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取材

编纂历史著作,不同于文学作品,以抒情见意,辞必己出;也不同于哲理著作,以空言论道,设寓说理。一部传世的历史名著,应当做到言有所据,事有所托,字字句句,均有来历。所以研究《史记》取材,不仅是揭示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而且也是评价《史记》科学性的重要依据,因此是《史记》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会通前人研究成果,参以己意,比集司马迁所论载的资料,作一概略的归纳,供研读《史记》者以简明的参考,不无意义。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综论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综合历代《史记》研究成果,汇集日本及中国学者对《史记》的一百多种注释,对版本、史实、人物、文字、词语等进行了全面考证,对前人未解释或者解释不详的部分加以重新阐释,《史记会注考证》成为《史记》研究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前人对其研究多注意所收张守节《史记正义》佚文的真伪问题,而对其校勘考证之功研究不够,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张炎词艺术二题

张炎是宋季词坛一位重要词人和词论家，有《山中白云词》与《词源》行于世。张炎论词以“雅正”为本，《词源》的《杂论》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赋情》又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就是说：词写风月、性情，因而较诗要婉媚得多，但词所抒之情并非“为风月所使”、“为情所役”而与郑、卫之音为邻的浮艳之情。其“志之所之”，意趣高远，“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既遵温…     

古代诗论家“含蓄”说述评

含蓄,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含蓄”这个词虽然出现较晚,但这个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很早就被人们注意了。战国时代的《周易·系辞上》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三国时的荀粲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之象以尽言,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何劭《葛粲传》)粲荀的话,说明精深的道理是不能用物象完全表达出来的。他认为意内、象内可尽言,意外、象外“蕴而不出”,不可尽言。这“意外”、“象外”就是后人所说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蕴而不出”就是后人所说的“含蓄”。可见,“言不尽意”说,实在就是“含蓄”说之本源。众所周知,语言尽管     

从《高祖本纪》裴注看《史记集解》的特点与价值

裴骃《史记集解》是最早的《史记》注释之一,其特点和学术价值主要是:保存了早期不同版本中珍贵的《史记》异文和评注资料;展示了早期《史记》注解的特点,包括徐广所开创的以《史记》注《史记》的研究方法;裴氏以深邃的识见、精当可靠的征引,"增演徐氏"。     

论董以宁及其《蓉渡词》——兼谈艳体词风在清初的流变

董以宁是清代文学史程上一位名气不大但人生形态、文学形态均颇特殊的人物。在其各体裁的文学创作中 ,结为《蓉渡》一集的词创作最为擅场 ,其中大量的“艳体词”作品又尤为学界所争议。然详究其实 ,董氏除在“艳词”创作多发越处、为前贤所不及之外 ,其以《满江红·乙巳述哀》十二首为代表的“悼母词”更为词史补填了空白 ,系“不可无一 ,不能有二”之佳篇什 ,而董氏之词史地位亦可由此二者结合而认知。     

《史记》成语管窥

本文根据成语理论,对与《史记》有关的成语加以论述。首先,将关于《史记》的成语分为两大类:(一)见于史记的成语。形成于《史记》之前,为作者所沿袭使用的;由《史记》作者创构,被后人继承的。(二)后人依据《史记》内容概括提炼的成语。而后,对这些成语进行分析。先叙其所具有的特点,然后讨论与《史记》有关的成语在后世的流传及演变。     

论常州词派生成之文化动因

常州词派崛起于清中叶的乾隆、嘉庆之交,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平心而论,该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并非士林领袖,文坛宗主,不过是一介穷儒,终生衣食不给,何以有开宗立派的号召力?其于嘉庆二年编成的《词选》一书,不过是课徒授词的普及读本,何以竟迅速不胜而走,流行于大江南北?其论词之文《词选序》一篇,立论虽高,但偏执固陋之处十分明显,何以能弁冕词坛,“意内言外”之说居然被后人尊为“词教”?这一切,绝非仅依张惠言一人之力所能致,也不可归于纯出偶然.     

《史记》中的骚影

鲁迅先生把《史记》比作“无韵之《离骚》”。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史记》中不仅有《骚》之情,《骚》之旨,而且《史记》与《离骚》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也基本相似。一句话,《史记》中明显地存在着《骚》影。 司马迁富于诗人气质,感情特别丰富。刘熙载说他是“学《离骚》得其情者。”(《艺概》卷一)。可见《史记》与《离骚》在情韵上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诗与史之间,本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离骚》中有着饱含激情的史:“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而《史记》中则处处流露出带有《骚》情的诗:《屈     

《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释

(一)“究天人之际”一语的义训 《史记·太史公自叙》自述其著书旨趣是绍法《春秋》,拨乱反正。其方法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其行事”。《汉书·司马迁传》载其《报任安书》,述其作《史记》也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史记,论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凡百三十篇”,意与《太史公自叙》所说相同。但此《报任安书》下文又说:     

艺术歌词:心中飞出的歌

歌词是文学作品中一种重要的体裁。它借助于具有节奏和音乐美的语言 ,构成具有诗美的意象 ,表现歌词创作主体强烈而凝炼的情致。歌词的语言节奏和声律音韵 ,只有当它们通过艺术意象或意境 ,完美地表现了创作者内存的感情波动起伏 ,这样 ,也才能产生打动他人心弦的魅力。歌词 ,我们把它分为一般歌词和艺术歌词两大类 :一般歌词是直抒胸意 ,词面和词内具有吻合性 ,词和意具有一致性 ;艺术歌词是婉转抒情 ,词面和词内具有离异性 ,词面仅仅是符号 ,意却隐含在其深层 ,它给人以探不尽的兴趣。下面我们主要以李晓红编的《声乐教程》中的艺术歌词为…     

论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先人有言：咱周公车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手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有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只引篇名）显然。司马迁在此向我们昭示了他著《史记》的文化背景及其方法，即司马迁将自己伟大的史学创作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以继承周公和孔子的事业为己任，以“正《易传》”和“继《春秋》”为其方法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理论纲领。需要指出的是…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释《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倚市门”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了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贫穷之人要想富裕起来的一条经验,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这条经验,尽管只有寥寥数语,但是影响很大,在后世的论著中常有引证。不过,对其中的“倚市门”一词的解释却大不一样,相去甚远。一种释意是指经营商业。《中文大辞典·人部》“倚市门”条的释文云：“谓商人之业也。”并引用了《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这段文字,以及《史记会注考证》、《书言故事·商贾类》中的有关文字作为依据。现今有关论著亦有类似译释。…     

《辞源》《辞海》偶识举隅

在读书治学时翻阅《辞源》、《辞海》,与古人的训话专著相比较,偶有所识,便写成卡片,记其得失。现择取数例,就教于相关专家与读者:1.“狐疑”、“狼狈”之误释《辞海》:.狐疑:谓遇事犹豫不决。《离骚》‘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汉书·文帝纪》:‘方大臣诛诸吕迎联,联孤疑’颜师古注:‘狐之为兽,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听且渡,故言疑者,而称狐疑”’①<辞源补“狐疑:俗传孤性多疑,因以指多疑无决断。《楚辞》屈原《离骚》:‘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史记·文帝纪》:‘元年诏:方大臣之诛诸吕迎联,联狐疑,皆止联。’参阅北…     

论《史记》十表之结构与功用

<正> 《史记》十表,最具笔法义例,是司马迁作史精意之所存,值得深入研究。明清两代学者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并产生了汪越的《读史记十表》这样的专书。汪著有徐克范补,疏理十表精义,发微显隐,十分详尽。许多《史记》论著,都立有专章论述。本文会综前人论述,沙汰歧义,择善而从,断以己意,对十表之结构与功用作一概略论述,以供讨论。     

《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

<正> “变通”思想,是《史记》里极为明显而且重要的思想,历来为学者所瞩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很明确地提出,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的认识大都停留在表层上,缺乏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内含丰富,特色鲜明,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

《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的《报任安书》,都述其著《史记》是“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于此无注。小颜注《汉书》,也空而不解。后世学者,中心习于史书记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语,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语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裴氏《史记集解》等三家,疏忽此“一家言”之真义,所以只看太史公“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     

《史记全本新注》评介

司马迁的《史记》是举世闻名的文化珍宝。它记载了自黄帝起至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内容宏富,气魄雄伟,所记历史事件和人物栩栩如生,语言峭拔隽永,不仅是杰出的史学名著,而且是杰出的文学名著,自成书以来垂两千年,一直拥有广大读者。由于古代语言与后代语言的巨大差异,加上书中有大量难懂的古代制度、典故、地名、人名等,所以历代学者一向重视为《史记》作注,以使人读懂。最著名的有南朝刘宋时裴骃撰《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撰《史记索引》和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合称为“史记三家注”;近代则有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汇集“三家注”及宋代以     

“翰海”是湖不是山

《史记》中的“翰海”(后来通作“瀚海”)一词,过去一直认为是指漠北某湖泊,当今学者岑仲勉教授考证“翰海”即今蒙古之杭爱山后,从者相继,并且,1979年新编《辞海》承认了岑仲勉的观点。对这个解释,我不敢苟同,特提出商榷。“翰海”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骠骑将军去病率师……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