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民族族际通婚的结构特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考察

族际通婚数据属于典型的关系数据,可视为由各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婚联系形成的关系体系。因此,社会网络分析提供的一整套方法可作为族际通婚研究的方法工具,以便利地刻画通婚关系的结构特征。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首次尝试将该方法用于考察和分析中国各民族族际通婚的结构性特征。初步应用揭示,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中心的大的全国族际通婚圈,同时存在少数民族间凝聚力明显有别的8个地方性子通婚圈,该结构特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直观体现。可见,社会网络分析是揭示和认识族际通婚关系结构的可靠且有效方式,其中,社会网络的图形呈现、中心性测度和社群识别技术可为族际通婚关系的分析提供直观和详细的补充信息。     

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族际通婚问题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调查报告

本文基于甘南（合作市）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作了实证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对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了分析。主要调查结果和结论如下：第一。“藏、回、汉”三元民族关系构成了甘南（合作市）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不同民族之阃的族际通婚反映出了甘南（合作市）地区存在着整体上比较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第二。宗教信仰对族际婚姻范围的扩大起着阻碍作用,这在主要聚居于西部地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表现的尤为明显;第三,民族混居、互交朋友、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是影响各民族族际通婚的重要条件,其中语言能力是影响汉族族外通婚的最主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对于藏族却并不明显;第四,职业因素和迁移情况在调查中会发现在通婚方面具有一些特征,但在回归分析时由于编码方法的影响。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并不明显。     

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流动人口的数量及其分布特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2000年全国流出人口主要源于川皖湘赣豫鄂桂,流入人口集中在粤浙沪苏京闽,流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1.6%。人口流动主要路径有10条,其中到广东的占6条,到上海的有2条。省际、省内县际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29.4%、25.2%,市区内、县内乡镇街道间流动人口占24.5%、2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

族际通婚对于构建民族互嵌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一是族际通婚的普遍化,族际通婚的人口规模和比例均明显提升;二是族际通婚比例在各民族间的相对差异化;三是族际通婚圈进一步扩大,各族际通婚子圈相互交融;四是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程度相对较深;五是城镇化对族际通婚有积极影响;六是人口流动对族际通婚有促进作用;七是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呈现梯级化差异;八是族际通婚人口中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九是受教育程度与族际通婚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十是族际通婚比例在职业类型上表现出分层化。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族群关系研究—以迪庆藏族自治州建塘镇为例

我国流动人口在出现由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大规模迁移流动的同时．也有局部的逆向流动。这种逆向流动的规模尽管不如前者显著．但却涉及到更复杂的民族关系．而各民族的居住格局又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以西部云南省迪庆州为例分析发现．总体上流动人口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整体居住分离程度还是比较低,反映了民族之间的居住融合比较理想,但分民族来看．汉族与藏族、回族的居住分离程度较高．远远大于白族、纳西族和傈僳族。有效地进行居住迁移调整不仅可以减少各民族流动人口内部的矛盾．而且也能促进各民族流动人口之间、各民族流动人口与原住居民之间的融合,从而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朝鲜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流动人口比例较大,跨境流动现象普遍。人口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也给边境地区朝鲜族聚居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吉林省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流动的调查数据,分析非流动人口、境内流动人口和跨境流动人口的特征,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外出经历是影响朝鲜族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同样是影响朝鲜族流动人口是否进行跨境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等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应进一步规范劳务输出途径,加强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对返乡劳动者创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朝鲜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当前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影响因素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采用聚类分析和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2000～2010年中国各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率总体有所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居住分散度增大和人口流动率提高。各少数民族间族际通婚率增长差异悬殊,按族际通婚率变化量、影响因素变化量数值高低聚类成3类：对于第一类17个民族,城镇化率的提高及2000年族际通婚率较低对族际通婚率的提高影响显著;对于第二类23个民族,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和城镇化率的增长对族际通婚率的提高影响显著;第三类15个民族族际通婚率增长幅度小或负增长,从社会背景分析,部分民族的族际通婚率已达到很高程度,缺乏提升空间,其他民族需要从宗教、语言等方面寻找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空间体系及其与城镇体系的相关分析-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统计数据,采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以及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研究武汉城市圈流动人口的空间体系以及流动人口空间体系与城市体系的相互影响关系。对武汉城市圈流动人口空间结构的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武汉,武汉是主要的迁入人口的集中地。此外,武汉城市圈的城市体系和流动人口体系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地区间人口流动的增强会使各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增加,以及人口素质结构提升,同时也会使武汉城市圈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加强;城市体系对于流动人口体系的影响相对要大些,城市人口规模、素质结构,以及空间结构都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规模和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     

青藏铁路通车后西藏流动人口探析

青藏铁路为西藏人口流动创造了便利条件,2006年通车以来,西藏的流动人口剧增。成为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大量的流动人口加快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西藏的社会治安、就业、生态环境、文化保护等工作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和影响。针对流动人口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不断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制度建设,加快西藏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是当前西藏发展面临的一件大事。     

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现行政策的不完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这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文章讨论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应该坚持的原则和主要对策,认为从长远来看,要运步构建有利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     

2006年度中国十大杰出母亲——回族妇女马志英

马志英,女,41岁,回族,宁夏中卫市海原县海城镇南居委会居民。她先后两次下岗待业,在四次大手术和经济贫困的重压下,以赢弱的身体和慈母般的爱心坚持救助了185名贫困和残疾儿童,其中76名考入区内外各大中专院校。目前,仍有65名儿童生活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西部民族地区城市人口从业收入状况分析

文章以西部民族地区城市人口为立足点,全面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城市人口从业单位性质、年度变化和地区分布状况：以及不同地区、不同年度、不同性质单位从业人员的收入状况;阐述了西部民族地区城市人口在从业及收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特殊性。     

新疆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测量与分析--基于＂五普＂、“六普”数据

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新疆两个主要民族——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口为例,分析了民族口人空间分布的全局和局部特征及其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发现,新疆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口都有较强的空间内聚性;两个民族人口集中的地区总体呈现互补状态,各有人口密集地区;比邻聚居、成片联结的区位形态都较明显。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集中程度高于汉族人口。汉族人口的聚集区域面积相对小而分散。了解和认识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于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苏南经济发展与外来人口增长

2005年苏南地区凭借着占全国0．29％国土面积、1．74％的人口．创造了全国6．26％的GDP．2000—2005年苏南人均GDP以15％以上的年速增长。苏南地区的良好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得益于苏南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其中农民工是苏南地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苏南也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最早、最好的地区之一。但是现在苏南的出生人口越来越少、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劳动力严重缺乏。2000—2005年苏南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4‰,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建筑业制造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劳动力。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表明,苏南流入人口占苏南居民人口的比重由5年前的22％增长到28％。2000—2005年苏南流动人口年均增长6．7％。流动人口为苏南市政建设、经济建设提供了38％以上的贡献份额：同时也加剧了公共资源的紧张程度．     

民族政策对主要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发展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民族,其中55个为少数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先后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民族政策,促进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健康发展。建立了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和西藏5个民族自治地区,77个地级单位（包括31个地级市和30个民族自治州）,699个县级区划（包括66个县级市和120个民族自治县（旗））。民族自治地区的总面积为61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64．3％。2005年,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为1750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39％;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8239万人,占少数民族地区总人口的47．06％,占全国总人口的6．3％。     

甘南州人口文化素质的特点

甘南州藏族人口文盲率高,是历史上封建王朝和奴隶社会长期统治留下的痕迹,而甘南的藏民真正摆脱旧的落后的部落头人的掠夺式统治时间并不长。由于长期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甘南州与内地在各方面都有较大差距,在文化教育方面同样存在这种现象。     

“Population Invasion” versus Urban Exclusion in the Tibetan Areas of Western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fluence of local population transition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urbanization) with non‐local in‐migration in the Tibetan areas of western China. The objective is to assess the validity of Tibetan perceptions of “population invasion” by Han Chinese and Chinese Muslim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migration to Tibet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has been concentrated in urban areas and has been counterbalanced by more rapid rates of natural increase in the Tibetan rural areas—among the highest rates in China. Overall,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re is any risk of population invasion in the Tibetan areas. However, given that non‐Tibetan migration to Tibet has been concentrated in urban areas, Tibetans have probably become a minority in many of their strategic cities and towns, and non‐Tibetan migrants definitely dominate urban employment. Therefore, while the Tibetan notion of population invasion may be a misperception, it reflects a legitimate concern that in‐migration may be exacerbating the economic exclusion of Tibetan locals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centered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