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的提出及定位

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是对特别行政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提升,是对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理论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特别行政区治理出现新问题,亟须提出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制度实践、"一国两制"理论、宪制性法律分别提供了现实基础、理论基石和法律依据。它是以解决港澳实践困境为问题意识、以"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为核心范畴、以"主权—治理"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体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政权组织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对内地实行的一般的、普遍的国家管理体制理论的有机补充。同时通过理论创新来推进治理实践,形成有利于特别行政区治理的实效,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推动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发展。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与台湾问题的解决

９７ 香港回归, 标志着“一国两制”由构想变成现实, 是祖国统一大业的良好开端。虽然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的性质不同, 但核心都是祖国统一问题, 都可按“一国两制”方针加以解决。“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澳门基本法浅议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的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台问题的科学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这一理论的指引下，香港已顺利回归。今年12月20日澳门将回归祖国怀抱，在澳门即将回归之际，认真学习澳门基本法，对进一步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澳门的繁荣与稳定，意义重大。     

“一国两制”与中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发展

〕香港、澳门的回归表明“一国两制”正成为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的法律制度因此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地位进一步稳固。祖国大陆作为中国的主体仍旧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制度，港、澳、台将作为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我国的法律将形成“一国”、“两制”、“三法”的新格局，并出现趋同性和独特性并行发展的新特点。不同的法律体系在一国之内并存，相互协调，相互吸收，必将促使中国的法律制度得到新的发展     

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兼批李登辉的“两国论”

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为祖国统一设置障碍,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伟大创举。“一国两制”是实事求是的产物,“一国两制”的内涵、“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渊源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方针。它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谋求祖国统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其思想渊源却要上溯到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和探索。新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曲折历程清楚地展现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渊源     

行政长官及其权力运作—─香港政制系列研究之一

“九七”以后的香港政制架构中，行政长官居特殊地位，直接关系到“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的贯彻实施。本文主要是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任职资格、产生办法、权力运作等问题的分析入手，阐明“九七”前后从港督到行政长官的转变给未来香港政制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基本法有关规定的正确性。     

莲花初绽护金瓯,鼎竹十载写太平——《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十周年评析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十年以来,在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落实一国两制伟大方针、保障澳门居民的基本权利、维持澳门特区的社会稳定、促进澳门特区的经济繁荣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施不仅为澳门特区未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为将来进一步贯彻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最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内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可供近距离观察的标本和镜鉴。     

论“一国两制”的辩证性实践品格

“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辩证统一体。“一国”是“两制”共存的前提条件,“两制”又在客观上构成“一国”的现实社会基础,二者不可割裂。在以社会主义这“一制”为主体,特别行政区保留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两制长期共存。在尊重中央权威的条件下,确保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二者不可偏废。充分领会“一国两制”辩证性实践品格,才能正确贯彻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     

习近平新时代“一国两制”治港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准确地认识把握并认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在继承邓小平“一国两制”总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治港方略。新时代治港方略秉持了科学的思维方法论,赋予香港“一国两制”新的战略定位,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出了“两个建设好”的总要求。新时代治港新方略更加注重加强党对香港“一国两制”工作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注重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更加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更加注重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践行“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更加注重坚持依法治港,更加注重从政权建设方向思考管治策略,更加注重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更加注重强力节制特区反建制力量和外部干扰,为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指明了方向。     

海外学者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研究述评

自从1984年邓小平正式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以来,“一国两制”理论就一直是海外邓小平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海外学者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一国两制”理论本身的研究及评价;其二,海外学者更关注“一国两制”理论在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香港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实践

１９９８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捍卫了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维护了香港作为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     

试论“一国两制”的理论创新之所在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而提出来的一个创造性构想。"一国两制"丰富了以往国家学说的内容,是对国家学说的新发展;"一国两制"拓展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以"中国观念"来搭接以统一为目标的两岸关系,以此把"一国两制"落到实处,进一步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涵。     

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

全面抗战的爆发造成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携手走进抗战阵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个截然不同的抗日政权同时并存,形成了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格局。两种政权既统一又独立,虽然其合作目的和革命目标并非一致,但都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和关键的作用。     

“一国两制”构想与台湾问题的再认识

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而且是国际冷战的遗留问题,其性质具有复杂的双重性。忽视台湾问题的双重性,必然造成制定对台政策上的某种偏差,不利于在反＂台独＂斗争中争取主动权。＂一国两制＂构想运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成效,取决于人们对台湾问题性质的正确认定,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而这些对策必须建立在对决定台湾问题性质的诸种要素的正确估价之上。     

“一国两制“与中国完全统一之思考

"一国两制"构想为我国在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为今后解决台湾问题、尽快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指明了方向."一国两制"不仅是祖国和平统一的行动纲领,而且又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和平统一的具体方案.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经济、科技、文化等诸方面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增强,形成了"九二"共识,两岸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和呼声更加迫切.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深深地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植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就是中国必须统一.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主权而对特别行政区居民和事务,直接或间接行使的管辖、统治、治理的权力。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宪法》和两部《基本法》之规范,归纳和总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上的权力关系。全面管治权综合了“管辖权”之法律属性与“治权”之政治意涵,兼具法理基础、规范依据与宪制需要。一国两制语境下,中央依主权,将部分管治权之权力行使权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本源。     

"三个代表"与国家统一及"一国两制"

“三个代表”思想与国家统一及“一国两制”有着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思想把握了共产党立党执政的规律、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正确处理治党与兴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 ,为实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国策提供了前提保障、理论基础和战略依据。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国两制"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一国两制"这一科学论断,不仅为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实践奠定了政策基础,提供了最佳模式,而且在多个方面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     

中英“香港问题”和香港回归的起步

香港被英国掠走之后,中国人就开始了让香港回归祖国的种种努力,但均以失败告终。建国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当收复香港的条件渐趋成熟的时候,邓小平“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维首先付诸于收复香港之实践。在与英方交涉的过程中,邓小平、中国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对于香港的主权意识,终于促成了香港回归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