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是诡辩吗?

<正> 在不少哲学教科书里,一方面赞扬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名言,另一方面又把克拉底鲁说的“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贬为诡辩。对这一流行的说法我有不同的认识。我认为,“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不仅不是诡辩,而且是更深刻、更细致地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运动,运动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和根本属性。它标志     

“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是诡辩吗?

在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上,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是辩证法最富于代表性的命题;而他的学生克拉底鲁的“人连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是诡辩论.我认为:赫拉克利特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和克拉底鲁作为最早的诡辩派代表都毋庸置疑.但就这两个“踏进河流”而论,都不能成为辩证法与诡辩论的代表命题。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是辩证法的命题吗?

<正>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著名命题,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来的。哲学界许多同志都认为,这是一个辩证法的命题。理由之一是,不但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而且列宁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理由之二是,这一命题和形而上学静止不动的观点划清了界限。我不同意上述看法,和盘托出,就教于同行。     

辩证法、诡辩论与形而上学

对于一条向前奔腾的河流,人们究竟能不能过?怎么过?对于这样一个生动有趣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们展开了有益的争论.有的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有的哲学家说:“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有的哲学家认为:“人可以多次踏入同一条河”.“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这是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家赫拉克里特的著名论     

文学社团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冲积效应

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经常关注的都是现代历史河流中潮头上的现象,很少关注处在潮头及其所激起的浪花之下的深层次的积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文学社团,如南国社、湖畔诗社和浅草——沉钟社等,就是这种不健全的文学史研究的牺牲者,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社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造成的历史冲积效应的分析研究,还原他们真实的历史功绩和地位,努力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认知方法。     

创造性的人生与审美

创造性的人生与审美朱寿兴人类社会的历史，有如一条奇趣无限的长河，在绵绵不绝的继承与创新之中无穷无尽地流淌着。尽管自然界的任何一条河流，在任何一段时间内，都有其情态上的一定的恒定性，但是，“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尽管你两次所面对的河水在流量上在态...     

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

<正> 新时期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催动下,文学研究者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以新的观念为参照,对许多作家作品和各类文学现象进行反思,力求给予更确当的界定与估价。近来,人们把延安时期的王实味问题提出来,对其留下的不多的文字及其政治命运重新审视,是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的。谈到王实味,有人说他“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艺术家”,这是有道理的。这位来到延安的仅有几年工龄的年轻人,留给现代文学史上的大概也就是那两篇为大家知道的杂文——《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这两篇文章总共不过7000字,内容可以一目了然,并无多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改变自己形式的探讨

<正> 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且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马恩选集》第4卷第224页)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已经从“自发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演变史中得到了证实。     

电视文学对文学的观念再构

文学史是一部文学王国的疆域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每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都构成对原有文学观念的挑战态势,使得原有观念在某一方面产生再构,即原有观念已不能完全说明新的现象,加入新的观念后则整个文学观念的构造也就有了相应调整。正如克罗齐所说:“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都破坏     

论文学史的史学品格

文学史的内容分为文学史实与文学评论两部分,前者具有史学性质,后者具有诗学性质,史实部分是不能随意“重写”的。文学史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求真是其根本性质。求真的前提是准确把握文献,进行细密的考证工作。文学史要以文学史料为基础,没有充分可靠能说明问题的史料,就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文学史。好的文学史一定要具有史学品格。     

跨越自我的实践哲学和人生哲学——读李小三《跨越自己》

历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时间河流,今天由昨天发展而来,未来是今天的延续。当我们从２０世纪进入到２１世纪时,发现两个世纪只是两个不同的时间概念而无实质上的变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仅仅是其中的匆匆过客。因此,“跨越千年也好,跨越世纪也罢,至关重要的是努力跨越自己”,这就是李小三同志写作《跨越自己》的背景。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不管我们是否思人生、是否谈人生;每一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生活中,不管我们是否想到社会、谈到社会。所以,每个人、每个事物,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宇宙的一部分。当一…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两条根本原则和两个基本点

<正>我国将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不发展市场经济,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可能;发展市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便会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由社会主义道路滑向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条根本原则”和“两个基本点”。两条根本原则是:“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下引此书只注页数）如何正确把握这两条根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关键在于坚持两个基本点:“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寻找新的突破口——“文学史观念和方法”研讨会述要

浙江大学中文系于今年年初,牵头召开了由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文学史观念和方法”研讨会,会上,就如何更新文学史观念和采用新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到会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传统的文学史观念和方法,以及以这种观念和方法撰写的文学史著作,已不能充分解释许多文学史现象,也难以满足我们对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认识了。要真正把握文学史的规律,就必须解决文学史的研究目的、文学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辩证关系、历时态与共时态的有机组合、作家的创作心态与文本境界的系统关系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文学史当中都体现出一定的内在规律,需要我们从新观念、新方法上来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接着,会议就文学史观念和方法的更新问题各抒己见。 盛子潮(浙江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试图对一些已被公认的文学史结论,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但其观念和方法,基本上还是“历史——美学”的批评观。能否从文学形态研究出发重写文学史。这样可以打通文学史的外部研究和内     

世界时代与世界哲学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则是他那个时代的早产儿;因此,我们为可能在过去的时代里找到现成的真正哲学旧日的哲学,照它原来的样子,不能成为我们今日的哲学,哲学思维在每一个时代都是重新起始的,并且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按新的时代条件历史地实现自身。纵观哲学史,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曾采取过合乎时代要求的新的精神形式和思维方式：古希腊是“存在”;中世纪是“神”17世纪是“自然”;18世纪是“理性”;19世纪是”社会”;20世纪是“人”。21世纪将是世界世纪,世界化是新世纪的基本特征所谓”世界化”,是指经济全球化;二是指人…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新探

人们一般都认为,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命题,代表了其朴素而又深刻的辩证思想的精髓。因而有各类有关书籍中,这一判断总是被当作辩证法的绝妙说明来引用。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 如果说这一命题就能代表这位爱菲斯哲人辩证思想的深度,那么,这显然低估了赫拉克利特哲学的价值。实际上,这一命题所指称的只是辩证的现象,而没有触及到辩证的本质。因为     

论文学图志的图像意识

当历史步入21世纪的今天，文学史写作已经表现出新世纪的自觉，这种自觉源于对文学本质的创造性理解和文学史表达方式的创造性把握，并把这种理解和把握贯串全部的写作过程，赋予它一种新的整体性的生命。文学史写作，关键在于把握住文学的“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丰富复杂、新鲜活泼的“魂”。惟其如此，才能使文学史写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不仅给人们提供知识，而且给人们提供智慧和趣味，提供新的文化精神的启示。     

屈骚传统与中国现代新诗的自由形态——中国新诗的原型分析之一

这条江,虽然半涸了,还叫汩罗,这里的人,也许还与当初一样 ——朱湘:《十四行意体(二一)》 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深层审美形态作一认真的审视,我们就不能不再一次感受到原型批评在诗歌研究中所产生的那种鞭辟入里的效果。正如较早把这一批评模式运用于中西诗歌比较的叶维廉先生所说:“当我们回顾不同文化系统中文学史的发展时,我们常常发现,存在事物与观、感所得的心象之间,心象与表达之间,表达与接受(即读者的观、感、心象)之间存在着许多差距……每一种历史文化语言提供了根源性不同的观、感和表达的特色,这一个互相的认可,正应该作为重新考虑批评理论的解构和再构的主要途径。”不过,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每一种历史文化语言提供的不同的观、感和表达特色”也存在着不同的形态、类型,所谓“原型”、“模子”实际上就是由诸种历史形态所构成的民族思维系统。     

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

口述史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了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打通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方式。     

试论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与战争

本文从两河流域宗教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两河流域战争中教权与王权关系——并合与冲突两个方面论述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与战争 ,并以此说明两河流域的宗教在一次次战争的胜败中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形态而得到发展 ,并在维护新生的政权中起到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