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性官僚制与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取向

官僚工具理性与官僚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现代官僚制是近代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当今世界公共行政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官僚制的困境,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应用到中国应当慎重。现实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我国公共行政发展可以借鉴西方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某些合理内容。     

超越官僚制:新公共治理的原则与架构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代表的古典公共行政理论遭遇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批评,古典行政思想面临巨大的危机,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酝酿并试图成为新的公共行政思想的主体.这些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包括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体制公共治理理论、盖伊·彼德斯的未来政府的四种模式、简·莱恩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登哈特夫妇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等.因其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摒弃或者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倾向,都可以称之为后官僚制理论,或者后官僚制时代的治理理论.后官僚制时代的公共治理体现了服务、竞争与契约主义原则和多中心制的架构.     

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中国行政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抉择

随着中国在WTO圈子内时间越长，中国行政改革更加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中国当前行政生态还处在呼唤理性官僚时代，另一方面，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新一轮公共改革示范效应冲击。在此背景下，理性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在中国这个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展开了一场博弈，博弈的结果是理性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比、相克不容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互补融和、相生并存的关系。这样，在中国这个具体语境里，行政改革的抉择就是：重塑官僚制为主；借鉴新公共管理为辅。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救治理路

论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着重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分析了我国学者张康之教授“超越官僚制”的理论构想,并据此对官僚制的救治之路进行了初步探讨。     

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摒弃还是扬弃——基于制度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先后开展的以“企业家政府”为理论模型,以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和私营部门的管理为研究方法,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目的的一项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对政府流程再造的初期的确起了明显的效果,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仍然无法改变官僚制的人、事制度,新公共管理所提出的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只是对官僚制的修正与补充,是对官僚制的扬弃而不是摒弃。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比较研究——兼论其在我国的适用性价值

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整体性治理进行了比较分析,寻找公共管理领域的一般性原则与价值。结合我国的发展现状,传统公共行政的理性官僚制、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导向核心、整体性治理的协同与整合理念都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     

中国未来行政发展模式的选择一新公共管理还是现代官僚制

作为对传统行政特别是现代官僚制的批判,新公共管理已成为西方国家行政发展的主要模式。新公共管理的产生有其特殊原因,虽然我国可以吸取和借鉴其成功经验,但由于中西方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与差距,决定了我们只能立足现实,以继续完善现代官僚制为首要任务,探索适合我国未来行政发展的新模式。     

中国公共组织的目标改革

在分析理性官僚制的内涵、外延、发展和完善过程以及针对官僚制所提出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二者特质的比较和关系的重新审视,得出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不是替代性的关系,而是一种调适性的完善的结论。     

完善和超越官僚制:我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

官僚制,是现代管理的组织理论和模式架构,对工业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自身的缺陷及其与现代社会环境的不适应也日渐暴露,官僚制的组织模式正面临着危机。从中国来看,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即工业化与信息化并存,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并存,城市与乡村并存。因此,为了构建现代化的行政组织体制,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化,中国应在工业化社会更加完善官僚制,使行政组织的理性和效率发挥到最大化,同时又在信息化社会趋近中超越官僚制,以渐进的方式顺利实现行政组织体制的转型或替代。     

官僚制:危机与超越

官僚制是以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意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官僚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专业化危机、服从危机、民主危机、信息危机,使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与质疑。对官僚制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解析,以澄清人们对官僚制的看法,目的不在于全盘否定官僚制,而在于正视官僚制并从复合型官僚、道德猜想、顾客驱使及规制重塑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重整,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取向作出一些前瞻性的设想。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公共管理在批判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掀起了各国政府改革的浪潮,但新公共管理本身还存在很多缺陷。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批判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出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已经渗透到我国政府各项改革之中,而出于对新公共管理拓展的新公共服务,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弊端解析——以韦伯现代官僚制为比较对象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理性精神和法制原则，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明显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中国政府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实际，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传统官僚制的现代遗存与中国政府的现实应对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和法制精神,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显著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分,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人性预设转变与公共行政理论变革

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对公共行政领域渗透的产物.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性恶论假设是新公共管理形成的理论基础.性恶论假设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强调公私利益的冲突,而经济人假设下的新公共管理强调公私利益的和谐,主张以激励兼容而非规制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这为政府摒弃官僚制、建立市场驱动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维视角下公共行政价值及其辩证解析

公共行政从官僚制纯理性的效率观,到针对官僚制的弊端推行非政治化和企业化的新公共管理,对效率的追求是作为"公共部门之至高的善"。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背景和当前西方国家推行"善治"型政府理论下,效率不再是公共行政的唯一价值,应"强调在效率、理性的公共服务提供     

公共管理范式嬗变的启示与反思——基于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视角

公共管理范式已发生了三次转换,我国公共管理范式的重构必须考虑范式的融合与综合运用,在规范官僚制行政的同时,积极发展服务行政。     

摒弃抑或超越：官僚制在中国的境遇

目前,中国的行政改革,在官僚制发展不足以及仍处在工业化时期的现实背景下,应该重塑官僚制,在学习和借鉴官僚制的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     

论官僚制组织的等级控制及其终结

官僚制组织是在工业社会取得了无比成功的组织形式,但是,它却是一个等级化的组织,在行为特征上是以控制为导向的.官僚制组织的等级化是与近代以来平等、自由的政治文化相悖的,却又是组织管理所必需的.官僚制组织的控制导向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条件下是有效的,却又包含着自反的运动方向.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官僚制组织的等级化将被扬弃,它的控制导向也因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变得不可能.后官僚制时代将是合作制组织发挥作用的时代,合作制组织将取代官僚制组织而成为主导性的社会组织形式.     

公共组织扁平化发展的实践探究——基于“省管县”管理模式改革的个案分析

任何一个组织必须适应其环境才能生存。作为传统公共组织典型代表的官僚制模式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巨大发展的时代变迁下陷入困境,而“新瓶装旧酒”式的改良显然无法改变其保守的本质。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信息化进程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公共组织中间管理层次的减少、管理幅度的增宽提供了技术条件和保障,公共组织出’现扁平化趋势。而我国“省管县”改革无疑是公共组织扁平化的有益尝试,基于信息化的网络治理的出现更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网络扁平化公共组织将会成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一公共组织终极目标的理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