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国家化：20世纪50年代国家与科学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集中、有效地利用和控制学术资源,以服务于国家建设,科学活动被完全纳入了国家的计划体制。科学研究与教育机构、组织的全面“国有化”,对科学家进行思想改造并确定其作为国家干部的政治身份,强调科学活动的计划性并从国家层面制订科技发展规划,在科学活动中实行并逐渐强化党的领导,以这些为特征的“国家化”科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政策制订者强调科学与国家发展需要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为此建立了庞大的科学管理体系,由此实现了国家对科学资源与人力的集中控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国家对科学的利用。这种科学国家化的进程,即科学的国家化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一元化共生,体现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与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科学万能"与"菲薄科学"之间 --来自梁启超的科学价值论

20世纪初,科学基础薄弱的中国与科学技术迅疾深入发展的世界形成强烈反差.在如何汲取科学并克服科学发展之弊的关系上,梁启超捐弃了"科学万能"与"菲薄科学"这两种单向度的极端态度,在营造适宜科学发展的文化场域的同时,倡导情感、信仰与宗教护佑理性价值的必要性.其科学价值论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传统,强调通过"知行合一"的实践促进科学理性、道德情感与审美理想走向圆融.     

从马克思对科学的独特主张看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孕育出近代科学的争论,并没有抓住科学与文化的关键问题,同样,马克思在科学问题上的独特见解长期以来也没有得到切实的把握.从马克思对科学的独特理解看,过分强调科学的功利性、不适当地强调思想的统一性,是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发展和文化进步存在的痼疾.在当前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务必要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科学与人文的融通之路——以《思想与时代》月刊同人的科学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乃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同人刊物,其创办宗旨为倡导"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这一学人群以学者及科学家的身份倡导科学与人文的融通,不仅洞察科学精神的本质,还实践着身为学者及科学家的人文主义关怀。这一学人群与20年代"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及30年代的全盘西化派有所不同,他们努力调适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并积极寻找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根源,寻求科学精神与中国本位的并重。在他们的思想世界中,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西方科学精神并行不悖,其最终目标即"谋中西文化之统一,以从事于真正之创造"。他们对于科学的态度,尤凸显与科学主义思潮的迥异。     

为什么Mr.Science中文叫“科学”

中国"科学"一词是来源于日本。20世纪以来,西方和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华帝国在西方影响之前未能发展出科学。这种明显的欧洲中心论框架阻碍了人们对中国科学的真正的历史性认识。本文通过对science中文译为科学一词的社会语境的探讨,来重新梳理中国的科学史及对中国科学史的认识与理解。     

贝尔纳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

J.D.贝尔纳作为20世纪英国最知名、最有争议的科学家之一,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因为他,才有科学学的建立;因为他,才有"贝尔纳学派"的形成;因为他的怪癖天性,才有"贝尔纳效应"的启示。除此之外,他青年时期就一直追逐着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足迹,一生积极参与克思主义的科学事业。贝尔纳生活的年代正是20世纪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的时期,就是这种复杂的生活环境给了贝尔纳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并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佛学之争——以《海潮音》为中心

发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佛学之争是"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余波,肇端于王季同请胡适为其《佛法与科学》一书作序。胡适对以科学论证佛学的方法和"科学即佛学"的观点提出批评,旋引发佛教徒及礼佛之士的强烈反应。双方争论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虽最终并无输赢,但双方观点主张的歧异,不仅反映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复杂面相,更可从中体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世事剧变中对世界、人生、社会的矛盾认知。     

中国传统科学内在价值的现代审视

古代中国早在秦汉之际就已初步建立起天文、算术、农学和医学四大学科体系,并在不断演进和嬗变中逐渐形成了以生成论自然观为基础和以整体论模型化为特征的科学传统。于众多领域内有着世界性独特贡献的中国传统科学,在自然记录、科学方法与思维取向等层面对当代科技前沿的探索与创新仍然具有极其重要而深刻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价值,必须以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加以审视,并通过合理而有效的"互释重构"与"综合创新",使本土思想成为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鲜活资源。     

科学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科学进步模式新探

科学进步及其标准问题是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及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综观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真理"模式到劳丹的"科学→解决问题"模式,尽管反映了对于科学进步问题的认识发展,但均未超出认识论领域,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由于它们忽视科学的社会性与实践性,因而无法根本解决科学进步的合理性问题.科学哲学研究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是一种必然趋势.本文在扩展劳丹"真理与价值相通"思想和发掘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为目标的"科学→价值"模式.     

从"城市教育优先"到"城乡教育均衡"——新中国城乡教育关系述评

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确立并形成了与"城乡二元体制"相适应的"城市优先"的教育发展方式,并先后经历了改革前"城市教育国家办、农村教育集体办"和改革后"城市教育国家办、农村教育靠集资"两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配合"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战略,国家确立了"城乡均衡"的教育发展理念,并通过调整农村教育的供给体制和实施对农村教育的特别性支持政策等方式,有效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排斥或包容:流动人口与社会发展

开篇在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移民情况与文化适应研究作以简短介绍后,笔者对以下三个部分作了阐述.第一部分首先对以"系统方法"为基础的"文化适应"模式展开叙述.其次,对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及中间层面地区、文化惯例、社会风俗和国家作以区分.第二部分介绍近年出现的作为移民活动理论框架的跨文化生活概念,并说明家庭经济的内部活动加速了社会发展的过程与个人及家庭生活规划的实现.第三部分引用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种族主义政体下的亚裔移民的生活和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文化政策这两个案例阐述理论方法.此二案例研究着重说明理论源于实践.     

阿尔都塞的科学认识论:从"绵延"到"断裂"

20世纪60年代,在科学哲学的发展中,一个标志性文本即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消解了科学哲学家们静态的绵延的科学发展观,从而开创了历史主义学派之先河.与此基本相同的时代里,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借用雅克@马丁的"问题式",使用巴什拉的"断裂",倡导"征候阅读法",通过"场景变换",描绘了一幅科学认识发展的动态图景.阿尔都塞的思想有其局限性,然而,他所引起的认识图景的变幻,并将其应用到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中去,由此呈现给我们一个崭新的理论视域.     

科学划界标准的三次历史性转折及其方法论意义

在人类思想史上,围绕科学划界问题,形成了三次历史性转向:第一次历史性转向,起始于16~18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结束于19世纪中叶的早期实证主义,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从无界到有界;第二次历史性转向,发轫于19世纪康德"先天综合判断"对科学与形而上学何以成为可能的沉思,集中表现于20世纪中叶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对科学知识体系验证方法、科学命题的社会功能及科学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试错性及相对性问题的探讨;第三次历史转向,开始于20世纪中叶,导致了传统科学划界观由绝对到相对,由相对到"消融".科学划界标准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给予我们深刻的方法论启迪:首先,科学划界观的不断发展演化反映了人们对知识领域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其次,关于科学划界标准的讨论使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认识日益深入;最后,关于科学划界标准的讨论有助于丰富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样性的认识.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的发展和演变

进化史观的传入和唯物史观的指导,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的发展和演变.将西方学理与传统方法相结合而成的"科学方法"的提倡,使20世纪前半期历史考证方法得到了多样化的发展.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方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后半期对史学方法的讨论和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论哲学对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影响

德国从19世纪以前的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变成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科技中心,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哲学特别是自然哲学通过对科学的启蒙以及与科学的紧密结合成为德国科学发展的先导.哲学又通过对教育因素和民族因素的注入,进而通过教育革命和民族主义促成了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科学、技术与社会:文理交融的研究领域

"科学、技术与社会"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融的研究领域。它在20世纪后半叶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应运而生,并在以后得到蓬勃发展。回顾20世纪我国有关STS研究的热点和特点并展望21世纪中国的STS研究可知,我国的STS研究既要与国际接轨,更要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信仰融通及其当代启示

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史上的难题,一方面信仰通常要高于科学,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又在不断侵蚀着信仰的空间,尤其是在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理论视域中,科学与信仰始终处于复杂性的交织状态,这种复杂性也影响到了科学与信仰在20世纪初中国的出场逻辑。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必须防止科学主义的僭越,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通融。     

复杂性理论的哲学思考(上)科学的转型:从简单性科学到复杂性科学

20世纪30～40年代后兴起的复杂性科学,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追求简单到正视复杂,是科学自身向辩证思维的复归,是一次重大的科学范式的革命,必然成为辩证唯物主义新发展的切入点.王志康论述了现代复杂性科学理论对辩证唯物主义发展有重要启示的十个方面.苗东升则论述了科学系统进入新的转型时期后,由工业-机械文明向信息-生态文明的转变为之提供了强劲的环境选择压力,科学自身正在孕育其新的形态,新型科学大体即复杂性科学.     

系统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初探

系统科学是一门新兴科学,它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经历了整体性思想、系统思想的长期发展过程,到20世纪40年代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创立,乃至60～70年代的运筹学和系统工程、耗散结论理论、超循环理论和实变论、非线性科学等新学科群的涌现,而最终形成,并大兴于世。80年代后,协同学的产生、系统科学体系建立和复杂性研究及生成科学的提出等,使系统科学迅速发展,日益发挥重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揭开英国左派科学家思想活动的历史面纱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贝尔纳、霍尔丹和李约瑟为主导的英国左派科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之间做出的卓越贡献完全可以与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汤普森、威廉斯和霍布斯鲍姆等人相媲美。他们在20世纪30—40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活动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在英国推向高潮,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科学领域,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时至今日,追寻他们在那个时代的脚步,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