在宋代适应了儒家文化的要求与宋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表现出宋代的特征。     

屈原学专用名词术语汇释(楚、屈)

一、楚、楚辞、楚辞体、《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屈、屈原、屈子、屈骚、屈赋、屈宋、屈原学     

屈骚艺术特质发微──兼论屈原艺术思维的独创性

任何作品都是艺术思维的外化形式。因此，对屈骚艺术特质的把握，必须从这一角度入手。屈骚的艺术特质──富有表现力的意象群，对巫术形式的自觉运用，对神话内容的大胆改写，象征系统的创立──正是屈原卓绝千古的艺术思维生成外化的结果。对屈原作品的解读，也不能脱离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某些令人深感困惑的理解上的偏差。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八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与会专家围绕屈原与汉寿的关系及屈原故里、屈原与湖湘文化、屈宋作品及其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屈原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屈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是中华民族孕育出来的世界性的伟大诗人。他的艺术创新为民族文化创作的个性化开辟了道路;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为代代相继的文化革新提供了启示;他的心理情感普遍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并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特质。     

屈原三次流放说考辨

从《楚辞》相关作品表现的具体内容来看，屈原的确曾遭到流放。但由于资料缺乏以及有关的重要文献记载的出入，汉代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考察屈原流放的问题，对《楚辞》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历史背景、表现的内容等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屈原法律思想探微

作为政冶家的屈原有自已的法律思想。他认为，法的本源是“道”，“道”是人道而非天道。“道”至善至美而不可改变，故法律要严格而不可变通的遵守与执行。他的法律思想融合了诸子百家的观点而自成一体。     

屈原流放陵阳的考证

在历史地理文献方面,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安徽池州在战国时期是东楚、南楚的结合部,地理位置特殊,亦属《越绝书》所说“屈原隔界,放于南楚”的范围,并且是楚王同姓人的聚居地,保留了多处明代以前的屈原“三闾庙”遗址。     

屈原与苏轼：不朽的江神——析论余光中对屈原与苏轼的形象塑造

余光中以“高洁的烈士”与“不朽的汨罗江神”写屈原;以“神话中的大鹏鸟”与“江神”（长江之神）看苏轼;并从文学不朽的角度,以屈原、苏轼传世的名句,加以点染转化,为二人塑造形象。不管这些诗句原先所指陈者为何,如今余光中都用这些隽言名句,拍合到屈原、苏轼的身上来,这种巧妙的神合,在在显出余氏的匠心。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湘娥即屈原 屈原即少陵

屈原作《湘夫人》抒发约黄昏而不见之哀怨，托二妃神话以寄犹冀一遇之意。杜甫步尘屈原，作《湘夫人祠》抒发湘妃祠破败荒凉之慨，借苍梧遗十艮以寓眷恋不忘之意。时代变迁，湘夫人祠庙貌沧桑冷寂，杜甫落魄楚地，谒祠凭吊屈原和湘夫人。其《湘夫人祠》犹近体中《湘夫人》。屈原与杜甫似乎命中注定要走在一起，两个冤魂，抒同一情怀，悲凉之身，沉同一条江。屈原《湘夫人》与杜甫《湘夫人祠》乃借他人酒杯以浇自己心中块磊，这是因为他们从湘妃苍梧遗恨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正是：湘娥即屈原，屈原即少陵。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曲论杂风 史笔诗情——李元洛《元曲之旅》面面观

李元洛的《元曲之旅》,将元曲通论与文化散文对接,以现实生活与元曲意境互参,语言鲜活泼辣,感情激越深挚,字里行间闪耀着历史辩证法和艺术辩证法的光芒,显示中国诗评的诗性传统并未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