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东方主义的中国形象建构——《我的幸运脸蛋》与《灶神之妻》的对比研究

比较华裔美国新作家翟梅莉的《我的幸运脸蛋》(1997)和华裔美国知名作家谭恩美的《灶神之妻》(1991)可以看出:翟梅莉颠覆了谭恩美东方主义式的中国书写模式,力图解构刻板化的中国"他者"形象,建构与西方平等的积极的中国形象。谭恩美采用"异国情调"式的叙事方式在小说中一味描写静止落后的旧中国,刻画令人同情的中国女性和邪恶的中国男性形象。而翟梅莉则采用"存在主义"式的叙事方式尽力向读者展现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当代中国,塑造正面的中国女性形象和非刻板化的男性形象。     

打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农民一直是不具备叙述能力者。这使得农民形象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在新文学史上很难出现,极为稀少。然而,在打工小说中情形变得复杂起来,农民不单是不具备叙述能力者,也成为基本具备叙述能力者,甚至成为完全具备叙述能力者。以至农民形象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在打工小说中成为一个相对集中的问题和值得注意的现象。它携带着时代的气息,显示了作家的平民意识与人道情怀,彰显了农民自身素养的提高与自主精神的丰厚,成为时代农民自我觉醒和心灵解放的标志,并且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以农民为叙述对象的小说叙事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农民”的叙述主体资源。     

曾剑军旅小说的情感叙事

随着时代的发展,军旅题材小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军旅日常生活成为作家创作的又一焦点。辽宁作家曾剑的小说以军旅底层人物日常生活为背景,揭示了小说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内心的情感历程。特别是曾剑小说的情感叙事打破了传统军旅小说的叙事模式,他以单一与多重的情感叙事、两极化情感叙事、显性与隐性情感叙事来深刻揭示了军队底层人物的复杂情感。     

打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农民一直是不具备叙述能力者。这使得农民形象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在新文学史上很难出现，极为稀少。然而，在打工小说中情形变得复杂起来，农民不单是不具备叙述能力者，也成为基本具备叙述能力者，甚至成为完全具备叙述能力者。以至农民形象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在打工小说中成为一个相对集中的问题和值得注意的现象。它携带着时代的气息，显示了作家的平民意识与人道情怀，彰显了农民自身素养的提高与自主精神的丰厚，成为时代农民自我觉醒和心灵解放的标志，并且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以农民为叙述对象的小     

意象的经验书写——曹文轩小说叙事方式解读

曹文轩是当下活跃在文坛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小说广泛地采用经验书写的叙事方式。文章从自然经验书写、女性经验书写、情感模式经验书写三方面解读了曹文轩小说的叙事方式。     

尼科尔——男性作家笔下悲哀的"第二性"——从《刽子手之歌》看诺曼·梅勒的创作意识

《刽子手之歌》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重要作品,在小说中他根据真实故事塑造了尼克尔这一悲哀的“第二性”形象。在尼克尔身上既体现了作家的男性意识,表现在男性视角、男性叙事、男性话语三方面。同时作家又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女性意识,从而表现出诺曼.梅勒复杂的创作意识。     

《奥鲁诺克》：第一部英国旅行小说的文化意义

17世纪英国女作家阿芙拉·贝恩的《奥鲁诺克》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旅行小说,作家以欧洲的罗曼司和民族志为叙事模式,创造出英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高贵的野蛮人的文学形象。小说涉及的一系列前瞻性问题,诸如西方现代性的展开、帝国地理空间的扩张、不同民族和文化间的交往,以及文明／野蛮、主人／奴隶、自我／他者、“新异”美学的建构等,在我们这个跨文化交往时代里,有着持续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一部关于叙事文学的"寓言"小说--评卡尔维诺小说《命运交叉的城堡》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他的<命运交叉的城堡>中采用小说的形式探讨了叙事文学的理论,他把整部小说写成一篇关于叙事文学的寓言,同时又以这样一种实践拓宽了小说创作的领域.文章着重分析了这部小说对叙事文学中种种问题的暗示和解决,如叙事情境、叙述和阅读行为、意义的产生、叙事传统、叙事前景等.     

“雌雄同体”神话重写与后现代伦理叙事

当代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苹果笔记本》改写了传统的1+1=1的"雌雄同体"神话,创造了1+1=4的后现代伦理"雌雄同体"模式。在小说的叙事中,结构关系中的现实与想象之间,时间关系中的当下与历史之间,空间和文化关系中的本土与异域之间以及人物关系中的爱者与被爱者之间都呈现为交叉并置共存的关系,形成一种隐喻的"雌雄同体",但是每一个"雌雄同体"中的"雌"与"雄"之间是不可规约、拒绝同一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从而叙事成为后现代伦理"雌雄同体"的隐喻。这种叙事模式蕴含了温特森在创作中对超越自我、面向他者的伦理思考。     

西方叙事学理论演变与吴尔夫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立场——也谈弗吉尼亚·吴尔夫小说《到灯塔去》

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 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     

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人生困境——论《儒林外史》对经典叙事的戏拟

《儒林外史》的显著特征是对各种人生问题、艺术问题、学术问题进行思考,并以独具个性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或者说,以对广泛的人生问题的思考为背景,吴敬梓也思考了一系列的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如中国古代“礼贤下士”的叙事话语,其实质性的内涵是什么?古代文学中的豪侠形象是否具有足够的现实依据?由此切入,考察《儒林外史》对几种经典叙事的戏拟,考察吴敬梓所创造的漫画世界的道德理想主义图景以及对现实困境的深刻揭示,可以对小说家表达思考的特殊方式及其小说史、思想史意义有所发明。     

《白鹿原》：双重转换的叙述方式

《白鹿原》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优秀长篇小说。它之所以能够全面揭示民族的心灵秘史,与作家对小说叙述方式的创新运用密切相关。作家在小说叙述结构、叙述圈套、叙述句式方面的独特创建,使作品的“形式”与“内容”达到了高度融合,从而很好地突现了作品的审美价值。     

迷雾中的恐惧——重读格非的《敌人》

格非的《敌人》,精巧地编织故事,并以其特有的叙事方式构筑了一个巨大的叙述怪圈,整个阅读过程就如进入情节的重复和空缺所构成的一个故事的迷宫,而同时在这些故事的谜语里面又进行着对历史真相和人性本相的追问和质疑,由此对历史的真相进行解读释疑,诉求人性的回归。     

《易经》叙事浅析

《易经》在叙事语法上存在人力与天命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叙事逻辑上存在因果逻辑与数理逻辑,注重因果联系与动词的作用。叙事结构上体现为一种圆形结构,以作者叙事情境为主,但出现了第一人称叙述情境的萌芽。在叙事接受上具有神秘化特点。这些特点对中国后世叙事文学影响巨大。     

《米格儿大街》的叙述分析

维·苏·奈保尔是个在艺术创作上具有独创性的后殖民作家。该文从叙述学视角模式的角度,分析作者的早期作品《米格儿大街》,该作品在第一人称基本叙述模式下,运用辅助与多种叙述手法,从而使整部作品获得了成功,充分展示了作者的艺术特色。     

不应被忽略的杰作——评让-保尔&#183;萨特的《理智之年》

长篇小说《理智之年》在萨特创作中占有突出地位。它表明了二战之后萨特对自由的崭新理解,还形象地表现了“他人就是地狱”的存在主义观点。它与西方叙事文学传统及其现代发展构成了互文关系,是一部不应被忽略的杰作。     

《豆棚闲话》的叙事特征与说理策略

艾衲居士构建了现实化的叙述交际场所——＂豆棚＂,设置了多层级的故事叙述关系,叙事模式由以往的说书人独白型叙事转化为叙述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对话型叙事。叙事模式的转变一方面有助于营造故事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使得隐身于幕后的作者更有效地控制了故事的情节走向,垄断了对故事题旨的解读,从而强烈凸显了作者的叙事意图。     

论屠格涅夫作品中两性形象系列的差异

在屠格涅夫的笔下,塑造了大量具有坚定意志、执着追求爱情理想的女性形象和性格懦弱、意志薄弱的男性群像,形成了两个不对等的两性世界。这表明作者对男性社会整体上的失望,同时也是对那些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的贵族知识分子做出的最好的结论。     

论S·拉什迪后殖民语境下“象”的思维——以《午夜之子》为例

拉什迪文学思维的特点,即"象"的思维。在《午夜之子》这部作品里,作家创造了非常特别的语象、物象、声象、味象、色象等众多的象,正是这些各别的象,造成了其文学特色,形成后殖民文学意象,表达出作家深刻的思想。     

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图像叙事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小说《特别响,非常近》因其大量插入图像而引发广泛的争议。然而,作为语言或文字外的另一叙事媒介,图像之于小说有其积极的建构意义。小说中的图像呈现单幅图像叙事模式,亦表现出系列图像叙事模式,他们共同构成图像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图像与文本之间形成互文关系,图像与社会历史形成更大的互文关系。故图像叙事具有文字叙事无法比拟的审美效果及深度寓意,成为后“9·11”时代一种特定的基本语言与表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