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阶级成分的变化——兼驳陶渊明为“士族地主、地主”论

关于陶渊明阶级成分问题,和他的诗文一样,历来就其说不一,甚至相去甚远,在“文革”中陶渊明竟然升到了士族地主的成分,还有的研究者一口咬定“陶渊明到死亡时也没有越出他地主阶级的立场”。讨论陶渊明的阶级成分问题,不单单是给他划定什么成分问题,这对研究他的诗文,正确估价其作品的思想意义是非常有益的,孟子就曾经说过,“诵其诗”就要“知其人”、“论其世”。我们弄清楚陶渊明的阶级身份的变化,思想的发展对于解决对陶诗文的争论,统一认识将会有好处。搞清他的阶级成分也并非难事,因为我们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有他的诗文对他的生活状况、经济地位、思想品德、精神面貌都有充分描述与再现。     

试论真理的时效性——兼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真理的时效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真理本身的时间效应;二是指运用真理的时间效应。真理有没有时间效应?有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这是哲学中一个古老的问题,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分歧之一。早在古希腊,许多哲学家就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提出“一切皆变,一切皆流”的辨证思想。因此,他认为,作为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正确反映的真理(他叫“逻各斯”),也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他断然否定有永恒不变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过时——兼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这期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十年间,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出现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过时论”本是一种国际思潮,自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理论与实际》发表以后,这种思潮在国内又进一步被搅起,并曾一     

差异与阶级的起源

差异即指一切事物或事物内部要素间的差别，它尤物质的存在状态。人之间的差异纷繁复杂，总体而言，包括自然差异、社会差异及受这两者影响的个体努力程度的差异（1）。前私有制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公有，人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于自然因素方面，这种自然差异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化，便构成了阶级的先在逻辑基础。阶级，正是沿着人之差异的缓坡而逐步爬进人类社会的。一、人之自然差异的社会化人的自然差异主要指遗传和地理环境对人的不同影响。原始社会初期，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公有，人们拥有几近相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地位，因而…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兼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正> (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体系。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们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就其对象而言,它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由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三者融为一体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就其作用而言,它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为无产阶级提供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指引着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同各国革命斗争相结合的过程中,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试论英国与“冷战”的起源

“冷战”是指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非武装进攻的敌对活动。它发端于战后初期,结束于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关于冷战的起源,学术界一般强调美国的作用而忽视英国的影响。本文在分析战后初期英国与苏联之间矛盾和分歧的基础上,认为英国不仅是实行对苏遏制政策的急先锋,而且是西方遏制苏联的促成者     

商鞅变法是革命阶级对反革命阶级的专政——兼驳苏修对商鞅的攻击

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38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政治革命——商鞅变法。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正是战国中期,如果从春秋后期,中国社会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个角度来看,已经是这个历史转折的晚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经历了几百年的漫长而又激烈的过程之后,封建制已经在各诸侯国取得了胜利,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强大,而且也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韩、赵、魏三家分晋,实际上是这些诸侯国内封建势力对奴隶主阶级的一次巨大     

论商族的起源——兼论黄帝

商族的起源问题,是研究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历来学者看法不一,总括起来主要有西来说、东来说和北来说。西来说提出最早,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东汉郑玄、西晋皇甫谧、唐郑樵以及近代俞正燮均同此说。商汤所都之亳虽不在陕西,但商族来源于西方还是有史可征的。     

老子论“美”刍议——兼驳“老子反对美的观念”

《老子》一书八十一章 ,其中有六章谈到“美”。从字面上讲 ,它们都是完美无缺憾的意思 ;从本质上看 ,它们都是以信从自然、无所作为的无为主义思想为特征的。虽然老子的“美”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 ,但在客观上它也有一定的美学意义。它不仅带有审美愉悦的色彩 ,对审美对象也有特别的规定 ,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特殊的一席。可是有的论者认为老子“反对美的观念” ,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艺术起源的主客观条件——兼析“综合论”

文艺起源问题是文艺理论的重要课题,它最终植根于美与美感的起源。以往种种文艺起源理论的不彻底性,归根到底在于它们并没有真正解决文艺起源的特定主客观条件——美与美感的起源;唯物史观的“劳动说”之所以是彻底的,就在于它从创造美学——审美学——艺术学的有机整体中,来考察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在阐发和宣传“劳动说”方面,有其特殊贡献。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明确阐释艺术起源的特定客观前提——对象的审美属性如何从劳动中产生,只侧重于论证其主观前提——美感的起源;而对于后者,他又没有把马克思关于从动物感觉到人的感觉的质     

驳“三正论”

长期以来,在古人所用历法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其中流传广而影响大的就有一个“三正论”。按“三正论”者对“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的解释,历代开国君王为表示“受命于天”,都要来一次“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夏朝用历以寅为正,殷朝用历以丑为正,周朝用历以子为正。秦始皇迷于“三正论”,继周之后来了一个建亥为首,亦表示受命于天。     

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兼论“南岛语族”起源

“台独”分子宣扬台湾原住民与大陆无关的“南来论” ,是对原住民“马来”种族、“印度尼西亚式”文化属性和“南岛语族”语言范畴的主观歪曲。作为台湾原住民“南来论”依据的“南岛语族”东南亚起源论 ,在民族考古学与比较语言学实践中都忽视了华南大陆的材料。在这一学术缺陷下的“结论” ,有悖于自远古以来亚澳间海洋地带土著民族文化发展与空间传播的历史事实。民族考古学的新进展表明 ,台湾原住民和“南岛语族”及其文化主要起源于华南大陆。     

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兼驳资本主义“补课论”

马克思提出的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实现.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邓小平等阐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回答了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两次飞跃,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节奏与诗——兼论节奏的起源

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于其具有韵律与节奏追求。这种追求由于兼备了构成诗歌意义的特质,而与音乐、舞蹈对节奏的追求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诗歌作品的节奏从本质上说是人类自身节奏感的一种外化表现。人类自身节奏感是以二节拍为主要形式特征的节奏,它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在人类生活与劳动过程中逐渐积淀与进化,衍生出三节拍、四节拍等多种样式,并且逐渐具有了社会文化学与美学上的价值。     

论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冗余与亏空——兼驳“同案同判”与“裁判可接受性”

"指导性案例制度"在制度与法理层面是冗余的。在制度的"指导性"分析上其无法回应作为实证主义的法律体系理论的挑战,在法理及案件裁判效果上亦无法摆脱作为"裁判可接受性"的理论硬伤。法条主义的延续与"解释学循环"则在制度的"方法一阐释学"意义上重创了作为立法/司法哲学的指导性案例理论的展开。另外,法治体系理论无法容忍案例指导制度实施后的规范繁杂、琐碎与"非融贯性"。在法理论意义上,指导性案例制度是冗余进而亏空的。     

论苗族“四月八”的起源——兼与汉族“四月八”的比较

通过相关的节日传说、习俗,论述了苗族"四月八"节日的起源,并与汉族"四月八"节日进行比较,说明其异同之处,指出了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应充分发挥这个节日的辐射作用,以促进苗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啸的起源——兼论语言的起源张应斌

人类的啸与动物的天籁近似,人类在前语言时期用啸进行交流,利用啸的生物语言特性狩猎,在啸的发生发展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人类学内容。     

释“句吴”与“工■”——兼论吴文化起源的特色

一、问题的提出 典籍中的“句吴”,金文或作工廬(工廬王剑)、工欧(者减钟)、攻欧(攻欧太子姑发剑)、攻玫(夫差剑)、攻教(夫差戈)、攻激(吴王光戈)、攻吴(夫差鉴)、吴(吴王光鉴),皆为古吴国之国名。句吴的含义及其取名的缘由,因涉及吴文化起源的一些关键问题,学者曾多所探讨,现将主要观点列举如下:     

驳两岸“制度之争”论兼议“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制度之争”以及其所代表的两岸之间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争的观念在台湾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两蒋时期、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以及2008年以来,台湾当局基本延续了这一思维。但“制度之争”的本质是台湾当局与部分国际势力谋求政治利益的一个筹码,两岸之间存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台湾问题的本质。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化解两岸所谓“制度之争”、完成国家统一的最优模式。