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景之治”——“让步政策论”的再批判

西汉前期,汉文帝、汉景帝前后近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相对繁荣的时期,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这是农民革命的功绩,也是法家路线的胜利。林彪一伙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让步政策论”,把“文景之治”说成是“让步政策”的样板,儒家“仁政的典型”。他们说,汉初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作了让步,“轻徭薄赋”、“除秦苛法”,造成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们抹煞农民革命的历史功绩,否定     

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批判“让步政策论”

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让步政策论”的影响,关于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一直未能在历史教学中得到正确的阐明。按照“让步政策论”的框框,人们只能从统治阶级的政策里,去发现农民起义的作用,离开统治阶级的政策,便无从寻找农民起义的作用了。“让步政策论”,一面根本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一面无限夸大统治阶级政策的     

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封建統治阶級的“讓步政策”

自《光明日报》发表孙达人同志《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后,在史学界曾引起热烈讨论。最近,又陆续看到覃延欢、钱宗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两面手法》和蜀群同志的《“让步政策”的阶级实质》两篇文章,对孙达人同志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虽然,蜀群同志好象和孙达人不同,他承认有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作为革命副产品而存在的事实,但是对”让步政策”持简单否定的态度,精神实貭和孙达人是一致的。固然,孙达人等同志针对近年来史学界出现的不良倾向,如对某些美化和歌颂封建统治阶级“让步政策”的著作提出批评,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似乎又产生另一偏向:不是根本否认有“让步政策”这个东西,就是把“让步政策”作了简单的否定。我认为这样亦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下面准备就覃延欢、钱宗范和蜀群同志的文章中的某些论点,提出个人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     

唐初的“让步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唐初的“让步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是我在这篇文章里,要阐述的核心问题。 众所周知,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实行了一系列“让步政策”。这些“让步政策”主要有: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减轻税役,灾荒之年加以赈济;释放宫女,解放奴婢;任用廉吏,注意考核优劣;修订刑律,减轻刑罚;抑制豪强;去奢省费,使民衣食有余等等。 为什么说唐初的“让步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呢?因为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唐王朝,是在隋朝灭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初封建统治者实施“让步政策”,是和隋朝的灭亡和隋末农民革命战争密不可分的。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卷1)的封建强     

从秦末农民战争看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

翻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会看到这样的历史事实,即在每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有些新王朝的统治者,迫于当时的形势和压力,在不损害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农民作些让步,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怎么认识和理解这一政策?仅从秦末农民战争对汉初“休养生息”的关系,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论古代的抑商政策和现代的轻商思想

<正> 一、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和轻商思想 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对商业一直采取抑制政策。抑商是为了重农,抑商与重农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历史上往往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称之为“重农轻商”或“崇本抑末”。这里的本,指的是农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末,开始指的是手工业中的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后来又扩大到所有的民间工商业。当然,封建统治阶级的重农,並不是重视农业,也不是重视农民,而是重视依靠剥削农民所得的地租和赋税。     

必须全面地理解“让步政策”

对中国封建社会里,有没有所谓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问题的探讨,十多年来,形成森严的禁区,如果谁对“让步政策”稍表承认,诸如“否定阶级斗争”、“为封建统治叫好”、“曲解农民起义”、“颂扬帝王将相”等等帽子遮天盖地而来。于是对“让步政策”这一问题的争鸣也就消声匿迹了。其实,“让步政策”是客观历史事实,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它,怎样运用阶级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说明它的现象和实质,并对它作出正确估价的问题。下面以西汉初年与唐初的社会情况为例,就有关的几个方面,谈谈对“让步政策的看法。     

从我国历史上的“三治”看社会安定与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关系

我国西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明初的“洪武之治”普遍出现封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景象,被历史家称道为“盛世”.这种“盛世”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接受了前朝复灭的教训,从而对农民采取了某些让步措施,创造了安定的社会局面;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本文仅就社会安定与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关系问题,谈一些肤浅的看法.     

儒家民本主义与中国古代农民问题

儒家民本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因而它要求封建统治者施行“仁政” ,轻徭薄赋 ,与民休息 ,发展生产。历史证明 :当封建统治者抛弃儒家民本主义时 ,农民就被迫反抗 ;当封建统治者推行儒家民本主义时 ,农民生活就相对安定。但儒家民本主义主张“君为臣纲” ,故它不是民主主义 ,而只是封建统治者为达到长治久安的一种策略思想。历代开国君主推行民本主义 ,是在接受农民起义教训后对旧王朝政策的调整 ,从而大大延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寿命 ,阻碍了农民思想的觉醒。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才能使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     

应该为“让步政策”恢复名誉

“让步政策论”的命运可谓悲矣！ “四人帮”横行时,它被扣上了“诬蔑农民革命,美化帝王将相”的大帽子,成为“必须批倒批臭”的反动观点;“四人帮”垮台后,有些同志又说:“四人帮”鼓吹的“开辟道路”论是“让步政策”论的翻版,所以还时常把它揪出来“再批判”。“让步政策”论真是这么反动,这样善变,必须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我始终认为不见得。现在,科学的春天已经来到,是到了正确评论“让步政策”论的时候了。     

应当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改良、让步和改良、让步政策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人类社会的过程中,历来重视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以及对抗阶级双方的斗争策略问题,对于社会革命、社会进化、改良或让步,对于不同阶级在不同时期所执行的革命政策、改良或让步政策,以及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两面政策,都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为我们进一步具体研究中外历史上的这类问题指明了方向。在我国史学界,关于“让步政策”曾经有过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从许多方面探讨了上述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果。应该承认,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在涉及“让步政策”的许多著述中,的确存在一些缺点或错误。例如,强调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要通过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体现出来,忽视了农民战争在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为历史发展直接开辟道路的作用;将生产的发展直接归因于“让步致策”和阶级矛盾的缓和,不注意阐明“让步政策”     

略论“贞观之治”

唐初的“贞观之治”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是“繁荣盛世”.正确评价“贞观之治”的历史成就,对于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操、提高民族自信心、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古为今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如何评价“贞观之治”的政策和成就、把“贞观之治”的政策概括为“让步政策”是否妥当等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     

对毛泽东的农民休养生息思想的认识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为指导,成功地进行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使农民休养生息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得到实现。本文从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休养生息思想出发,归纳总结毛泽东农民休养生息思想的内容,探究其产生的渊源,分析其经验教训,为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理性探索。     

略论唐太宗的用人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封建盛世,许多旧史家一致认为“振古以来,未之有也。”唐太宗在军事上,对内削平群雄,统一了中国。对外打击异族的侵略,平定了突厥、吐谷(读余)浑、高昌、龟(读丘)兹、于阗等国,扩大了疆土;政治上,励精求治,任贤纳谏,施仁政,废酷刑,建立制度,实行“羁縻”政策,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加强了封建统治;经济上,对农民让步,发展生产,以致“斗米三钱”、“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人民过上较安乐的生活;文化上开馆办学,编书修史,为唐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朝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强国,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唐太宗善于用人。贞观之世,     

清代治苗政策管窥(下)——评《湖南苗疆善后六条》和《治苗论》及其社会实践

<正>《治苗论》是傅鼐的代表作,也是清末制定治苗政策的反动理论依据.其社会实践,主要是以傅鼐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对苗族人民的血腥屠杀和反动统治.傅鼐是和琳治苗主张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是浙江山阴县汉人,在湖南苗疆先后任过同知、兵备道员以及“总理苗疆边务”大臣等职.他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立场上,总结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征剿苗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把封建主义种族歧视     

就汉初政策论“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某些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封建王朝采取一些与前朝不同的减轻剥削、缓和矛盾的政治经济措施,有的人称之为“让步政策”;有的人则叫做“反攻倒算”。这个在史学研究中既关系到对农民起义历史作用的评价,又涉及到对封建统治者的政策和历史人物的估量的重大问题,史学界断断续续地争论了十几年,至今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下面就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肤浅理解谈几点看法。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抚”政策

清政府对义和团所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待人民起义的政策一样,即以“剿”为主,“剿抚”兼施。但由于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也不能不变得更加阴险、毒辣和狡滑。在表现形式上也就呈现出一定的特点,那就是:“剿”——“抚”——“剿”,而     

实事求是评价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

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问题,自有农民战争以来,就有较大的争论。封建统治者从维护其统治秩序出发,污蔑其为“盗”为“贼”为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这自不待言。但就在封建统治阶级中,看法也不尽一致。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陈涉写“世家”,把农民领袖与王侯并列,则与又惧又恨的大多数封建统治者的     

法家进步论与“让步政策论”的根本对立

当广大工农兵群众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适当肯定历史上的法家和法家路线的进步作用时,有人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过去批判“让步政策论”和今天肯定法家,是不是有矛盾?法家进步论与“让步政策论”,是不是一回事?换言之,在某些人看来,二者是一回事;因此,在他们看来,过去批判“让步政策论”和今天肯定法家,是互相矛盾的。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质问,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清是非,作出回答。因为,“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     

论“耕地农有”政策的形成

“耕地农有”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土地革命路线的核心。弄清这一政策的形成过程,对于我们研究土地革命的历史很有裨益。笔者认为,“耕地农有”的政策有一个逐步摸索、形成的过程,它形成于1931年春,最后完成于1933年5月。一进行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民获得解放。在打碎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之后,采用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形式?这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