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官方立场的形成及实质──基于田中角荣内阁对华复交政策过程的考察

田中角荣内阁在对华复交政策过程中曾在台湾问题上持较为消极的姿态,之后因复交需要而向中方立场有所靠拢.最终,日本政府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在两国联合声明中表明遵守<波茨坦公告>的立场,不仅对中方的台湾问题原则显示了理解,而且也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理上承诺了认同把台湾归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责任.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变以冷战结束为分界,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80年代,由于中日两国国力相差悬殊,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抱有优越感、负罪感及对中国广阔市场的期待感,将中国视为"友好伙伴",为推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冷战后,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政界人士在保持对华积极认知的同时,也逐步将中国视为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陷入既视中国发展为"机遇"、又看做"挑战"的两难境地。     

日本"有事立法"中的政治力学管窥

日本众参两院最近相继通过了政界争论多年的"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这些法案顺利通过国会审议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党这个最大的在野党放弃了与自民党对抗的一贯立场,使国会斗争中时隔10年再次出现了革新政党对抗保守党派的局面.原本处于朝野对立状态的自民、公明、保守、民主、自由五党步调一致的政治抉择,反映出这些政党之间相同的阶级属性与政治信念.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治交易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不同保守政党争夺政权的表象背后,掩盖着保守政治中朝野双方"貌离神合"的本质属性.举凡决定国家道路的原则问题,从旧自民党派生出来的各种新党最终总要同自民党形成一股政治合力,驱策日本在既定的道路上前行.     

日本古代对华外交中的遣隋(唐)使

遣隋(唐)使无疑是日本古代对华外交中引人注目的章节.然而作为日本古代对华外交的组成部分,遣隋(唐)使与隋唐前的日本对华外交活动存在不少明显的不同.本文在论述日本古代各次对华外交活动的实质和特点的基础上,采用对遣隋使及遣唐使与隋唐前日本对华外交进行比较的手法,探究其间的不同,并对这些不同产生的原由作出分析.     

日本政治结构的演变趋势

2005年9月11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大选,出现了自民党大胜的结局。日本政治结构出现了新变化,“一党优位制”以“2005年体制”的形态得以重现,首相的决策地位进一步提高,自民党强行通过法案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未来几年内这一局面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在新的政治结构中,日本的周边外交是否将更趋强硬?这一点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     

论战后日本政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 ,由于官僚主导和美国主导等因素的影响 ,政党的作用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冷战结束以来 ,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 ,日本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明显增大 ,形成了“政党主导”和“政官协同”两种决策参与模式 ,但在如何有效规范政官关系方面仍面临许多问题。     

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13本智库在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后呈相对缓慢发展的态势.许多迹象表明,一些专门研究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智库对13本外交决策过程开始施加越来越明显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把握日本外交未来走势不能不密切注意日本智库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但鉴于日本决策机制等制度层面上存在的局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尚不能扮演与其欧美同行同等重要的角色.     

困境与机遇--美国对华战略中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思考

美国对华战略以遏制为主,造成中国和平发展的困境。但是,全球化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变化,即使在美国的对华遏制下,中国仍有一定的和平发展机会。同时,中国更应关注到美国全球战略与对华战略的调整,中美共同地缘政治利益正在扩大,为中美地缘政治合作提供契机,其中蕴含着诸多和平发展的机遇。     

90年代以来的日本对华技术转移

日本技术输出的重点正在向电子产品转移,但相当长时期内仍将以机械产品为主.而这恰恰符合目前中国技术引进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对华技术转移发展迅速、潜力巨大,但其中存在着层次较低、转移方式不利于中国学习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重视逆差产品技术引进、在容易实现合作的领域加快技术合作、在日本投资建厂学习技术、利用技术转移机构和国际产业雁阵转移以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等战略性应对措施.     

日本近代以来对华认识研究现状分析

本文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分别收集和整理了中日两国学界对日本近代以来对华认识课题研究的状况,着重把握了研究人员、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形式。在此基础上对两国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成绩和缺点,提出了新的研究框架并讨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     

印中建交与印度的外交抉择

印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出于印度国家安全的深度现实考虑,一个友好的中国有利于印度的国家安全;印中建交是印度外交发展的重要事件,它使尼赫鲁不结盟外交进一步趋向中间道路,体现了印度对外政策的独立性,扩大了印度在亚非国家的影响。     

探索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历程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与世界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外交关系便是中国政府矢志不渝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至70年代上半期,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至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与各方面的关系都显示出新的特点。中国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的进步,积极倡导合作、共赢与和谐。     

中国发展南太平洋地区关系的外交战略

南太平洋地处中国外交大周边,构建良好的南太平洋周边环境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南太平洋地区独特的外交环境以及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现状,中国应坚持将南太平洋地区作为"经济伙伴"、"政治依托"和"安全保障"的战略定位,抓住双方的共同需求和合作愿望,通过多种途径推进双方关系的发展。尽管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发展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双方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将会继续得到提升,从而为双方关系持续、稳定、深入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     

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中日两国复交谈判时,田中角荣的一句"添了麻烦",曾引起激烈争论;在6年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又因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而互不相让.中日两国外交方面的分岐,除了"政治因素"外,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中日两国在"名誉"与"等级"方面的不同文化取向,成为以上争论及中日之间主要分岐的根本原因.     

政治资金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

本文从政治资金的视角,概述了“1955年体制”形成与崩溃的原因,并着重对冷战后日本政治资金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治捐款的减少与政党交付金的导入,是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治资金收入结构最显著的变化;同时,在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的转型过程中,现存的政治资金制度仍是有利于执政的自民党的,但政治资金制度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非法行为,必然导致朝野政党间的抗争不时加剧。     

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分析

政治发展史告诉我们,不同制度之间的相互借鉴与渗透,在政治文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模仿并不等于简单移植,不同民族的政治借鉴会出现种种复杂情况。本文从日本民族的一些根本特点出发,结合美国政治体制和民族性上的特点,通过对比分析两者的异同,力求从长远角度探讨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     

日本在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两国领导人经过四次的会谈磋商下一举实现的.其中日本在野党的对华外交在中日复交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野党领导人相继访华,为两国政府传递了重要的信息,促进了田中内阁迅速做出访华实现邦交的决断.     

泡沫经济与日本政治文化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泡沫经济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特别是政治文化方面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学界对当代日本社会的新一轮探究。从“日本孩童资本主义”的定性到“日本异质论”,从对“日本奇迹”的质疑到对“日本模式”的否定,日本国家的现实及其走向似乎又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实际上,学界所说的日本政治保守化倾向是由其国家发展战略的外向性和大众意识的内向性特点所构成的。泡沫经济的崩溃,不但加速了日本社会的结构疲劳,更扩大了社会思潮的混沌     

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

中印共同崛起构成了分析当今这个亚洲重要双边关系的重要背景。历史经验显示大国崛起既可能在高烈度冲突中完成,也同样可能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且后者对有关大国的利益更明显,这有助于正确理解中印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而中印双边政治关系的走向又是决定两国崛起之结果的关键因素。中印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共存,共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合作还是竞争甚至冲突,则取决于一些基本的条件与因素,而处理两国关系的要害是找到两国共存的合适方式。这是分析中印政治关系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