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中的吏役形象

吏胥差役介于官僚与平民百姓之间 ,虽没有品级 ,却能够代表各级政府执行管理的职能 ,与百姓直接打交道 ,构成了封建官僚体系的基础 ,支撑着封建官僚机器的运行 ,体现着吏治的好坏。在封建社会历史中 ,官清吏洁只是不可实现的梦想     

试论元代杂剧吏人故事的批判意识

元杂剧经常写到的吏人的名目有六种:六案都孔目、都孔目、孔目、司吏、令史、外郎.这六种名目其实是六案都孔目和令史两个职位的不同称呼.元杂剧中,涉及六案都孔目和令史故事的作品今存十三种.这些涉及吏人生活的元杂剧故事,反映了元朝政府施行由吏入官的铨选制度,日常行政管理工作过于倚重吏人,以及由此造成的官员无能、吏员主政、吏权太重、吏弊多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元杂剧吏人故事的这一特点,显示了元杂剧作家强烈的批判意识,具有很强的认识功能和审美价值.     

中印古代贱民制之比较

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幸存与延续下来的两大文明古国.中国与印度古代贱民制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古代社会超经济强制和自然经济的产物,其特征是职业等级化、职业世袭化、等级内婚制,所不同的是印度古代贱民制发展的复杂程度和存在的时间,远远超越了中国古代的贱民制.在维系贱民制度存在的方式上.中国古代偏重于政治上的强制,而印度古代侧重于宗教思想的束缚.中国与印度古代贱民制的存在与发展、延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宋代吏人的文化水平与政府运转

北宋末期全国约有90余万吏人,若以十分之五的识字率统计则有40余万。这是宋代数量最大的识字群体,代表着宋代官方治理的实际水平。中央政府的吏人必须通过严格的文化考试,对在职吏人也毫不放松文化水平的检测。重要岗位吏人的专业水平,不仅有利于执行国家政策,还能上升为政治制度。部分胥吏甚至达到科举及第的水平,跻身于官员队伍。宋室南渡之初,没有成文的典章制度可以遵循,基本依靠老吏记忆旧事,才能延续赵宋体制。地方政府吏人的主要工作也是负责文案,不少地方官员还要向他们学习实用的官场规则和公文知识。在州县与民众之间全靠乡村吏人,联系方式主要是文牍往还。常规性的家庭财产登记都是由书手、承帖人等基层人员完成,负责编造、管理租税征收的各种文书。挨家挨户催收税赋的税吏也要达到识字、计账的水平。有的人家送子弟入州县学校读书,目的是为了充当差役。宋代大部分吏人拥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这是维护政府运转的基本保障,也是士大夫阶层之外更为实用的知识阶层。     

试论唐代法律中的贱民

贱民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群体,不在四民之中,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但唐律中涉及到贱民的规定却不在少数,而这些规定并未引起法律吏学界的足够重视.因此.有必要运用现代法律概念对唐代贱民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进行简略分析,并对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从而对中国古代社会法制的特质有新的认识.     

南宋官府校勘述论

对于南宋官府校勘,迄今尚少有人论及。作者首次勾勒出南宋朝廷对经史子集四部书进行的12次校勘之概况。南宋在校勘总次数、规模、所校书籍之历史地位等六个方面都与北宋相差甚远、作者探讨了这种差距的成因,并对官方校勘与私家校雠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研。     

安纳德长篇小说中贱民形象分析

M．R．安纳德长篇小说的贱民形象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麻木贱民,第二种是觉醒中的贱民,第三种是反抗的贱民。勾勒出一幅现代印度社会的贱民群像,表现了印度贱民由麻木到觉醒到反抗的心理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贱民运动的发展。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贱民"冒考问题

清代的贱民等级,包括奴仆类贱民、隶卒类贱民、倡优以及乐户等.其应举资格受到严格的限制,无法直接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科场.由于雍正时期的"除豁令"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贱民等级的应试权益前后呈现为一种由"基本缺失"到"有限改良"的特点,但总体而言,贱民身份者仍无法在短期内顺利获得应举资格.在科名的强大诱惑下,不同类别的贱民通过各种途径冒考科举的现象在清代并不鲜见.科举考试将贱民等级排除在外,其根源不在于科举制度本身,而在于"清流品而重名器"的社会传统.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科举制仍堪称极具开放性与公平性的选才制度.     

古代官府藏书与利用

古代官府藏书,位居四大藏书类型之首,是古代藏书产生的源头。统治集团的重视和参与,并在财力、物力、人力等各方面提供保障,是古代官府藏书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各朝统治者所施行的“仁政”促进了古代官府藏书事业的发展,利用古代官府藏书成果卓著。     

印度世俗化进程与贱民问题的解决

贱民制是印度教种姓制度的一部分。贱民解放的过程起始于殖民地时期。独立后,印度政府通过制定世俗主义宪法,实行保留制度,采取一系列扶贫措施,提高表列种姓教育水平和营造世俗主义的思想舆论环境等手段,着力消除这一社会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表列种姓自身的努力也推动了这一问题的逐步解决。     

明朝洪武时期胥吏任官状况论述

朱元璋对官府中的胥吏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但因为开国初期科举人才的缺乏,也由于朱元璋不拘一格的用人路径,使他从胥吏中选拔了很多人才,这在明朝其他时期是不曾有的现象,这些人官居要职且有惠政,对明初经济恢复发展、政局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朱元璋在任用胥吏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他们的教育和制度约束,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胥吏的贪腐问题。     

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应从基层做起

当前,我国转型期出现的官场腐败现象使得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势在必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应从基层政府开始。基层政府处于权力末梢,受国家行政场势的影响较小;直接面对群众便于群众监督;推行的双向阻力较小;财产由申报向公示转变有利于基层民主建设;公示制度成熟对上具有好的示范和倒逼效应,有效遏制腐败,巩固执政根基。因此,建立和尽快实施我国基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逐步完善配套机制,在相对互利的赦免基础上建立官场入口到退口的信用档案,逐步在基层形成公民社会层面,进而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政治层面全面实施,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向前发展。     

土地税收理论发展:从威廉·配第到费尔德斯坦

从威廉.配第到费尔德斯坦,土地税收研究经历了前古典期、古典期、现代期三个时期。前古典期开展了对土地税收的经验性研究;古典时期发展并完善了土地税收的局部均衡分析;现代期则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对土地税的动态归宿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然而,在土地税收是否中性、税负归宿是否具有累进性等问题上至今仍无定论,这些正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两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外戚政治

以世家望族支持而建立的两晋政权 ,确立了两晋士族的政治地位 ,士族与皇族又结成政治姻亲。由于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士族的利益冲突 ,最后使东晋步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外戚是两晋士族中最为腐朽的势力     

行政执法人员陈述的证据属性——廖宗荣案及其展开

在道路交通管理中,对于“瞬间违法”的案件可以适用当场处罚程序,其证据困境主要发生在当事人违法事实发生时,只有执法人员一人在场的情况.对于当事人违法的事实,由于缺乏证据,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往往遭遇证据不足的尴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行政机关用什么作为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在类似廖宗荣案的“瞬间违法”案件中,行政机关并非无法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尽管只有执法人员一人在案件现场,但执法人员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可以利用技术性的方法转化为当事人陈述、现场笔录或者证人证言,以因应行政诉讼中对证据的需要.     

明代的官场京债与地方吏治

京债,又名京账、官债、官吏债,在明代主要是指官员在京城所借的高利贷。明朝初期,政府一度希望通过道里费和赏赐制度来遏制官员借贷京债的现象,但是这一政策收效甚微,不久即为政府所放弃。从明朝中期开始,京债问题愈演愈烈,而朝廷于严刑峻法之外,并无具体的解决措施。这些借贷京债的官员一旦外任临民,在债务压力之下,多有非法索取民间资财的情况,甚至有因此与地方吏役通同为奸者,由此导致了地方吏治的败坏。     

从MBA到商学院录取官

被采访人：James 陈，现任美国霍特国际商学院（Hul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MBA录取委员会亚洲地区主管，他于2006年毕业于霍特国际商学院，并成为该商学院聘用的第一个本校毕业的学生，也是该商学院第一个担任如此高职位的华人。     

由役及吏: 两宋 “ 公人” 疏论

两宋的 “ 公人” 可直译为 “ 公家之人”, 但其内涵却前后发生着变化。 北宋公人多指义务性为官府承担一定职能工作的职役, 常常与使院语境下官府招雇的吏人的职能交错混同, 其中衙前公人出身、 职能及其去向的特殊性, 通常独立于诸色公人之外, 甚至地位优于州县一般吏人。 但随着北宋中期王安石推行“ 吏士合一” 政策, 吏人地位渐渐提高, 职役开始倾慕吏职, 至南宋前期吏人、 衙职成为职役较好的去向。南宋中后期 “ 公人” “ 公吏” 往往混同书写, 至少在士大夫们语境中, “ 公人世界” 里的公人是他们所担忧或鄙夷的胥吏群体, 这时的公人特指介于官民之间的公家之人。 公人角色变化的背后, 折射出乡村中上层群体由失利情态向获利情态转变的功利诉求, 以及社会转型中两宋政权扩大税源以补充浩大财政开支的主体社会语境。 公人作为一个融合吏人、 职役、 乡役等多重职能身份的社会符号, 在从民向官的价值转向中, 勾勒出两宋基层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论北宋元丰官制后秘书省职官诗歌中的茶

北宋元丰五年施行新官制后的秘书省恢复成为国家的图籍文献中心,秘书省职官们具有一种优裕的心理。对于秘书省职官而言,茶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也是文人间日常交往的媒介。秘书省职官看重茶怡养性情、寄寓人格的精神价值。他们经常饮茶、品茶,或者以茶相赠,互通往来;或者以茶为媒,传情达意。他们的诗歌在描写茶时或者渗透着高雅的书卷气息,或者赋予了远离政治、冀望江湖之情思,将茶与自己的人生感受、高洁的品性、政治的感慨相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