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主体性特征及当代意义

儒家的内在超越指儒家能够通过道德使得人生具有超越性,强调道德能够提供价值信仰,它源于并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的主体性特征。但是,儒家思想的主体性特征必须放到启蒙以来现代性背景下讨论才有意义。儒家的主体性既可对接现代性,建立现代社会政治制度,也可克服西方启蒙以来的出现价值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等现象,还具有西方近代以来的“公民宗教”功能,这些都是儒家主体性的时代意义。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精神形态建构的内在逻辑

超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的理论“流派”之争,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精神形态建构是对这一课题的初步尝试,其内在逻辑和理论进路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梳理诸理论“流派”内蕴的精神“形态”发展逻辑,实现研究范式从“流派”到“形态”的转换;其二,澄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道德生活的精神内涵,探寻内在于社会现实生活之中的伦理道德精神形态的总体性特征;其三,深入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启蒙道德思想传统之中,阐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新启蒙道德”的精神谱系意义。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不可言说的言说——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由设定”问题

在“康德与自由主义基本理念”这一理论视域内,康德的道德—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一自律”议题（涵纳《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与第二批判中的“理性事实”讨论）引起“物自身”化的论证策略而备受争议。本文从这些争议所引发的理论洞见出发,在探讨康德论证的独特理论意涵的同时,揭示这一理论话语体系背后的西方式的“启蒙”预设,并对这一问题架构做出批判性的回应。     

价值个体主义与道德合理性基础的重构

“价值个体主义”直接威胁着道德的合理性基础, 对当代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构成了重大挑战。“价值个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大后果, 它与现代道德论证基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位移, 使得“个人自由”与“道德共识”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道德合理性的深层矛盾。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扬弃价值个体主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这一问题上,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有着重大原则差异的立场, 其中马克思从人的生存方式转换的角度出发, 坚持“实践性”、“辩证性”与“人文性”等基本原则,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野,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审美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市民精神——君子人格的现代转型

在审美现代性的建构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不再是政治的依附体,而是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和阐释者。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这种重新定位,正是融合中国传统社会君子人格的社会政治责任感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独立批判双重品性的中国现代市民精神。对于仍处于现代社会建构中的当代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君子人格的现代转型仍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合理性论证的范式流变--一个政治生活主题变迁所决定的过程

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成长过程 ,是一个不断寻求合理性意识形态的过程 ,因而也是国家合理性论证的范式演变过程。从革命时期的伦理合理性论证 ,经制宪时期的功利合理性论证到管理时期的技术合理性论证 ,乃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迁对国家合理性论证范式实行选择性干预的过程。把握住这一过程的生活实质 ,是观察和理解当代西方政治学、政治哲学现象的一个重要视角 ,是阐释国家合理性论证何以矢志于操作超越“具体”的抽象普遍性话语的一把钥匙。     

论儒家启蒙精神——以宋明理学为视角

近现代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启蒙话语叙事,这种叙事内含冲突与分歧。现代西方思想家托多罗夫关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已经指明了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与康德的“普遍启蒙”观念相呼应。接续这一启蒙精神的论述,以理学为媒介,可以揭明儒学内涵的启蒙精神。程朱理学对师道和启蒙精神的阐发,阳明心学提出的“蒙体”观念,展现了儒家启蒙精神的内在丰富性。尤其是“蒙体”观念揭示出了“启蒙”还应当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反思和批判,这是西方启蒙观念比较欠缺的维度。由此可见,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本就富有启蒙这一“精神气质”,儒学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观察和反思现代世界的一种“态度”。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启蒙缺位与当代使命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规定性,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生存样式。如果把现代性作为价值观念来考察,那么其具有启蒙定向。启蒙既体现在个体自我的觉醒,也体现在民族国家的确立。近代以降,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建构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境遇中,一方面,重申启蒙以促进个体自我的觉醒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培育市民社会和国人的公共精神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使命。     

论马克思哲学对启蒙的扬弃

生活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理解马克思哲学需从其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角度出发。马克思对启蒙的扬弃立足于三个层面:以全面整体性地超越"当代现实"扬弃了启蒙哲学对现代世界的论证;以实践活动或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扬弃了启蒙的理性自由原则;以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统一的历史科学扬弃了启蒙唯一信赖的自然科学方法。这一区分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涵、精神实质及其思想史意义,进而敞开其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对话,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得以凸显。     

社会启蒙还是文化启蒙?——从启蒙的自主性看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

启蒙的自主性这一概念表明,启蒙只有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基础具备的条件下,才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前提。中国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启蒙,而只是文化启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工作是社会基础与社会启蒙的双向建构。中国真正的、全方位的社会启蒙只是在今天才有可能。     

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启蒙精神

“启蒙精神”是现代作家重叙历史的一个重要题旨。作为一种启蒙话语的现代历史小说一方面通过对历史表象的种种“识破”逐一瓦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如天命观）、法理根据与道德秩序,同时在主体的历史认知中确立了“生命与人”的价值标尺,从而使“五四”以来“人的发现”这一文学主题得到新的呼应与拓展。     

启蒙: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本文在回顾学术界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主题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启蒙"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缘由是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和西方侵略引起中国民族生存危机有关,并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划分为戊戌维新前、戊戌辛亥时期、五四新文化时期、五四后新启蒙时期四个阶段,进而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启蒙实质。     

现代文明难题与儒家美德合理性基础论证

现代社会文明存在着诸多难题。如何解决"得"、"德"的矛盾关系,现代道德文明建构中的双重困境与道德与生活关系的处理,困扰着当代中国人。"麦金太尔问题"与"海因兹困境"等命题的提出,不仅揭示了伦理—社会价值生态,也对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的基础提出了疑问。通过对儒家美德的现代性批判可以论证其在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也为现代文明难题的化解提供了尝试。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回溯·交汇·预构:康德、福柯启蒙思想现代性品格

康德启蒙思想志趣揭示了人类自由地运用自己天赋的理性对现实予以思考和改造,福柯启蒙精神意旨关涉了人们自身从历史性存在的反思中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启蒙与现代性的交汇意在构筑全新现代知识体系,鼎新现代社会观念,建构现代社会运行秩序。当代中国进行的启蒙之预构维度旨在继续秉持解放思想的理念,重塑理性的本真精神,建构公正良好的社会规则与秩序。     

普遍价值的当代视界

本文认为 ,对普遍价值标准的论证有三种方案 :第一 ,传统本体论方案 ;第二 ,现代科学范式 ;第三 ,回到生活世界的方案。传统本体论和现代科学范式是近代以来西方价值标准构造其普世性价值理念框架的两个基本前提 ,西方现代性启蒙心态及其普遍价值标准代表这两种方案的综合形态。传统本体论将“活人”的价值标准设定成了“非人”的价值标准 ,现代科学范式下的普遍价值标准则将“活人”的价值标准当作“死东西”来看待。这两种方案都偏离了人的生活世界 ,我们必须回到生活世界来思考人类普遍价值标准问题 ,也就是回到人“活”的客观性来思考价值标准的普遍性。回到生活世界的方案 ,直接指向对启蒙心态的重新审视 ,它应当成为思考普遍价值的当代视界     

教育的人性启蒙观念及其历史生成

近代以来,“启蒙”在开启了教育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启了教育从“奴化教育”、“物化教育”转向“人化教育”的人学传统,即教育应当是以人为主体并指向“人”的启蒙教化。在进步意义上,启蒙所促成的教育现代性的发展,造就了现代教育使人成之为“人”的实践使命,而教育的人性化转向,正体现了教育的“启蒙”面向与精神品性。     

启蒙精神的毁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观析评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 ,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 ,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 ,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 ,认为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和野蛮相伴随的过程 ,因此启蒙精神走向了自我毁灭。他们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具有片面性 ,但却是对工具合理性过分张扬、价值合理性屡遭贬抑的强烈抗议 ,这对于克服技术理性负面效应、重建人文理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